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 珂

对民间的坚守
——读赵树理的《登记》

◎郗 珂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赵树理一直是文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对他的评价也经历了许多个褒贬不同的时期，大多数研究者都从政治角度为切入点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评价，而相对的忽略了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他自始至终所坚持着的一种扎根农村、坚守民间的态度。赵树理作为一个真正来自于农村的作家，他用小说为我们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以战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以广阔的北方农村为载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变革时期农村的状貌。坚定的民间立场，幽默的民间语言，生动的民间人物以及独特的民间叙事都是赵树理作品区别于他人的特点。本文通过对1950年6月赵树理为配合新婚姻法颁布而创作的小说《登记》的进一步解读，重新理解赵树理对于农村与民间的坚守。

一、坚定不移的民间立场

如果将目光转回到五四时期，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作家都是以民间为立场来构建自己的小说世界的。鲁迅，最早塑造了中国农民形象，把自己对于社会的反思投注到农村和农民的身上，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劣根性，开始了对民族劣根性的反思。老舍的作品也聚焦于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在动荡的年代里，始终关注着最下层人民的艰苦与辛酸。沈从文同样将自己的眼光放回到了乡村之中，虽然身在繁杂的都市，却心系那片生养自己的纯净的湘西故土，始终表现着湘西人民的质朴、美丽与善良。赵树理也同样如此，而且他是真正的把目光放在了农村，让作品的笔触始终扎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之上，从民间出发，在民间生活中寻找独属于中国农民的喜怒与哀乐。如陈思和所说：“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选择民间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处于理性的自觉的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民间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的时代里看到了农民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也应该应运而生，获得复兴。他是属于中国农村传统中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民间艺人，当他选择了‘文摊’作为自己岗位以后，始终尝试着将民间文化绕过新文化传统，直接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他把自己的小说成为‘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都包含了这种意思”。[1]对于民间立场的选择，是赵树理与生俱来的本能之选，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农民的身份，不论何时都努力的要做农村生活的的表现者，农民思想的传达者。在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之初，赵树理便创作了《登记》来反映新法在农村的践行与实施。他以自己熟悉的晋东南农村为背景，反映了在新婚姻法刚刚颁布时农村的真实状态。没有过分的夸大与贬低，赵树理以几个各具特色的人物，一件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便将新婚姻法在农村的“水土不服”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坚持以农民的切实感受为小说的反映重点，没有一味的迎合与表现政策，而是提出了农村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虽然未能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他这种坚定不移的民间立场还是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到了农村在社会改革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但“赵树理是‘来自民间，并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文化’的作家”。[2]这样的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正确没有瑕疵的，赵树理的复杂性并不是可以用一句话便可以概括了的。“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化了的农民，他确实是立足于民间立场来看待社会生活以及农民的，并坚定地代表着民众的利益和良知。但他又是一位富有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的农村工作者，真诚地相信带着‘乌托邦’特征的社会理想，在作品中用政治意识形态剖析着农民的小农思想和行为。但当国家权力意志与农民的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站在民间的立场上。”[3]

二、幽默机警的民间语言

谈到赵树理我们总是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他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一部作品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语言是否有吸引力，严谨、平实、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会使作品具有不同的艺术魅力。赵树理的语言更是具有独属于赵树理的特点。他在作品中始终坚持用晋东南方言叙述，开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在小说《登记》中更是将这种赵树理式的语言风格不加保留的表现了出来。幽默是赵树理语言风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他不仅用幽默的语言烘托出了轻松的作品氛围，更用幽默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社会现实。以喜写悲是赵树理语言幽默的一个表现。在《登记》中，艾艾的父亲小木匠刚娶小飞蛾过门没多久，便听说了她在家里有个叫保安的相好。村里的青年便用这件事情来调侃小木匠，本来是不那么让人喜悦的事情，却在几句玩笑中增添了趣味。“小木匠，回去先咳嗽一声，不要跟保安碰了头。”“小飞蛾是你的？至少有人家保安的一半。”从这种讥诮，滑稽的话语中我们不禁感到了啼笑皆非。但笑过之后再仔细回味又不免感到隐隐的酸楚。一方面是有爱情而没法步入婚姻，一方面是没有爱情却取得了婚姻的实名，保安、艾艾、小木匠，三个人都陷入了这种奇怪的悲剧之中。把悲剧的内容用喜剧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自然产生了一种审美的快感。口语化的语言也为小说语言的幽默增添了不少风采。方言本身是某一范围内使用的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将方言融入其中无疑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张木匠和小飞蛾为了给艾艾找个婆家要去艾艾姥姥家所在的村子，临走张木匠还不忘嘱托艾艾：“好好给我看家！不要到外边飞去！”一个飞字让人忍俊不禁，艾艾又不是昆虫和鸟，怎么会飞呢？张木匠用这种通俗化的说法警告着艾艾不要乱跑出去玩，给自己招闲话。也凸显出了作者口语化的语言中所具有的幽默。燕燕妈逼着燕燕听五婶给她讲去民政局的规矩时，不清不怨的坐起来说着：“分明是按老封建规矩办事，偏要叫人假眉三道去出洋相！什么好规矩？说吧！”假眉三道意是装模作样，恐怕不是山西人很难读懂，赵树理在这里用一个方言词既表现出了燕燕对于这种装模作样的婚姻登记的不满，也用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表现了作者对于新婚姻法在农村的“假模假样”的鄙夷。赵树理作品中人物所说的话都有一种话糙理不糙的特点。虽然只是几个农村的老太太小姑娘，但是却用最朴实的话语表达了深刻的道理。燕燕在为艾艾做媒时和小飞蛾说的话便是最好的证明。小飞蛾不同意燕燕夸赞小晚的话，说道：“你光说好的，不说坏的！外边的闲话你挡得住吗？”燕燕说：“闲话也不过出在小晚身上，说闲话的人又都是些老脑筋，索性把艾艾嫁给小晚，看她们还有什么话说？”一句话便点破了整个事情的关键之处，艾艾被村里人说闲话说的就是她和小晚，既然艾艾和小晚是真心相爱，那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呢？在一起后也自然而然的打破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还可以就此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本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却让那么多的青年男女葬身不幸的婚姻中，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来点破。赵树理也是借此讽刺了新婚姻法颁布之初在中国农村无法良好适应的实际情况。正是对民间语言的坚持使他的作品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赵树理用一方土语编织着一地故事，却可以取得以小窥大的结果，婚姻法的“水土不服”不是只出现在晋地，而是整个中国农村都会面临的问题，作者在幽默中不失机警的表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个问题，不可不说赵树理是一个伟大的语言大师。

三、各具特色的民间人物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他以农村社会为舞台，展示着各式各样人物形象的生活故事，他们是农村中最普通的农民，但却被赵树理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登记》中的人物形象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艾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为我们展示了农村新人所面临的困难与他们的不懈坚守。艾艾和小晚与燕燕和小进是两对自由恋爱的新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与追求，但是在封建落后的农村，婚姻自由仍然遥不可及，受到了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包办婚姻思想的阻挠，新婚姻法在颁布之初也折服于这种传统观念之下，但是在两对新人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婚姻自由的成功，也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维。这两对新人的形象可以说比二黑和小芹更成功，他们敢于向旧的势力提出挑战，凭借法律的力量为自己的幸福保驾。新人形象一直存在于赵树理的小说作品当中，他们是当时时代的叛逆者，是农村传统思想中出现的逆鳞。也正是这些新人的出现为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虽然赵树理只是将这些新人形象注入一件件很小的事情中，但他们却寄托了作者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全部期望。

作品中对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也是栩栩如生的。他通过塑造民事主任和区助理员两个基层干部形象，采用一种潜在的方式对农村基层政权中的官僚主义进行了鞭挞。艾艾和小晚无法结婚是因为民事主任不给开介绍信，而民事主任不给开介绍信的原因又是因为艾艾的名声不正，但民事主任却极力想要五婶将艾艾介绍给自己的外甥。兜兜转转一圈后我们不难发现民事主任的别有用心。虽然是小说中的人物，但细细回想我们生活中也不乏这种利用自己官职之便为自己或家人谋取利益的人。而那个仅凭着一句“为什么愿意跟他结婚，”“因为他能劳动”就发结婚证的王助理员不仅增添了整部作品的幽默感，也用一种令人发笑的方式将基层干部机械的照章办事的做法表现的淋漓尽致。虽然距离《登记》发表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赵树理所揭露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所塑造的基层干部形象不仅反映了基层干部对政策落实过程的阻挠，也表现了基层干部对自身权力认识不清导致人民利益受到损害的问题。

小飞蛾与小木匠这对夫妻也是农村生活中具有典型性的形象，包办婚姻下的牺牲品，但是庆幸的是他们两个人并不像三仙姑和二诸葛那般迂腐，虽然自己的婚姻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但还是竭力的为女儿寻找真正的幸福。高大全形象充斥文学作品的时代，小飞蛾身上浓浓的人情味不由得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艾艾和小晚最终能够结成姻缘小飞蛾功不可没。虽说小飞蛾作为艾艾的母亲帮女儿寻找真爱是理所应当，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她能有如此做法仍然是让人感到温情满满的。而小飞蛾能够帮助艾艾和小晚，也和她过去那段被“抛弃”的爱情不无关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无意识埋藏于意识运转之下，它在决定我们行为、思维及感觉的方式上面发挥了很大作用。[4]小飞蛾在无意识中对母女两人遭遇的感慨帮助艾艾最终获得了爱情。小飞蛾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使得赵树理的这部作品瞬间被温情所包围，也使得《登记》从当时的文艺作品中脱颖而出。《登记》中还有许多其它典型的农村形象。热衷于给所有适龄男女介绍对象的五婶，用自己的生命逼迫儿女的燕燕妈。赵树理以普通农民为原型，讲述着他们的故事，也反映着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

四、继承传统的民间叙事

赵树理对小说叙事方式的一大贡献就是他对传统章回体小说模式的继承和超越。在他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坚持着这种叙事方式。《登记》在开篇时便是这样的：“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这显然是叙述者直接显身与接受者交流的叙述方式。叙述者自称“我”，将接受者成为“诸位朋友们”，取代了古典白话小说中“在下”、“看官”的称呼，但叙述方式却极为类似。[5]类似的方式在作品中还有许多地方。比如在交代完小飞蛾的罗汉钱来历之后，作者用一句“以前的事已经交代清楚，再回头来接着说今天正月十五夜里的事吧”。仿佛作者与读者在同一个时空当中面对面的讲述着这个故事，由此也拉近了叙述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显得更加的亲切自然，也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趣味，降低了阅读难度。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总是会做到有头有尾，开头一定会把人物介绍清楚，结尾也一定会把结局交代清楚。这种对情节完整性的追求也是对这种叙事模式的继承。首先交代清楚罗汉钱的来历与渊源；其次还是交代了拒绝五婶的提亲，接受燕燕的做媒，并夸奖艾艾有眼力；第三部分便是全文的高潮，讲述了艾艾和小晚在登记时遇到的来自基层干部的阻挠；第四部分则对这种农村中存在的现象进行的揭露与批判；最后便是美好的大团圆结局，艾艾和小晚，燕燕和小进终于成功挽救了自己的爱情。这种有头有尾的叙述方式也符合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

但是赵树理并不是一味的吸收传统的叙事方式，他还进行了更适应现代阅读的取舍。将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繁杂的过场部分取消，直接进入文学作品的叙述过程。最重要的突破是赵树理的双线结构的叙事，他没有单单的只是对艾艾和小晚的爱情进行描述，而是以小飞蛾的爱情为铺垫，使小飞蛾对女儿在爱情遭到的磨难也深有同感，最终决定帮助女儿找到真正的幸福婚姻。这是全文的主线部分，燕燕和小进的故事便是与主线相辅相成的复线。如果没有燕燕的勇敢与牺牲，也许艾艾和小晚也不会最终胜利，没有这两对新人的互相帮助，也许燕燕和艾艾也只能是第二个小飞蛾。主副两线的叙事结构与传统叙事模式的完美融合可以说正是《登记》最成功之处。汪曾祺曾说过：“很多人一提起赵树理，印象中总以为这是一个‘土’作家。其实不然。……《登记》是为了宣传婚姻法写的，但是仅仅是为了‘写政策’么？这是中国两代女性的罗曼史，是一首优美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登记》不是‘土’小说。它的结构是很‘洋’的。小说的开头写的一大篇罗汉钱的由来，然后才从容不迫地进入故事。这种写法像梅里美。”[6]

赵树理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笔来描写农村的故事，始终坚定不移的坚守在最接近土地的地方，用文学来表现着真实的中国农村的变革与进步。虽然近些年对他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他的作品中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仍然还很丰富，他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与探索，对当前的底层写作、三农文学、打工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启示意义。赵树理的作品可以说是农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将农村存在的问题都折射了出来，而这些问题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

[1]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J]，新华文摘，2004

[3] 段崇轩，《民间：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N]，山西大学学报，2006

[4] （美）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M].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

[5] 李卫华，《试析赵树理<登记>的叙事方式》[N]，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

[6] 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J]，北京青年报，1993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