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莲莲

一个人的共和国史
——胡性能小说《消失的祖父》的叙述学

◎孔莲莲

对于出生于文革后的一代，我对《消失的祖父》所呈现的我“史前”的共和国史兴趣不大，个中原由除了缺少个人体验所带来的漠然之外，还因为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我，对革命和战争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然而，因着小说叙述者流露出来的浓重的伤感情绪和深刻的反思精神，我还是认真的把祖父的故事看完了。

时至今日，新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胡性能作为一个60后作家，对共和国初期没有记忆，只能从上辈人那里道听途说。因此，小说设置的叙述者，那个和60后的作家相仿年龄的“我”，所呈现的叙述风格显得絮絮叨叨，模棱两可，犹犹豫豫，甚至凄凄惨惨戚戚。那些曾经和祖父有过生活交集的人，零星地向“我”再现着祖父的过往，这些人包括姑妈，祖父的情人安青，父亲，和祖父消失前的两年中我对祖父的记忆。这一叙述技巧很显然会让人想起了老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不同的叙述者讲述同一个事件，却会有不同的景观、体验和情绪意识。在中篇《消失的祖父》中，这种多声部的叙述使得祖父的个人史全面开花却又面目不清。作者胡性能也许觉得这种模糊不利于表达他对历史、对祖辈的态度表达，所以，他安排讲述者将多声部的只言片语连同祖父的“申诉资料”搜集整合起来，再加入因祖父“灵魂附体”而使“我”想象再现出来他在缅甸战争和生活的十多年的历史。就这样，一个为民族征战大半生的老兵凄凉、漂泊和被“软埋”的一生被较为立体清晰地勾勒出来。与严歌苓对一个知识分子祖父的塑造不同，胡性能笔下的祖父是一个潜伏于国军内部的地下党。这类人物在共和国初期的“十七年”文学中多有出现，他们大多被塑造成为了共和国事业英勇献身的伟大共产主义信仰者，如红色经典《红岩》里的江姐等，英勇就义是对这类人物最极致的刻画和最神圣的歌颂。然而，那些没有牺牲而留下来的地下党人，他们的命运如何，关注者并不多，即使在当下的文学中。胡性能笔下的祖父正是在当代文学史中被遗漏的一类。作者通过复调叙述技巧的运用，除了立体塑造出早期共产党人的英勇善战，机智多能，以及坚定的理想主义情怀这些在早期文本中一脉相承的的品质，更重要的讲述了他们的不幸。我们在唏嘘之外，更应该反思历史。

不能不承认，作者对叙述技巧的运用是超群的。我想起了历史学领域的叙述范式的革命。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个亲历过远征军战争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了一本史书《万历十五年》，这本史书改变了传统的编年体甚至传记体的史学讲述方式。史书内容虽然只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1587）发生的重要事件，然而，这一年却是中国历史命运在世界范围内起承转合的关节点，因着这一年大明王朝的重要政治变革，以及世界范围内国际力量的变化，大明王朝这个东方帝国不可阻挡地走进了没落的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同样可以借鉴这样的一种史学讲述范式。胡性能的这个作品就选择了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个人史的讲述方式。他先从祖父40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讲起，那是1943年，也是祖父军人生涯最荣耀的时候，他因抗战受伤回家养病，而后被部队急召归队，然而这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个时候，他从一名中央国民军，转为了一个地下党。然后小说进入1981年的历史，祖父以反动军官为名，被共和国的监狱关押了十多年，这一年他从监狱农场出来回到几十年未归的家中；接着是对1982年祖父在家里和儿孙们一起生活状况的描述，这一年祖父的主要工作是写材料申诉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但一直未有答复，导致祖父在古稀之年离家出走。再之后小说进入世纪末的1999年，这一年也是一个转折点，父亲和我因为惭愧而开始了对祖父真实身份的探寻，这个时候拉出了重要人物安青，因着安青的回忆小说再次回溯到1983年祖父从家中离开后和安青见面的经历。之后，借着历史材料和“我”的想象讲述了祖父随国民军到达缅甸的1955年的历史和他从缅甸曲折辗转回国的1966年的生命片断。最后，小说回到当下，在2015年的补叙中，叙述者将祖父的一生以重要时间点的方式做了完整纪年体的陈列。 小说讲述的这些年份：1943，1955，1966，1981，1982，1983，是祖父生命中重要的“岔路口”，最能展现祖父曲折的一生，祖父在人生的岔路口的人生选择，也最能体现他的坚定信念和理想主义品格。把这些时间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条线，再加上不同叙述者的反复回忆和想象，一个共和国军人的现代史就立体的展示出来。

有个问题，这些时间点构成的祖父生命史为什么不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而要打乱顺序进行呢？很显然，因为这里的讲述者是“我”，一个和老兵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他在用他意识流写祖父，因此时间点的先后次序选择是以“我”对祖父人生揭秘认知的先后顺序为基础的。为了展开“我”辈的这条亲情线，作者不惜用了1999年和2015年，把祖父的历史和我辈联系起来，这是该小说因为“我”和“祖父”的血缘关系，呈现出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亲情和政治的关系，或者说得更形而上一些，就是国家和家庭的关系，“大家”和“小家”的关系。

小说讲了一个家族三代男性之间的情感隔膜。父亲因为祖父的反动军人的身份，人生际遇受到很大牵连，对祖父充满抱怨甚至仇恨，导致祖父在回家呆了两年之后，满怀愧疚的离家出走，凄凉地消失人间。而叙述者“我”，与自己的父亲之间同样存在隔膜，人生选择上故意与父亲的想法背道而驰。直到世纪之交的1999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全面消退的状态下，三代男性的隔膜才真正打破，而这个破冰之旅的开始，则始于父亲第一次主动与“我”长聊祖父的事情。那个时候，父亲忽然对祖父充满了愧疚，并很想查清祖父的身份和历史，而我，也被父亲的情绪唤醒，担当起了父亲不能完成的家族使命。于是，“消失的祖父”重新被“我”寻找出来。若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我”和父亲对祖父的寻找，更多的不是为了确认祖父的政治身份和历史，而是一次心灵的碰撞，灵魂的交流。本该在祖父生前就应该进行的亲情沟通，在祖父消失三十多年之后，才在父亲的悔悟之下完成。我们不禁要问一声，是什么阻断了三代男人的亲情关系？由此，我想到了《陆犯焉识》里陆焉识和女儿丹丹的关系。在政治和亲情的关系问题上，这两个作品的处理方式异曲同工。

谈到人类感情，我们还有必要说说祖父和安青的关系。安青是在三十年代爱上的祖父，二人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本可以一起幸福生活，但是被战争阻隔，再次相见是1983年，已经四十年过去了。有趣的是，当时已经另嫁，且生儿育女的安青，已经和祖父几十年没联系的安青，在1983年，祖父离家出走的那一年，却成为祖父唯一可以托付的人。而安青终究没有辜负祖父的信任，帮助“我”完成了对祖父的寻找。安青对祖父的情谊是长久且挥之不去的。同样的主题在《陆犯焉识》中也有呈现。若说亲情在政治强权面前显得脆弱不堪，爱情则可以超越权力，在时间之外散发出瑰丽浪漫的迷人气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学家们特意为人类留下的希望和温暖之光。

（作者单位：曲靖师院）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