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彩梅

构建小说的内在秩序
——从胡性能《消失的祖父》说起

◎朱彩梅

最近读了胡性能的中篇《消失的祖父》，小说清晰显露出作者在写作方向上的调试与转变。从近几年的作品看，胡性能的写作可谓是矛盾重重：他一面想遵从内心意愿、顺应个人心性，继续走一向擅长的那种飘游、随性的触动式写作，一面又想突破多年的惯性，去关注社会，贴近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介入当代人的精神成长。细读、分析《消失的祖父》，可以展现作家在写作转向中的挣扎、犹疑，呈现作家在自我突破过程中的疼痛与艰辛。

《消失的祖父》印象浅析

《消失的祖父》从孙子“我”的视角出发，以跳跃式时间点和核心关键词组合的形式，分八个部分展开——2015年：照片，1981年：丹城，1982年：申诉，1999年：寻找，1983年：重逢，1950年：逃离，1966年：回国，2015年：补记，来追述祖父聂保修（后改名宁国强）的一生。

“祖父颠沛流离，辗转一生，最后概括为短短的几行履历，就像一根吃剩的齿刺不全的鱼骨头。仅凭这根残损的鱼骨，我们无法想象这条鱼活着的时候，它身体的流线、完整而闪耀着光泽的鳞片，更何谈它曾游过的江河、寄身的水草、经历过的炽热或寒冷的岁月。”祖父的一生，与时代、政治紧密相连，富于传奇色彩，家人亲身参与其中的部分很少，他在各种经历、遭遇中的精神疑难、心灵抗争、情绪感受，都是空白的，“我”只能借助亲友讲述、查阅资料，甚至是想象、猜测着来填补这些空白。

祖父的形象不断通过旁人的回忆、描述呈现出来，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姑妈、父亲和二姑妈、安青以及“我”、妹妹等人，参与、见证、了解到祖父不同人生阶段中的不同经历，对祖父的印象、看法、感情各不相同。多侧面、多视角展现出的祖父，只是诸种纷杂的样态叠加在一起，缺乏相对稳定、先后一致的独特性格，没有形成立体、丰满的鲜活形象。因此，祖父大多时候总是停留在照片上，很少走近读者。“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祖父的这张照片与我朝夕相处，我会不会与他达成某种心灵上的默契，产生灵魂附体的错觉？”开篇此语一语成谶，定下小说的基调和宿命般的结局。“我”以为与祖父达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默契，产生灵魂附体的错觉”，其实，只是错觉而已。

不仅祖父的形象，包括祖母、姑妈、父亲、母亲、安青等，无一例外，几乎所有人物都一样单薄、模糊。不知是因为作者要在一个中篇里追述祖父的一生，难以顾及人物性格、心理、气质、情绪、感受等微妙之处，只能简化、浮化处理？还是刻意为之，想以人物的模糊表达动荡时代中个体生命的渺小卑微、无足轻重，传达特殊年代里人生无常、身不由己的绝望感及申诉无效的挫败感？亦或是因为“祖父”与作者关系特殊，某种传记体创作意图，使得小说家本应依据“齿刺不全的鱼骨头”而全力使之鲜活再现的“它曾游过的江河、寄身的水草、经历过的炽热或寒冷的岁月”，竟成为不可言说之域。

种种可能性，暂且不论。很明显的是，小说中叙述主体“我”的主观性太强，急于讲述、分析的内容也过多了些。很多可以通过“我”之所见、所闻、所感直接展现的不言自明的东西，作者忍不住支使“我”频频上前，跟读者解释、说明，使读者常受干扰，不能专注体味一些充满暗示意味的情节。其实，作家想要传达什么，不必总让叙述者或人物跳出来告诉读者，尽量使读者自己感受到它，才是正道。

作家写作转向的艰难

与之前的两部作品集：《在温暖中入眠》（2004年版，收入《谁是小杏》《来苏》《暗处》《在温暖中入眠》《扑腾的鸟》《米酒店老板的女儿》等）和《有人回故乡》（2012年版，收入《守口如瓶》《有人回故乡》《进修生》《天涯一梦》等），以及《下野石手记》（2011年第4期《十月》）、《重生》（2014年第7期《人民文学》）等作品相比，《消失的祖父》无论在题材内容的选择方面，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更“实”。

作者的用力从对故事的费心经营转向对社会人生的凝神观照，显现出有意介入当代社会生活、参与时代精神建构的转变倾向。这种转向的艰难，在小说中体现为字里行间的重重犹疑与失衡。

第一重：“我”的讲述常在纠结、摇摆中。一边是作者习惯性的易受触动，加之乃孙子为祖父立传，不自觉地想要飘移、游离、升华；一边是警觉之后转而改变叙述方式，想尽可能如实、客观地展现祖父的一生。“我”难掩对祖父的崇拜，希望他是家族英雄：“作为身负重伤的抗日英雄，丹城的人们为祖父在抗日战场上英勇表现感到骄傲。大姑妈曾经一次又一次说起过，祖父回来的那天，丹城的人们扶老携幼倾城而出，一直在城东的七里半等候祖父，而欢迎他回来的锣鼓声整整响了一个下午。”“在我看来，即使我祖父不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他也曾短暂地给我的家族和我的桑梓之地带来过荣耀。”但现实中“我”看到的祖父，却是另外一番模样：“1981年，重返故乡的祖父已年过古稀，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佝偻着身子，戴一顶洗得发白的蓝色遮阳帽，帽箍由于头油的浸染而色泽沉淀。他的目光警惕而又胆怯，与大姑妈描绘的气宇轩昂的祖父反差极大，让我有些失望。”

第二重：作者天然性情与理性调控的较量此消彼长。祖父的一生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展开，而作者忍不住把心神、感觉、触觉更多投注到细微处，如多次聚焦“懒梳妆”的描写，还有特写我从“百财罐”中拿出绿豆糕递给祖父时，他接过之后突然浑身发抖，抽泣起来，绿豆糕掉落在地上，等等。这些动人细节，透露出作者的细腻、温情、敏感，这样的心性本是小说家求之不得的天然优势，它最能柔化宏大的政治历史题材，使作品充满韧性与情味。但因作者转向心切，力量的把控容易失衡，从而引发小说出现语调混杂、叙述不协调的问题。

第三重：小说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对现实缺乏有效提炼，造成故事锁链松散、拖沓，有的事件相互拉扯、消耗，淡化了导致悲剧命运发生的必然性因素，削减了作品的力量。祖父与父亲、安青等人物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力，他们之间强有力的互相制约与被制约，这些彼此牵制所具有的那种将人性考验、小说思想往纵深处推进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展示。

重重犹疑、失衡透露了作者写作中的挣扎、矛盾，这些困难与艰辛是作家实现自我突破必经的历练。这篇作品，若把它放到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中去看，不免如投石入海，但对作者个人写作方向、路径的调整而言，可谓意义重大。

构建小说的内在秩序

每个故事本身都含有一种内在的召唤力，召唤与之相匹配的最合适、恰当、妥帖的叙述方式。“故事与讲故事的方式，与生俱来存在于一体之中，犹如生命带着躯壳降生。”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一篇小说未产生前，即已有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故小说家的使命在于，像雕刻家去掉多余累赘找到隐藏在石头里的塑像那样，寻找到一个故事中宿命般带有的那种最佳叙述方式，将之在语言中呈现出来，使思想、情感一一物质化。

阅读《消失的祖父》，能感觉到作者在摸索着靠近那种最佳方式，但直到最后，依然隔着一段距离，小说的叙述方式是过去时、完成式的，而非生发式、动力型的。“消失的祖父”这一故事本身含有大悲剧的因素，具备大的发展可能，但作品没有以足够的力量、严密的内在逻辑推进事件发展，没有生发出蕴涵其间的悲剧动力。八个部分各自成形，一条线铺开，只在表面做简单的迂回，每个部分，没有留下一个有力的缺口，做后面几个部分链接、推进的环扣，以成为不断上升的螺旋，或不断深化的探井。在此方面，《消失的祖父》远不如《下野石手记》。祖父充满危险遭际的一生，本应扣人心弦，读来却少有引人入胜的感觉。这主要根源于小说缺乏内在的秩序，缺乏一个将各部分连接起来的内核。

内在秩序实际上是建立在更严密、合理、有力的逻辑联系上的，一部作品缺失了它，就像趣味不相投的一群人，因某事临时凑在一起，相遇不过是时间、地点、事件的巧合，彼此之间没有心灵的共鸣和感应。创作实践丰富、对小说颇有研究的王安忆提醒我们：“在大多数的时候，生活非常吝啬，它给予我们更多的仅只是一些妙不可言的片断，面对这些片断，我们有两条道路：让片断独立成章，或者将片断连接起来。”所谓的将片断连接起来，就是构建各个片断之间的内在秩序。内在秩序的构建，关键要看作者能否撒得开，收得拢，将素材、片断组织起来，挖掘出造成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复杂因素，合成大故事，创造出宏大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运用语言的生长、节奏的推动，将一切写活，营造出让人身临其境的氛围。如此，小说才能获得独立、持久的生命力。”

的确，小说的任务“不是对生活的重现，而是重构，是根据我们人生的经验、记忆、知识、见闻和需要重组的生活的某种可能”，小说“是我们对另外一个世界，对另外一种生活的秘密抵达”。祖父消失了，无影无踪，作者能否通过小说这条密道，抵达祖父的另一种更高意义的存在？小说是叙述的艺术，若能找到隐藏在祖父一生中的核心秩序，找到恰如其分的叙述方式，作者将不仅是为自己，为读者，也是为祖父，为同时代无数人消失的亲友找到回家之路。

（作者系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