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鸿

乡人旧事（三题）

陈德鸿

犟眼子

犟眼子姓吕，脾气又硬又拗，平日里总绷绷个脸，像是谁欠他二斗谷子半袋子糠似的。若是谁招惹他了，不论老少，他都会操起手里的东西想和人家拚命。拗劲上来，无论天公地母，他都敢违抗。那时的生产队长是很有权威的，但给他派活时，都得反复掂量，稍不对路子，他轻则扭头就走，放着养家活命的工分不挣，重则骂个昏天暗地，甚至寻死觅活。几辈子的村邻住着，谁也不愿伤了和气撕破脸，于是能顺则都顺着他，但背地里却都骂他死犟眼子，说若不是吃饱了撑的慌，就别惹乎他。

犟眼子一天难得说几句话，但凡说话就抬杠。文革初期，讲究背诵毛主席语录。在地头歇气儿时，有不知轻重的人让他背，他就说背个屁，拿俩大饼子来，吃完了我给你背。大家讲忆苦思甜，说地主如何如何坏。他就抬杠说，那时你爹是当不上，能当上谁都愿意当地主。人家说资产阶级把大粪看成是臭的，贫下中农则认为是香的。他就说香的你不直接吃喽，还种地干啥？大家咂摸咂摸，倒也是这么回事，也就一笑了之。村里民风淳朴，没有在政治上琢磨人的习惯，也就任凭他这样嘴无遮拦地抬杠，只是往往被抬的人没怎么样，他反倒先气得脸红脖子粗了。

后来要派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年轻的资历浅，生产队也舍不得放；上了岁数的，多是大字不识几个的闷嘴葫芦。大队选来选去，觉得犟眼子最合适。大队革委会主任跟他说，学校把孩子们都惯懒了，惯笨了，一口猪喂几年也喂不大，校田里草苗一起长，想让你去给管教管教。犟眼子想了一会儿，也没提啥要求，就顺当当地进了学校，叫“驻校老贫农代表”。

入校第一天，校长把师生们集合到操场上，请犟眼子讲话。犟眼子平日里抬杠又硬又倔，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时却有些忸怩不安。他绷着脸站在土台上，不停地用手摸着新戴的一顶帽子，好半天，才开口说，好听的话我就不说了，往后那猪哇，得好好喂。你们瞅眼下那猪，毛都扎篷着，有半尺长，要真能长猪砂，也就值钱了，我看不像那回事。都是庄稼院的孩子，侍候猪还不会？要真侍候精心了，喂泔水都长膘。还有那蓖麻该铲了，草都长得快打籽了。刚才我还看到你们有人用青蓖麻籽玩顶牛，那不是败家吗？我问你家趁啥，嗯？趁啥？那几个蓖麻籽的油能点一晚上灯，你知道不？犟眼子把校办农场的处处都点到了，然后摸摸帽子，瞅瞅校长说，今儿个就说到这吧，我下次再说。校长点点头，他就跳下土台，站到一边，很认真地抬着头，听校长的补充讲话。

犟眼子到学校后就很少抬杠了，主要是没有了抬杠的对象。老师们做的事他不懂，自然没法抬杠。而他要做的事，老师们也不阻拦，他也就没必要抬杠了。尽管老师们一口一个老代表喊他，但他总有些不自然，虽然管教学生时很硬气，但一到老师面前就显得畏怯自卑。老师们似乎也觉出了这点，便对他更加恭敬。

其实，犟眼子进学校，老师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养猪种地、校园的看护保养都不用他们操心了，甚至学生课堂外的管理也交给了他。犟眼子几乎整天都在校园内外干活，哪个学生爬墙豁了、上房顶了、打架骂人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一声吆喝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老师们是发自内心地恭敬他。

长期不抬杠，犟眼子的脾气似乎好了许多，对学生们也柔和起来。有时哪个惹着他了，巴掌抡圆了扇过去，落在脸上时，却是轻轻的一下。见犟眼子不那么“犟”了，这些欺软怕硬、越娇惯越上脸的学生们便有些放肆起来。

犟眼子家是土改时从地主手里分得的三间仓房，已经很老了，秫秸的房檐里有许多鸟窝。以前谁打鸟掏鸟都不敢到他家里去，这阵子看他也不过如此，大不了挨一个轻轻的巴掌，于是就越了界。冬天吃完晚饭闲极无聊，就拿上手电筒去掏鸟窝，掏到了他家也不绕开，继续掏，犟眼子还真就没吭没响。房檐里的鸟都是家雀，夜盲眼，天一黑就归了窝，用手电光一照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老实得连头都缩到翅膀下面，任凭一窝一窝地被抓走。抓着抓着，抓的人胆子大了，就把犟眼子的旧毛病抓犯了。犟眼子家房檐里不光有鸟，还有蛇。这天掏鸟窝的人架好人梯，上边的一个刚拧亮手电，一条正在冬眠的大青蛇突然探头探脑爬了出来，抓鸟的人一声大叫，人梯立时坍了。犟眼子闻声出来，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了，弄个照魂的筒子，天天晃得人睡不好觉！边骂边抓住那条大青蛇的尾巴，三两下就把它的骨头甩脱了节，然后鞭子样向掏鸟的人抽过去，抽得那几个半大小子哭得都不成调了。后来一说起这事人们就笑，说犟眼子这招真是损绝了。

掏鸟事件后，学生们对犟眼子真正害怕起来，尽可能躲着他。老师们见了他也是一脸的迷惑畏惧，无论他怎样在间操时搿饽饽说馅地讲如何侍弄猪，如何铲地，还是下雨时为学校垫路，下雪时为学校扫雪生炉子，但效果却总像老虎给猫挠痒痒似的，老虎再怎么慈祥耐心，猫也不敢轻心得意了。后来犟眼子也就懒得给师生们讲了，只顾自己闷头干活。校园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浑身上下泥水不断。

一年后，犟眼子明显老了瘦了，脾气也更犟更倔了。他的儿女们强烈要求大队把父亲从学校撤出来，理由是他都快累死了。人们就说这犟眼子也太不开窍了，学校本来是个养身板的地方，反倒把他给累坏了。

没了犟眼子，老师们都松了口气，但很快便觉出了麻烦：地没人种了，猪没人喂了，墙豁没人堵了，桌椅坏了没人修了，而学生淘起气来，再没有什么能镇住了。于是就想起了犟眼子的种种好处，恳求大队最好再给派个这样的人来。

大队再没给学校派人，好像也看明白了贫下中农驻校根本就是闲扯蛋，铆大劲也只能管理一些皮毛，何况，犟眼子在先，还有谁愿意再接这个茬呢？也不知犟眼子是真的累坏了，还是另有病灶，离开学校后，再没去生产队干活。

犟眼子临死前两天，已经病得极重了。老师们凑钱买了几瓶罐头，由校长拎了去看他，这也是老师们第一次主动接近并亲近犟眼子。校长委婉地说出了“对不起，让你老受累了”等几句道歉话。犟眼子闭着眼睛摆摆手说，你们把那猪哇，卖了吧，卖到谁家都是它的福，你们拖着它，它拖着你们，都遭罪。校长不吭声。犟眼子大概也猜出了校长的难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拍着胸脯子喊，就说我说的，老贫农说的，谁来炸刺叫他找我来，妈巴子的，我一巴掌把他扇灶炕里去。喊到最后，脸红脖子粗，憋得直喘粗气。他的大儿子赶忙把校长拉到屋外，有些抱歉地说，学校事多，您忙去吧，您要再坐下去，我爸准气死不可。弄得校长很不落意，留下不是，去了不忍，回来和老师们一说，有那心软的女老师就流下了眼泪，说可惜了这个老犟眼子。

犟眼子活着时人缘不好，处处抬杠总是不招人喜欢，没想到，出殡那天，来帮忙、吊孝的人却很多，几乎整个大队的人都来了。

起灵的唢呐响起时，人们忽然觉得，这些年来，真的有点对不起犟眼子了。

那老爷子

那老爷子还不到五十岁，但长得却极其老相，矮矮的个子佝偻着腰，长而扁的脸颊满满地覆盖着雪白的胡茬。他可以整天无话，闷闷地干活，可一旦打开话匣子，就颠来倒去地没完没了，还常常“耍活宝”。所以村里的人都不叫他的大号那明伦，而叫他那老爷子。

那老爷子除了阿拉伯数码外，只认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从当时生产队的工分薄上渐渐认熟的，但却不会写。每月结算工分，得用手指顺着他那栏反复划着看上好几遍，像用手摸字似的。这时若是谁逗他一句：那老爷子，你看了别人的了。他就不知还要摸上多少遍，最后认定了，冲那人骂句“妈巴子的”，然后在后面的空格里极认真地摁上自己的手印。

那老爷子的脾气很怪，动不动就要去死。平日里病老婆怄气，两个半大的儿子淘气，那老爷子就说，我这是活得啥劲呀，还是死了好，死了就舒坦了。一说去死，老婆软了，儿子哭了，村人街坊也纷纷赶来劝解，死什么呢？好死不如赖活着，等过几年儿子大了，娶妻生子了，有你的福享呢！这样被人围着劝着，那老爷子似乎才感受到人生的乐趣，但他却并不“顺坡下驴”，还想再闹大些，往往扯上一根绳子，对众人说，我死也不在屋里死，免得糟践了房子，我上二道沟去死。

村西三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条引水灌溉的人工沟渠，叫二道沟。在孩子们眼里，它宽大得宛如大江，夏日里水声滔滔，加上两边大坝上密密的树木和沟后的一大片林子，看起来显得有些阴森恐怖。在大人眼里，二道路沟也不是个吉祥的地方，一听说谁去二道沟了，村里马上就会骚动起来，准是又有人投水或上吊了。但是听说那老爷子要上二道沟，劝架的人们却不拦他，知道越拦他越起劲，这时就叫过我们几个围观的孩子，嘱咐说，跟上去，盯着点儿。我们几个便忽啦啦跑出去，远远地盯着那老爷子。

那老爷子仿佛身后有眼，刚出村子就不跑了，他拎着绳子，晃晃悠悠往前走。到了二道沟，先坐在坝顶上歇一气儿，抽袋烟，然后磕磕烟袋锅，猛然回过头来，小兔羔子们，别看了，都给我回去。我们知道没事了，但也并不回去，依旧盯着他，盯着他走下大坝，拔蒿子，捡柴禾，我们则在一旁逮蚂蚱。

等那老爷子用他上吊的绳子捆了一大捆柴禾往回

走，我们也用草棍串了几串蚂蚱回家喂鸡了，并告诉大人，没意思，那老爷子根本就没去死。

春去秋来，那老爷子一年不知要“死”多少回，但终究还是活着。大人们就说，这那老爷子呀，一点也没正性。不知是哪个俏皮人起的头，村里的半大孩子玩耍时便常常蹦出一句歇后语，那老爷子寻死，逗你玩呢。

或许是日子过得太清苦了，那老爷子累极了就寻一回死，偶尔也会骂场街。

那老爷子骂街很耐听，多数是在早晚时候，开头一句总是“妈巴子的”，接下来便上下纵横，天王爷爷地神奶奶、瞎猫瘸狗祖先八辈，全都骂到，但都没有具体所指。赶上天暖，许多大人也出屋来听，边听边唠些庄稼日子的闲嗑儿。听那老爷子骂上一阵儿，回去过日子就更有耐性了，仿佛一回闷气被排出来似的。小孩们则更愿意到近前去听，扒窗台、挤门口，看那老爷子一边气愤满腔地骂，一边细致精心地往稀菜汤里下点湿面疙瘩，再吹吹拂拂地端给他长年卧炕的病老婆，或者是边骂边就着他的瘦腿杆一下一下地搓麻绳。拾柴禾用，纳鞋底用，反正庄稼人离不开绳子，早晚都得搓点。见孩子们挤挤擦擦、嘻嘻嘿嘿地围着他，那老爷子就又有点得意起来，冷不丁拽住哪个的脖领子，小兔羔子，给我背段语录。被拽住的孩子并不怯场，立刻高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那老爷子的拗劲就上来了，妈巴子的你瞎说，不怕牺牲就能胜利了？这大概是有感于他的寻死吧，死来死去不还是没有任何胜利地活着吗？大人们说他没正性，他在小孩子的心中自然也就不沉重，没人不把他的话当成是逗着玩的，索性越逗越疯，再给他背诵“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就更嗓大气粗了，妈巴子的越没谱了，死人还有个啥步？往哪进？嘿嘿死人，连上供的饽饽都吃不到喽！这时，他就完全是一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感慨神态了。

附近的十里八村，祭死人的饽饽大多都要归那老爷子的，这也是他唯一不寂寞、唯一出人头地的地方。谁家死了人，先来找他，擦身穿衣，看夜守灵，晒被褥烧枕头……死人的一应后事都由那老爷子拾掇，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惯例。那是个脏气活儿、胆气活儿，那老爷子特别强调，那还是个技术活儿，孝子贤孙也干不了，只有通阴阳的人能干。比如给那咽气急迫、未能在活着时穿上寿衣的人穿寿衣。那老爷子先要跪坐在死人身上，然后用一根绳套同时套住死人和自己的后脖颈，用力将发僵的死人拉坐起来或站起来，生死在一个圈内，面对面说着话，再款款地脱下旧衣换上新衣。那老爷子说不这样做不行，说人咽气了魂儿还没散，非慢慢哄着才能穿衣出门。这时候那老爷子就是中心了，他说什么人们都听都信。胆小的人自然不敢靠前，我们这些好奇的孩子边听他说边想象，后脊梁都会一股一股地冒凉气。待到死人出殡，灵床一撤，那老爷子用五谷杂粮在死人家屋里漫扬一气，以驱赶邪气鬼魅。然后就一腋窝夹死人枕头，一腋窝夹着包裹起的灵床前上供的饽饽，笑眯眯地离开了。枕头要替丧主家烧掉，饽饽则是拿回自己家吃的，也算是拾掇一场后事的酬劳。若是碰到个富裕些的人家，额外还能给个三块五块的。得钱了那老爷子自是高兴，没有钱也不懊丧埋怨，有一包饽饽足够一家香两天嘴了。稍感不足的是这些饽饽的品种质量都很差，无非是些杂面小馒头、饼干之类，间或有几块蛋糕、核桃酥。那老爷子有时就嘀咕，妈巴子的，总也没见供绿豆糕的，那绿豆糕搅凉水吃，贼啦甜。听到的人背后就说他净瞎吹，绿豆糕他见没见过不知道，但肯定没吃过，还搅凉水呢！

绿豆糕我也没吃过，但我一直替那老爷子惋惜，总说要死，也已是快死的人了，咋会连绿豆糕都没吃过，何况还特馋这一口？我心里甚至想，说不定哪天他碰巧吃到了绿豆糕，再寻死时就能坚定些，不再“逗着玩”了。

那老爷子终是很耐活，直到我大学快毕业时一次回家休假，才听说他死了，当然不是寻死，是自然死的。那时我再次记起他对绿豆糕的向往，就问这回他吃到绿豆糕了吧？我们那里有个规矩，再穷的人家在亲人将逝时，倾家荡产也该满足他“想吃点什么”的最后愿望，更何况今非昔比，那老爷子两个成家的儿子日子过得都不错。我母亲说，他倒是想吃的，可惜活着时把死人的东西吃得太多了，再加上两个儿子不孝顺，到临死前十多天连口米汤也喝不进了，眼睁睁瞅着快要发霉的绿豆糕咽的气。

那老爷子老朽而终，这也合乎常理。近几年回家，每每路过二道沟，脑子里便会浮现出那老爷子用一个绳套拉起死人，面对面哄死人换衣服并赚得一包上供饽饽的情景。看看早已浅平干涸、没有林木的二道沟，觉得发生过的一切都平平常常，平平静静，仿佛这人世间再没有什么可以做危言去耸听，再没有什么可以去迷惑心窍的了。

老马

村里人把地主老赵头称为老马，主要是因为他的脸相长。有人埋汰他的脸说半个月也摸不到头儿，好似被绳子生拉硬拽扯出来的一般。

老马成分高，人缘也不好，加之有女无儿，整天低着头，阴个脸，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搭话。别的地主富农被运动柔了，见人先是三分笑，无论大人小孩，支使一下都溜溜转。老马则死硬，只听队长组长那些顶头管他的人的。不过倒也老实，叫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叫他打狗他绝不撵鸡，但对别人的话，他一概梗着脖子不理不睬。有些好显山露水、好恶作剧的人都恨他恨得牙根发痒，说他前世欠债太多，下辈子也不会得好报的。

那时，文革刚开始，听说城里有红卫兵造反，乡下的孩子也就跟着起哄，跟在老马后边边追边喊，老马你坦白，旧社会害死了几个人？老马照走自己的路，喊急了就猛地回过头，眼睛狠狠地瞪着，长脸黑黑地耷拉着，也不说话，吓得胆小的孩子“妈呀”、“妈呀”往回跑，说老马要吃人了。有一次，碰巧一个小孩被老马瞪过后，吓得跑回家，晚上就开始发烧说胡话，说老马来抓他了，老马的粪叉子戳进他的肚脐眼儿了。小孩的妈端着半瓢饭水，蹬着门槛子为小孩叫魂，边叫边骂老马，说老马你个挣命的，自己挣

了个地主受罪不说，还来吓唬我孩子，你不得好死！

老马的地主分子帽子带累了他的两个女儿。他的大女儿是我们小学的老师，很开朗活跃的一个人，这时却只能敛眉低眼，夹起尾巴做人。但老马却并不因此而觉得欠了女儿什么，反而对女儿在众人面前的“划清界限”大为不满，索性疏远了女儿，不愿来往了。有时女儿来看他，他也木木的，如面对追打他的小孩子一般，叫女儿很伤心。唯一跟着他守着他受罪的是他的老伴，白白胖胖的一个老太太，长相和脾气都柔和得像一团面，说话也缓声缓气的。他家的邻居常常听见他们吵架，有时半夜三更老马就骂起来了，也常常伴有踢打声。他的老伴就只是哭，不骂也不还手，哭的声音很低很细，嘤嘤的。有善心的人就去敲门劝架，说老伴老伴，老打就不是伴了，打伤心了多不好。这时老马就不声不响了，勾勾着头，看也不看来人一眼。他的老伴踮着一双小脚去开门，一个劲给人解释，说不是打架，他又喝了两盅，发邪火呢。后来就没人劝架了，阶级斗争的纲在农村也举大发了，善心的人也怕受牵连。实在听得多了，就说这老马作孽呢，把自己作践成个地主，又作践他的面团老婆跟着他里外受气。

人缘不好，批斗会上就少有人怜悯多遭罪。有人喊，老马低头。老马就把头点一点。再喊，大低头。老马就再把头点一点。点到最后也只是脖梗梗歪着，腰板还是直直的。于是就惹起了一些人的火气，有人找来大车轱辘、铧头之类，用细绳子吊在他的头上，勒令他弯腰低头，然后问他，地上有啥？他梗梗脖子说，有蚂蚁。蚂蚁干啥呢？搬家呢！为啥搬家？他再梗梗脖子，努力侧头望望天说，天要打雷下雨了。那人说，天打雷专击你这样有孽的人。他就大声喊，我没孽。无论怎样，问来问去总问不软老马。看热闹的小孩大都在人圈里，有胆大的就抓起蚂蚁放到他坦露的脖梗上问，这是不是你家地里的蚂蚁？他说不是。为啥说不是？他就说我地里的蚂蚁不咬我。于是有人的火气就更大了，要打老马，说他还恋着他的地呢。一些上岁数的人就说算了，老马就这脾气，要不他也就不会成为地主了。想当年他就是把自己个儿的命都搭上了，挣来了这个地主成分。有人一泄气，斗争会就没劲了。每次斗争老马都这样不欢而散，不像斗争别的地富，嘻嘻哈哈，这边一上纲，那边一认罪，两下合起来一逗闷子，倒也是苦中一乐。

每次斗争会后，老马的脸就更长一截，人们就会一连几个晚上听到他老伴“嘤嘤”的哭声。一次，人们把他老伴也拉来陪斗，让老伴诉说他的罪恶。那老太太整个哭成了个面团，老马猛窜过去踢她好几脚，说哭啥？要哭回你的棺材瓤子里去哭。老太太就颤微微地爬起来，说我嫁给他的时候他没罪恶，后来他下死命干活，攒点钱就买地，总不舍得吃穿，就有罪恶了。一番话倒把老马说软了，他“扑嗵”一声趴在地上就磕头，说老少爷们我不得好死，我这人太抗命，我把拉屎的劲都使出来买地，我对人狠，对人恶，连对我自己个儿都没有善待过，我后悔呀！我不得好死呀！说到后来嚎啕大哭，头磕得梆梆响，一个大紫包眼见着在他的额头上冒了出来。人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说算了算了，这是干啥呢？有人把他硬拉起来，悻悻地散了会。

第三天，一个捡柴禾的人在二道沟后面的树林里发现了老马的尸体，他高高地吊在一棵柳树上，舌头也勒出来了。全村的大人孩子都跑来看热闹，在阴森森的树林里围成一个大圈。人死了，便有人唏嘘，有人叹息，心软的潮了眼睛。谁也猜不透老马是怎样把自己吊上去的，没凳没坎，双脚离地足有一米多高。有人说除非是爬树上后拴的绳子，于是解绳结的人也爬上树去解。这时才有人想起他的老伴，老太太呢？于是人们呼拉拉去叫。老马家的门窗锁得严严的，女儿家也没有。于是人们就又进树林里去找，又满村遍野地找，最后在村南三里多远的一个废机井里找到了，打捞上来，尸体已泡得水白水白，眼睛大睁着。这时人们的心情就极不是滋味了。有一种恐惧，一种不安，一种沉沉的复杂的悲哀，是那种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悲哀。这时候小孩们就都不敢上前了，上岁数的人也纷纷唏嘘着退下了。有人说这是何苦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干啥要一起走了呢？又说，走也走一道哇，干啥天南地北的分开呢？许是老太太嫌吊死难看？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人在经受怎样的绝望之后才能拒绝生存，想象不出什么样的自责和悲愤才能促使人选择这样难堪的死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老马还在村北吊着，老太太还在村南泡着，或者反复想象他们是怎样在小屋里相对痛哭过，怎样相约着走出门……

人死了，人们才想起左瞧瞧右看看，找找都有谁受过老马的剥削。找来找去才发现，这个人缘不好的地主分子竟然没有雇过一个长工。有那上岁数的老头老太太眼睛就又潮了，说老马也忒挣命了，说他死得冤。这时就想起了他一桩桩一件件的发家往事。说老马年轻时专找那没主的、兔子都不拉屎的废地开荒，兜里揣几个大盐粒，累极了就含一颗，到水沟里灌一顿凉水。说老马把一分钱也要供孙子似地缠进腰带。他那条藏蓝色的家织布腰带长年不离身，钱一旦攒出整数了就去买地。说老马喝粥时碰到一个面疙瘩也要骂老婆一顿，怨老婆不会俭省。说那年村子里过兵，大家都躲，就老马不怕，冲着一头驴的脚费，跟大兵走了好几百里，后来驴牵回来了，人却熬出一身疥疮，就差还有一口气了。

人们说来说去，说老马就只有一个字：狠。把自己使唤得死去活来，即便临时雇短工，也总嫌短工干得少。终于到解放了，把自己“狠”成了一个地主分子。于是有那曾经给老马打过短工的人就说，人得认命，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不能硬挣，硬挣了不会有好结果。

现在，早已没有了成分一说，对十多岁的孩子说起地富反坏右，甚至比说唐明皇、兵马俑还让他们陌生。不知老马夫妇在地下是否有知，若有知，是否还想再来人世，重新挣一回命呢？

陈德鸿，男，锦州市作家协会会员。2013年起，已在《四川文学》《奔流》《小说月刊》《天池小小说》《金山》《中国民族报》《辽宁日报》《西南商报》《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有作品被《小说选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