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艳



孤臣无力可回天
——评《左文襄公在西北》中的协饷之困

许 艳

【摘 要】各省关协饷是左宗棠西征时期的主要军费来源。在经过海防与塞防之争后，原支持西征的各省关协饷大量削减，使左宗棠不得不采用借用外债和裁兵的措施，来挽救西征的财政危机。与此同时，华北地区的丁戊奇荒也对华北数省的协饷征收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协饷 海防与塞防 丁戊奇荒

秦翰才，名之衔，字又元，上海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翻译家。秦翰才先生是我国左宗棠研究的开拓者与先行者之一。秦翰才于1944年写成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对研究左宗棠西征时期我国西北政局与清廷错综复杂的关系有较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在左宗棠西征新疆时期，本书引用了大量的数据来探讨左宗棠与各地方督抚的协饷之争和由此引发的裁兵行动，实为研究左宗棠西征时期不可或缺的开创性著作。

一、左宗棠西征的粮饷筹措与协饷由来

清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叛后，准备西征。陕甘各地久经战乱、财力枯竭，左宗棠所率的西征各部均面临粮饷不济的局面。清廷一面承认应由“关内妥为筹画，源源接济”，一面又呵斥左宗棠“毋得稍存推诿”。

在此局面下，左宗棠显然无法从陕甘回疆各处筹集到军费来源，便只能实行督剿陕甘时采用的旧法。在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叛时，清廷曾向陕甘划拨了五海关常税一百万两和七省厘金三百万两，连同各省关协饷一共九百五十余万两。这九百五十万两白银即成为各省应为助剿提供的协饷的主要来源了。

据秦翰才先生的估算，左宗棠抚政陕甘时，每年的军费约在一千二百四十万两左右。到西征新疆时，协饷的数目有所下降，但每年也大约有八百二十万两。总体上来说，即便这八百余万两的协饷如数交割，也很难保证左宗棠数万西征大军的衣食用度。特别是在光绪元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后，朝野爆发的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使得原本并不富裕的西征协饷也变得岌岌可危了。

二、海防、塞防之争下的西征协饷拨付

光绪元年，日本海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入侵台湾，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动。朝野上下对海防与塞防孰为重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主张海防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就认为，塞防之势“犹有中外界限”，但海防的局面却已经到了“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地步。

与李鸿章意见相同的地方督抚不乏其人。两江总督沈葆桢也对海防甚为关心，以至于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不无恭维地写道，“公自谓于船政一无所知，伪谦过分，弟于海防则真一无所知矣”。在东部沿海各省督抚纷纷表态支持海防的情况下，由左宗棠一力支持的塞防就变得异常尴尬了。

由于清廷拨付的海防经费出自海关的常税与各省的厘金，实际上与西征协饷同出一源，从而导致了海防与塞防经费上的冲突。到光绪元年十月，各省拖欠的协饷就已经高达两千七百四十余万两之巨。数目之大，令人瞠目。到光绪三年，被粮饷问题折磨地撑不下去的左宗棠上疏清廷，请将各省所拖欠的协饷从速调拨使用，并且十分罕见地与各省达成妥协。除需急付的四百余万两军饷外，剩余的所欠部分若能“均解八成以上”，左宗棠就认为是“大局之幸，亦微臣之幸也”。朝中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则对左宗棠西征耿耿于怀，甚至有人认为，“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李鸿章等人甚至主张放弃新疆，专防陕甘。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曾不无挖苦的写道：“鄙论渐弃新疆，弛禁罂粟，扩充洋学各节，颇为腐儒所疑诧，实皆万不得已之谋”。.

虽然，清廷没有采用李鸿章的建议，但以势同水火的海防塞防之争，却使得西征协饷的来源进一步减少。继海防塞防之争后，福建已经把西征协饷暂停征解，广东和浙江也有停解之意。左宗棠原本能够收到的五百余万的协饷又锐减到两百多万两。在左宗棠上疏清廷争辩海防议时，他在阐述新疆不可丢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以三千数百万矣！”事实上，东南沿海各省所欠西征协饷的数目虽未达到如此耸人听闻的程度，但也着实影响到了西征的顺利进行。入疆的西征各部均需分批起调，然后在巴里坤等地汇合。其中原因固然有兵备不整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协饷之银持续短缺的情况下，这也是西征官兵所能采用的唯一计策了。

三、借债与裁兵

西征协饷的持续短缺，使得左宗棠各军陷入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的境地。左宗棠无奈的向朝廷奏报道，“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在军费严重拖欠，东南各省又不伸手援助的情况下，左宗棠只好做出了举借外债的决定。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向朝廷提出向洋商借银三百万两的主张。光绪元年，左宗棠再次上奏主张举借外债。同时，左宗棠又委托沈葆桢筹借洋款一千万两白银。沈葆桢虽未接受，却引起了朝廷大哗。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极力反对举借外债，这其中既掺杂了湘淮派系之间的意气之争，又纠结于海防与塞防的主义之争。李鸿章认为，举借外债对于东南，危害甚大，“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即便是到了朝廷允许左宗棠借洋款五百余万两后，李鸿章依然不以为然道，“左军殊难制胜，但冀此役成功，毋为邻邦贻笑耳”。

沈葆桢的不愿合作与李鸿章的挖苦，实际上都是对左宗棠举借外债的抵制。因为，在左宗棠西征时期积累的五次外债都是由东南各海关出面举借的。而大规模的借贷使得东南各海关都负担了较大的经济压力，从而无力同时负担海防之饷，这实则严重影响到了海防派官员的利益。左宗棠的举动遭到他们的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可否认的是，举借洋债虽可度过一时危机，却远不是长远之计。左宗棠应对协饷之困的另一举措便是裁兵。

左宗棠出征新疆前，对出征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裁汰。副帅金顺部三十营和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十七营，合并为二十营。西征的穆图善部更是被调往泾州，不得出关入疆，以此来节省开支。左宗棠出征新疆期间，采用的便是进兵即裁兵的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左宗棠度过了协饷缺乏的艰难岁月。左宗棠自己也不无感慨地说道，“臣次第撤遣马步四十营，续又撤马步千名，省常饷二百余万两”。虽然左宗棠裁撤兵勇所减省下的费用不足以支撑西征的整个用度，但其仍有效地使西征军从粮饷的极度缺乏中解脱出来。

四、余论

左宗棠西征时期的协饷之困，实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西征军军费开支浩大。据秦翰才先生的统计，整个西征期间（包括督剿陕甘时期）共耗银九千二百五十一万两。同光时期，清王朝内忧外患，财政上屡屡不能自持，何谈能够按时供应西征粮饷。另一方面，清廷内部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骤起。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和东南各省督抚因身处海疆，对海防远看重于塞防。不论海防还是塞防，其经费都主要来源与海关常税和各省厘金。两者一旦不能兼顾，即会爆发军费上的危机，这也是导致西征协饷之困的主要原因。

不应忽视的是，自光绪二年起，遍及华北数省区的大旱灾——丁戊奇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协饷的调拨。丁戊奇荒使山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负责的西征协饷陷入了无法征收的局面。光绪二年出任山西布政使的林寿图就因为无法处理好赈灾和协饷之间的关系而被左宗棠弹劾。左宗棠一面声称“决无夺饥民之食以饱边军之理”，一面又要求朝廷严办林寿图，“以儆效尤而维大局”。在山西官员看来，应该维持的大局恰恰是山西的赈灾。继林寿图署理山西布政使的江人镜便屡屡抗交协饷，而此时上任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也不得不上奏称，“应解固本饷及各路协饷，委难筹措等情”。山西官员屡屡哭穷抗命，正是这一时期华北数省借大旱赈灾之由而抗交协饷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左宗棠西征时的协饷之困反映了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日益窘迫的财政现状。无论左宗棠如何善于理财用兵，在此危局下都无法真正结局军费不足的现象。正如秦翰才先生对左宗棠评价的那样：“文襄公自从用兵陕甘到用兵新疆，至少在财政上，可说始终是孤军奋斗的。”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著.清史稿［J］.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秦翰才.左宗棠在西北［J］长沙：岳麓书社，1984.

［3］（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4］（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9.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