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陈其美与民初三宗疑案

沈祖炜

一百年前，1916年5月18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惨遭暗杀，年仅38周岁。 在其湖州陵园里，孙中山手书“成仁取义”，蒋介石题“精神不死”，于右任题“春尝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辛亥革命时上海武装起义的领导者，陈其美受到革命阵营的敬重，其志士英名受到后人的景仰。

然而，对于陈其美的评价却离不开民国初年的三起枪杀案，因为一直有人拿这三宗疑案说事，企图给陈其美作出负面的评价。

一是说陈其美于1912年1月暗杀了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二是说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陈其美是第一嫌疑人。三是说陈其美死于青帮组织的刺杀行动。这些说法均将辛亥革命时期对革命党人的刺杀，说成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自相残杀。

当然，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阵营确非铁板一块。

光复会在江浙一带颇有实力，1907年徐锡麟、秋瑾牺牲后，孙中山派陈其美从日本回国，其任务就是联络秋瑾的部下，推动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合作。陶成章与同盟会特别是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上存在分歧，可是相对于推翻清朝的革命大方向而言，这种分歧只是次要矛盾。陶成章遇刺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沪军都督陈其美发去紧急唁电，肯定陶成章“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陶成章遇难后，陈其美莅临追悼大会祭奠，并即席演说曰：“此时北廷未覆，光复未奏全功，同胞当努力继绍诸烈士之志，以慰烈士之心。”应当说，这是中肯的肺腑之言。追悼大会上有人激烈地发言，揣测陶成章“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据此偏颇之论 ，后来有人推论是陈其美出于宗派偏执，指使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行刺陶成章。但是，言者信誓旦旦，论证却是粗糙的，难以令人信服。

宋教仁是醉心于“宪政”的国民党人，同陈其美力主武装夺权的方针有所不同。陈其美为策划长江流域的起义，1911年7月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11月陈在上海领导起义，光复上海，并被举为沪军都督，随后组织联军攻占南京，拥护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路线不是针对武装革命的，而是在孙中山向袁世凯让出大总统职位之后，宋试图让国民党以议会政党的角色来制衡袁世凯。平心而论，宋孙两方面都不视对方为敌，事实上，孙中山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尊重的，称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第一人。秉承孙中山旨意行事的陈其美根本没有刺宋的理由。近来有人撰文直指陈其美策划刺宋，却尽是推测、武断之语，缺乏严谨的证据。

至于刺杀陈其美者乃青帮的说法，也相当离谱。陈其美1908年回上海即以革命活动为目的，1909年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1号设立天宝客栈，表面上生活放荡不羁，实际上联络光复会革命同志，密谋起义。同时，为争取帮会支持革命，他也加入了青帮，并成为青帮的一个重要头目。这与孙中山团结帮会，扩大反清革命力量的主张是一致的。由于陈其美的特殊身份，他的许多活动和行踪都同帮会有交集。帮会的性质，决定了青帮中人既有可能参与革命活动，又有可能被反革命所利用。所以在枪杀陈其美的疑犯中有人有帮会背景并不足怪。袁世凯对陈其美恨之入骨，一是恨其坚持共和立场，二是恨其拒不就范。陈曾对袁世凯说：“凡有倾覆共和者，我必反对之。拥护共和者，我当扶之。”袁世凯视陈其美为无法操控的对头。他曾以柔性手段利诱陈其美，委他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长。没想到陈宁可辞去沪军都督之职，也不肯顺从袁世凯。1913年袁阴谋称帝，陈奋起反袁，失败后也不气馁，追随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并在上海继续组织反袁武装暴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起兵讨袁，陈在江南发起军事行动，策应蔡锷的护国军。对于这样的一个陈其美，袁世凯岂有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当时确有袁重赏70万银元派人刺杀陈其美之说，孙中山在悼陈其美文中就采信了这一说法。

对历史的评价从来都受到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的制约。我们对革命英烈陈其美保持着应有的敬意。可是民国初年的三宗枪杀案疑窦重重，迄今尚未完全厘清，毕竟使陈其美盖棺百年而未定论。我们期盼史学工作者能够发掘出更多的史料，做出更深入的研究，以便对陈其美做出完整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