李景端

改革开放初期接待外宾趣事

李景端

如今跟老外交往，太平常不过了。假如将三十多年前如何接待外国人的情况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准会无法理解，甚至觉得可笑，但那就是历史。

1982年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编辑部当编辑。有一天，局办公室通知我，要我参加接待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代表团。这是我头一次涉外，心中颇感茫然，连忙请示该怎么做。答复是：一、赶紧去印一盒名片；二、去省外办了解这个代表团的背景，立即起草一份接待计划报批；三、按照接待计划，落实好每项活动的时间、程序和接待人员；四、去南京饭店订好房间；五、将计划报送公安厅备案。我初次承办这种事，少不了多次折腾，忙碌几天总算一 一照办。

外宾到宁后，办公室主任张杰和我两人，也同时住进南京饭店，以备外宾临时有什么要求，好随时去办。果然客人到后希望安排晚上活动，这一点原先接待计划中没考虑。临时要增加难度不小，而那时，大家都视接待外宾为政治任务，再难也要设法去办。我连忙找到省市文化局，经多方联系，总算组织外宾观赏了一场京剧，老外连赞wonderful（精彩极了）。客人走了，我们还要向省外办写份接待报告。仅两天的接待，却前后让我忙活了大半个月。换在现在，大概几个电话就解决了。

上面讲的是公家接待，下面讲到私人接待，经历的周折就更多了。同是这一年，我有一位入了日本籍的堂姐，回福建探亲返日途中，要来南京看我。为了便于叙家常，她要求住到我家。她一行连子女和福建陪送的亲戚多达7人，那时我只住约80平方米住房，如何住得下。而且按当时的规定，有外籍人士住进我家，一定得向组织汇报。好在单位领导很重视，做出三项指示：一、为了给外国人对中国人生活环境留下一点好印象，决定派瓦工将我家墙壁粉刷一遍；二、劝请我楼下一户单人邻居，临时让出住房两天，借给我家来客暂住；三、要我向派出所申报外国人临时居住。前两项很快办妥，派出所来我家调查询问后，也登记好了。

那个年代出租车很少，私人接待外宾，用车是个难题，全靠四处求人借车用。还有个大麻烦，我家那时没有电话，而来客们却不时要同日本亲朋通电话，为此，每次我都得带她们去附近出版局传达室去接打电话。她们很不适应，但现实如此，也只好表示理解。

南京招待一番后，我要陪客人去无锡看看。那时候，找旅馆很不容易。我先托无锡师范学校的朋友代订无锡住处，哪知到了以后人家不让住，说他们不是涉外旅馆，无权接待外国人。这一下可把我们一行人急坏了，无锡又无其他熟人，后来还是找师范学校的朋友，多方联系之后才找到了住处。

有了这次教训，到苏州时，我们住进国旅旗下的姑苏饭店。那时为适应对外开放后不断增加的外国旅客，南京、苏州等地，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一批铅制单层的简易宾馆，外观较简陋，但内部设施还可以。姑苏饭店就属于这一种简易宾馆。

毕竟是国旅系统，在吃住行方面，比在南京、无锡时省心多了。最有意思的是，在苏州结账时，饭店竟免收我所住那间房间的房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地陪住房都不收费。”原来这是旅游界的规则，首团的“全陪”和当地的“地陪”，住房都不收费。我既是陪外国人来住，那我就是“地陪”了。从上述小故事中，也折射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巨大变化。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本栏目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