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彦

文化自信的三个维度

◎胡 彦

理论前沿

主持人语：“文化自信”是今年的热门词与关键词，最初是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提到的除“不忘初心”一词外，备受瞩目的另一个词。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习近平至少三次提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中国极为重视的第四个自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气派的自信，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自信。

胡彦教授在全党深入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的关键时候，引经据典，博古论今，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易经的角度深刻地解读和阐释了习总书记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值得学习，引人思考。胡彦教授从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中得出了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维度即：“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对中国文字有一种坚信。“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坚信。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对中华文明有一种坚信。

是的，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一份虔诚，有一片真心，有一种坚信。我们背靠着五千年文明这棵历史的巨树，我们还有什么不自信呢？只有文化自信了，我们方可信心满满、步履稳健地去迎接现实的挑战，去谋划光明的未来。（蔡雯）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总书记的讲话总揽全局，高屋建瓴，发人深省。他首次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明确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在于“文化自信”。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全面阐述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任何创新都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而来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传统至今生生不息，辉映吾土吾民。无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言必称希腊”，习总书记所说的“历史悲剧”就完全可能在今天上演。

我以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在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其着眼点在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当下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正处在转型变革、深化完善的新常态时期；另一方面，国际风云激荡，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面对国际、国内深刻发展变化显现出来的新形势，面对当下思潮起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新情况，怎样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怎样从理论上正确引导、精准阐释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怎样从“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总结、提炼、升华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成为我们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去回答的时代课题，必须去承担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任何理论的形成、思想的产生，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这是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用意之所在。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化自信”，这是百年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反思之结果，这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必然，同时亦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需要。不可否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寻找强国富民的道路的过程中，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一度失去了文化自信，“文化虚无主义”一时在知识界盛行、弥漫。在建设现代性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知识界存在着片面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迷信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倾向。今天，“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已经如此真实地靠近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环境 ，能否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由“潜龙”到“飞龙”的跃升，我们每个心忧天下、心系苍生的知识分子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强国富民的中国梦，又是文化复兴的中国梦。如果仅仅只是在物质层面实现富足，中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更不可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所贡献。况且，没有文化灵魂的个人、民族、国家，其历史命运是难以持续和发展的。古人早已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道德经》）要实现个人、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以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经·大雅 ·文王之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前的社会变革，实践创新，必须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做到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才可能在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中有所作为，有所创造。如何做到文化自信，我以为应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

“坚定文化自信”，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字有一种坚信。文字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类型中，中国文字可谓得天独厚、具有与天地相沟通的象形特征。东汉语言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许慎又言：“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学习中国文字关乎的不仅仅是思想的启蒙、文化的传承，而且更关乎政治的教化。因为中国文字中的文指的是经天纬地。《左传》说“经天纬地谓之文”。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以礼乐文明治理国家，故有800年之国运。中国文字中有天地，故中国文学意境为美，中国艺术空灵为上，中国建筑依山傍水，中国医学法于四时，中国经济经世济民，中国政治礼乐为本。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对一个民族来说，她可能会有过被外族入侵、打败的屈辱记忆，但只要这个民族的语言在、文字在，文化就在；她就可能在屈辱中站立起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没有了，文化就将不复存在，那么她就离灭亡不远了。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首要的任务在于礼敬自己的母语，崇尚自己的文字，用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文字书写好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坚定文化自信”，其次需要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坚信。什么是文化？2000多年以前，中华思想的根本经典《周易》就对此做出了千古不易、与日月同辉之解释。《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人。这个“文”，指的是人文，其来源乃是天文。说的是天文，其时也就包括了地理。中华人文思想之根本特征即在于法天象地。《周易·乾卦·象传》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推天文而及人事，天道运行不息，周而复始，故君子当效法天则，做到“自强不息”。《周易·坤卦·象传》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由地道包容广大，万物自由生长来启示领导者、管理者要胸怀宽广，以容民蓄众为厚德利生之本。毫无疑问，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内涵，这种民族精神不是哪一个人闭门造车、主观臆想而来的，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提炼而出的人类思想之精华。

中华文化之精义不在发现，而在发明。西方学问的根柢以“发现”为本，故人人竞相提出观点，人人以为“真理”在握，究其实，不过是“自我”一己之见的放大。以“自我”作为思想的根基，它带给西方世界的是一幅个人的狂欢与异化的图景，今日西方后现代文化对“人”的解构与戏谑，不过证明了从“人的发现”到“人的死亡”的必然。将人文思想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以“个人主义”作为价值归依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在汉语思想中是没有“自我”、“个人主义”一类的本位概念的。《礼记·礼运》对人的解释是：“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有天地，才有人的生命，所以中华文化是以天地为本，以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向来是中华文化追求的至善境界。中华学术的道统和学统就在孔子说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这八个字里。所谓“信而好古”就是对天地自然之道的遵信，相信天地即是标准、尺度、真理。 “好古”决定了中华学术的道统就在“天地”那里，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方学术认为人可以“发现”真理，所以他们崇尚“自我”；中国学术认为人可以“发明”自然，所以我们崇尚“天地”，这是中西学术、思想的泾渭分明之处。“尊经”决定了中国的学术传统是“述而不作”；不强调个人著书立说，是因为古代先贤认为“真理”不是由个人创造的，人不可为天地立法，否则就会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之中。“真理”存在于天地自然之道中，“五经”就是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发明，所谓学问之事不过“述经”而已。中国古代的圣贤，不仅孔子没有学术专著，后来身为宋代大儒的朱熹等等，一生的学问也不过就是“注经”而已。因此，“好古”、“尊经”是中华文化历五千年而不绝的根本原因，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若没有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作为根基，那一定是掩耳盗铃，痴人说梦。

“坚定文化自信”，最后需要对中华文明有一种坚信。文化不等于文明，而中华文化自一开始就是一种文明的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睁眼首先看到的是朗朗乾坤，浩浩天地，而不是西方思想中那个小小的“自我”、狭隘的“个人”。在中华文化的根本经典《周易》那里，有五处提到“文明”这个概念。《乾卦·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同人卦·彖传》：“文明以健，中正而应”；《贲卦·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明夷卦·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革卦·彖传》：“文明以悦，大亨以正”。“文明”之意不仅仅 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自然物候；圣人以“天下文明”释易，是由自然之物候而悟人文之气象，实包涵了先圣对人间社会的理想设计。如果说自然之“文明”是“千树万树梨花开”，那么人世之“文明”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论语·公冶长》中孔子一言道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人得其所养，朋友得其所信，少年得其所育，这就是孔子所理解的人世之“文明”。此“文明”在《礼记·礼运》中得到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的建立就是“天下文明”的标准。数千年以前，中华文化就对何谓“文明”做出了广大而深远的阐释。文明的标准来源于自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人间社会惟“大同”之建立，方可谓“文明”。因此，中华文化，自形成之时就是“文明”之文化，其终极追求在于“天下文明”。惟其如此，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乃地地道道之“普世文明”。中华之文明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振振君子，归哉归哉！”（《诗经·召南 ·殷其雷》）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我们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一份虔诚，有一片真心，有一种坚信。背靠五千年文明这棵历史的巨树，我们方可信心满满、步履稳健地去迎接现实的挑战，去谋划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