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wa Ragheb 马尔瓦.拉吉卜

新闻叙述者分类和叙述视点

Marwa Ragheb 马尔瓦.拉吉卜

【导语】本文研究新闻叙述者们的分类和叙述视点

一、叙述视点

叙述视点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讲述和观察的特别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可能现出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新闻的本质也是超值的文本和语言、新闻叙述视点是新闻语言对内容进行讲述与观察的角度。叙述视点的作用在叙事中很重要，在新闻报道中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事实做叙述，形成不同的结果，同一个事实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结果会变成不同的事实。我们可以把新闻文章叙述视点分为下列几类：

（一）限制叙述视点

我们可以把限制叙述视点分为两类：内聚焦和外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都有叙述的真实性，新闻文章的人物视点介绍叙述者的视觉，叙述只能按他自己的所感所见和所想所闻进行叙述，他不会批评与分析别人的内心。外聚焦叙事视点，叙述者的叙述不能对人物内省进行任何叙述、只能对人物外部言行，从非人格化的视点来叙述人物的真实。外聚焦视点的叙述者对人物的叙述只会追求一种客观的结果。

（二）全知叙述视点

全知视角，是记者全部知道的叙述视点、同时也是记者利用的叙述角度，记者能说任何事物的秘密，这个秘密其他任何人不知，只有叙述者知道。叙述者就是新闻文章的记者、能感觉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同时能对叙述内容做批评和分析。可以说，叙述者有全知视点肯定对叙述的内容无所不知。

（三）纯客观叙述视点

纯客观叙述视点的叙述指记者只能叙述所闻和所见、他只会叙述人物的外部言行，不会直接描写和分析人物的心理，同时也不会评价人物和事件。

二、叙述者的五种形态

叙述者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掌控者。我们会发现不同文本中的叙述者有不约而同的共性。叙述者身份的变异，权力的强弱，所起作用的变化，在叙述主体格局中的地位迁移，是考察叙述者与整个文化构造之间关系的突破口。叙叙述者可以分为五形态：

（一）单纯的叙述者

这种叙述者广泛存在于50年代到70年代的小说文本中。单纯，意味着普遍接受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强调文本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同一性，注重生活的客观性、真实性；推崇事出有因的可信性。写实性是单纯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基本动机。

单纯的叙述者的叙述是一种直线型的叙述，少许波澜不能阻挡矛盾的克服，倒是有意提供了阅读趣味。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失败、胜利、走向胜利成为革命史的文学形式。曲波的《林海雪原》尽管开始是农会干部被屠杀，最终小分队剿灭残匪，终于获得胜利。《红日》开始是涟水战役失败，最终以孟良崮战役的成功获胜为结局。这种单纯的叙述不是对读者智力水平的漠视，而是历史的结论。在单纯的叙述者的叙述之下，人物的性格走向扁平化、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同志之间趋向友爱。

（二）忧患的叙述者

忧患的叙述者遵循的依然是对生活真实反映的现实主义原则。叙述者大于人物，以一种沉重悲痛的叙述口吻讲述灾难的故事，人物在故事中慷慨悲壮、正气凛然地面对邪恶，最终常常以死亡为结局。死亡，不是一般性生命的自然终结，而是冠以政治的诬陷、蹂躏、迫害和恐怖性打击。悲剧性的死亡是展示灾难荒谬时代最为可靠的证据。《伤痕》《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是谁》忧患的叙述者眼含泪水，使小说文本笼罩上一层哀伤的色彩。

忧患的叙述者在反思历史。反思实际是时代精神寻求超越的特征。反思立足于历史，寄托于文学却又拘泥于历史，迁就于文学。反思成为一种表面化的文学仪式。忧患的叙述者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负起反思的重任。50—70年代无论是战争题材，这是农村题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制约着叙述话语的多样性。 “50年代以后，写英雄典型，写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线索的小说主张，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

（三）超然的叙述者

这是文化寻根小说表现出的叙述者形态。之所以谓之超然，一是叙述者竭力以一种客观的冷静的叙述口吻来讲述故事。其主观态度寓于客观事件的描述之中。有一种置身事外，重在描述的共性。超然的叙述者并非一味超然。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隐藏着更深沉的主观，确实真正地实现了倾向“应在场面与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叙事原则。《爸爸爸》这部小说尽管非常凝重、峻冷和超脱，我们仍然能够觉到生命的活力以及深沉的感悟与忧患。“小鲍庄”人倡导和话语中的“仁义”在其功利性的行为中悄然瓦解，支配他们生活的真正动力实际上是自私自利的实用性内容。新写实小说的叙述者也常有这种超然的倾向。所谓“零度情感”叙述，即意味着叙述者所展示的生活内容、时空场景具有客观化的意味，不介入主观评价，回避叙述干预，尽可能叙写生活的“原生态”、“本真状态”，是对生活的“仿真叙述”。

（四）不可靠的叙述者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将“隐含作者”是否存在视为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标识。隐含作者的隐蔽存在是不可靠叙述者类型存在的依据。其意义可以引申为可靠的叙述者所代表的道德、哲学、历史观念与作者真实的态度构成一种同构关系，接近而不等同。不可靠的叙述者则由于隐含作者的存在导致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距离矛盾。正因如此，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叙述因素走向消解。叙述者所担负的文化整合功能，统一性的意义也就会自我弥散。由此，单纯、忧患、超然的叙述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相对独立的文化精神使小说的主题趋于同一。

不可靠的叙述者在小说文本中的出现，是当代现实文化出现的溃败之相，诸多文化因素顽强破土的结果。后现代主义以其难以估量的颠覆瓦解之力给予文学观念、小说观念、作者神圣性观念以冲击。它是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先锋，却不自觉地充当反政治、反意识形态的角色。

（五）私人化的叙述者

“私人”相对于“群体”、“公众”、“社会普遍性”而言。小说叙述一旦进入“私人”领域，叙述者将面临道德风化的巨大压力。私人化的叙述者以超凡脱俗的道德勇气坦然，喋喋不休、喃喃自语、黯然神伤、忧郁空虚地诉说私人的故事。私人化总是与隐私联系在一起。就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私人化的叙述者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文化解读的可靠角色。但也应该说，私人化叙述者的叙述虽然逞一时之盛，乃至形成对其他叙事的遮蔽，却终究不会由边缘步入中心。人类对隐私隐秘的回避是人类自救的方式之一。过多地诉说，或许不过是叙述者的自渎，读者也会由惊奇而转向漠然。这也许是私人化叙述者的必然宿命。

M a r w a R a g h e b马尔瓦.拉吉卜（1983—），女，埃及人，2012年硕士毕业，现在博士在读，从事工作：阿拉伯中文翻译，文学专业。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国家翻译和通讯中心） 埃及 1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