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环

从文化资本角度看“愤怒的青年”愤怒的理由
——以小说《幸运的吉姆》为例

刘玉环

在小说《幸运的吉姆》中，文化资本欠缺成为出身低微的吉姆阶级提升道路上的拦路虎。正因吉姆在艺术界的无语、在出版界的无奈、在教育界的无名，所以遭到中产阶级排斥，这是以吉姆为代表的“愤怒的青年”共同的命运。

文化资本 “愤怒的青年” 《幸运的吉姆》

《幸运的吉姆》（Lucky Jim， 1954）是金斯莱·艾米斯(Kingsley Amis，1922—)1954年发表的小说，被当作“愤怒的青年”文学的代表作。所谓“愤怒的青年”，指“‘英国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一些小说、戏剧的作者和主人公”[1]。他们出身下层社会，因无法进入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社会，所以“对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发出抗议和不满之声”[1]。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级划分标准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进入20世纪，随着阶级状况的改变，很多学者提出多元阶级划分标准。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布迪厄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提出根据资本总量进行阶级划分的主张。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既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经济资本，也包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资本总量决定人的阶级归属。

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形态、客观形态和体制形态三种。正如布迪厄所说，文化资本看似隐蔽，却在无意中显露一个人的阶级归属。在《幸运的吉姆》中，正是文化资本欠缺使吉姆被排斥在中产阶级之外，因此充满“阶级愤怒”。

一、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吉姆在艺术界的无语

“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是“以精神或身体的‘持久性情’表现出来的”[2]，人的艺术品位、语言习惯、身体姿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小说中，艺术品位的差异使吉姆无法适应中产阶级生活。

首先，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音乐是显示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而吉姆对音乐一窍不通。吉姆是大学讲师，他想要留任，所以必须得到威尔奇教授的认可。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威尔奇在艺术方面附庸风雅，谈话中屡屡提及音乐，假日频频举办音乐会。为讨好威尔奇，吉姆称自己“勉勉强强识点谱”[3]。然而，在音乐会上，威尔奇指挥客人分声部演唱歌曲，吉姆负责男高音。此时，否认前言为时已晚，临阵逃脱又不可能，在这“艺术的盛宴”上，吉姆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讲授大学历史和音乐水平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对此，吉姆无法理解，只能通过偷偷涂抹作曲家的脸谱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对于绘画，吉姆同样没有研究。看到威尔奇家摆设的“主要起炫耀功能”的东方小菩萨，吉姆无从辨别好坏。看到威尔奇的儿子伯特兰德目中无人、玩弄女性的伪艺术家嘴脸，吉姆鄙视其为人，对其画作却不敢妄加评论。直到听显贵戈尔阿夸特指出伯特兰德“不中用，就像他的画一样”[3]，吉姆才对自己的判断有了信心，“知道他在那个问题上是不会错的”[3]。

正如伯特兰德所说，自己之所以喜欢富人，是因为“他们能欣赏我所碰巧喜爱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屋里充满了美丽的东西”[3]。吉姆之所以遭到中产阶级排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艺术趣味差异。

二、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吉姆在出版界的无奈

“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指以书籍等文化商品形态体现出的“文化遗迹或理论色彩”[2]。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讲师，吉姆在出版界默默无闻，处于无奈的境地。

作为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吉姆没有资历发表自己的作品。小说开篇提到吉姆写了一篇文章，“对历史事例进行了发疯似的盘根究底”，希望“用这篇文章来抹掉他给学院和系里所留下的‘坏印象’”[3]。如果文章被专业杂志采用，吉姆的留任就会更有把握。然而问题在于：他无法找到能够发表的期刊，从编辑那里得到的答复多是“别的稿件压力太大”、“没有版面”。威尔奇认为老牌刊物拒绝刊登，这意味着吉姆的文章没有价值。然而，这篇“毫无价值”的文章却被期刊编辑所剽窃，改头换面刊登在国外权威专业杂志上。实际上，并不是文章没有价值，而是新人吉姆在学术界没有发言权。

相比之下，威尔奇虽不学无术，但由于头顶“教授”的光环，手握“校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大权，所以能够在学术界呼风唤雨。他充分利用了吉姆的“学术价值”，每当他温文尔雅对吉姆说出：“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必是为吉姆安排了新的学术任务，比如让吉姆为威尔奇自己要写的一本书搜集资料、整理笔记、校对稿件等等。

吉姆无法在学术界发出声音，只能忍辱负重，“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在他看来，威尔奇就像自己服役时的野蛮长官，而校长的声音听起来也像“一阵杀人狂的大笑”[3]。最终，吉姆借酒兴道出了愤怒之情，“和学术界一刀两断”[3]。

三、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吉姆在教育界的无名

“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指的是“以大学文凭、博士学位、教授资格体现出来的等级制度”（571）。当时英国教育领域的阶级差异非常明显，吉姆低微的教育出身成为其被中产阶级排斥的理由。

首先，吉姆中学时就读的是“地方普通中学”[3]，这对吉姆的阶级归属具有重要影响。在英国，中产阶级子女通常就读昂贵的私立学校，而下层阶级子女一般在公立学校读书。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在《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 1988）中提到了英国中学教育的阶级分化。在小说中，中产阶级子弟大卫和妹妹就读于私立学校，在他们看来，“公立学校实在可怕”[4]；而出身低微的海蕊姐妹都在公立学校读书。在《幸运的吉姆》中，戈尔阿夸特之所以提携吉姆，正是因为“同病相怜”，

戈尔阿夸特理解“地方普通中学”毕业的吉姆所遭受的排斥，理解其阶级提升的艰难。

其次，吉姆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不是毕业于名牌大学，这是很多“愤怒的青年”的共同命运。从整体上讲，当时英国地方大学的教育质量不够理想。由于实行福利制度，“一不能看书、二不能写字”[3]的学生也能接受高等教育。如果高校不让这些学生拿到毕业证，就浪费了国家钱财，还会影响学校发展和教师就业，所以只能将“一个个只要能写出自己名字的大草包都统统放及格”[3]。“所有的地方大学都在走同一条道路”[3]，不管是吉姆任教的学校，还是求学的学校，一概如此。吉姆等“愤怒的青年”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在低劣的“灰砖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因这样的教育遭受排斥，其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总之，在《幸运的吉姆》中，正因吉姆在艺术界的无语、在出版界的无奈、在教育界的无名，所以遭到中产阶级的排斥。文化资本欠缺成为吉姆阶级提升道路上的拦路虎，成为其“愤怒”的重要理由，这是以吉姆为代表的“愤怒的青年”共同的命运。

[1]Chris Baldick.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M].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2]张意.文化资本[A].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金斯莱·艾米斯.幸运的吉姆[M].谭理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Doris Lessing.The Fifth Child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1988.

（作者单位：长春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文系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二战后社会转型期‘愤怒的青年‘文学现象研究”（2016BS59）和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多丽丝·莱辛的跨文化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6第316号）的阶段性成果。

刘玉环（1979-），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