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莹

汪曾祺昆明书写散文研究述评

◎杨雪莹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作家群中书写昆明的散文及小说创作最多的一位作家，本文对汪曾祺自1947—1997年期间所创作的有关昆明书写的散文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力图为汪曾祺散文中的昆明书写研究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视角。

一、汪曾祺散文中的昆明书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曾祺因小说《受戒》，备受文坛关注。至今，汪曾祺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在其作品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众多学者的优秀成果。在研究初期，因受小说《受戒》的影响，研究者多数着重研究汪曾祺的小说，有关散文方面的研究就有所欠缺。而后，研究者的视角逐渐转移。此时，散文研究起步，有关作家的思想、创作心理及个人经历等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汪曾祺散文中有关昆明的书写，以时间段来划分，从1945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结束，其写作时间跨度近52年之久。

从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收录的412篇散文来看，其中涉及昆明书写的散文共有60篇，而以昆明为写作背景的小说有15篇，可见汪曾祺散文中的昆明书写在其整个创作中的分量。汪曾祺曾表示，高邮是他的第一故乡，而昆明则是第二故乡。但是，我们从他流露出的对昆明的特殊情感中可知，为何他在写昆明的作品数量上统计起来甚至超过了写高邮。本文根据对汪曾祺散文中昆明书写的数目进行分析后发现，汪曾祺昆明书写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7—1948年）：这期间有关昆明书写的散文数量仅有4篇；第二阶段：（1980—1997年）这期间有关昆明书写的散文数量有56篇。其中，1987年因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所以，这一年他创作的有关昆明书写的散文数量最多，有8篇。值得关注的是，在1949—1979年这30年的时间内，汪曾祺都没有创作昆明书写的散文，这与作家的创作历程是吻合的。

在小说方面，从1945年开始至1996年结束，汪曾祺一共写了15篇以昆明为创作背景的小说。其中，在1947年创作的数量最多，有5篇。同样，也是在1949—1980年期间，汪曾祺无任何有关昆明书写的小说创作。本文在对汪曾祺散文中有关昆明书写的篇目进行分析后发现，汪曾祺在1949至1979年共30年的时间段内，都未曾进行过散文或者是小说创作，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原因如下：一是1949—1957年期间，汪曾祺因忙于编辑工作，又因为当时极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写作范围受限，这使得他鲜有时间及机会进行创作；二是1958—1976年期间，因为反右斗争，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于1958年被下放至张家口农科所劳动。而后又因为“文革”的原因，致使汪曾祺无法创作；三是1977—1979年期间，在经历了诸多苦痛的磨难之后，汪曾祺在新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下，笔耕逐渐开始“复苏”。

通过检索，汪曾祺散文中有关昆明书写的记人事类散文有37篇，分别是：《蔡德惠》（1947），《风景》（1947）、《背东西的兽物》（1948）、《沈从文和他的〈边城〉》(1980),《沈从文的寂寞》(1982),《翠湖心影》《泡茶馆》《跑警报》（1984），《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博雅》《他乡寄意》(1986),《金岳霖先生》《滇游新记》《建文帝的下落》《吴三桂》《观音寺》《茱萸集题记》(1987),《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自报家门》《四方食事》《西南联大中文系》(1988),《吴雨僧先生二三事》(1989),《食道旧寻》（1990），《觅我游踪五十年》《烟赋》（1991），《故乡的野菜》《新校舍》(1992)，《红豆相思——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白马庙》《地质系同学》《自序 我的世界》(1993),《七载云烟》(1994)，《晚翠园曲会》（1996），《面茶》《唐立厂先生》《闻一多先生上课》《炸弹和冰糖莲子》 (1997)。

汪曾祺对昆明的风景描写最具特色的散文有两篇，分别是：《昆明的雨》（1984），《昆明的花》(1985)。

值得注意的是，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有大量描写平民生活和文化风物类的篇章。他曾表示“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汪曾祺的散文通过写民俗，向人们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和生命意识，其“民俗”散文主要有三要素：人物、意象、环境。 研究者郭之瑗指出，汪曾祺凭着对百姓寻常生活和风物景致的独到领悟和审美发现，抒写“凡人小事”的散文是其平民意识的一种理性张扬。

有关汪曾祺描写昆明文化风物类的散文共有18篇，分别是：《翠湖心影》（1984），《昆明的果品》（1985），《昆明菜》（1987），《韭菜花》《寻常茶话》（1989），《米线和饵块》《滇游新记》（1990），《觅我游踪五十年》《烟赋》《滇南草木状》(1991)，《自得其乐》《故乡的野菜》《食豆饮水斋闲笔》《豆腐》《肉食者不鄙》（1992），《昆明的吃食》《昆明年俗》（1993），《白马庙》（1993）。

虽然汪曾祺创作散文的数量超过了写小说的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15篇小说的取材源自于他曾在昆明时期的经历与记忆。具体作品如下：《老鲁》（1945），《磨灭》（1946），《落魄》《职业》《绿猫》《牙疼》《三叶虫与剑兰花》（1947），《艺术家》（1948），《鸡毛》（1981），《钓人的孩子》《职业》（1982），《小说三篇》（1983），《日规》（1984），《小嬢嬢》（1996），《抽象的杠杆定律》（未编年）。

汪曾祺散文中有关昆明的书写写作时间跨度近52年，在汪曾祺的笔端，昆明不仅是一个“四季如春”的灵秀之地，而且还因为有着西南联大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而变得越发具有坚韧的品格和充满活力。从散文的内容来分析，其选材最多且最重要的部分，除了有对恩师沈从文的回忆之外，其余大多数散文都是在重现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所经历的人与事，以及记叙了一些抗战时期有关昆明的风土人情、文化风物等。因此，探究汪曾祺散文中昆明书写的文学价值，不仅能肯定西南联大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性，而且还能研究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者群体对昆明文学创作的影响。因为，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在民族危亡关头，为神圣的民族呐喊助威，不仅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二、对汪曾祺昆明书写名篇的研究

根据检索，迄今为止学界对汪曾祺散文中的昆明书写研究主要集中在部分名篇上，且这些名篇多数反映的是汪曾祺眼中抗战时期的昆明概况以及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习与生活状态。“因为汪曾祺平生事业离不开西南联大：从联大开始创作，晚年“复出”后（上世纪80—90年代）又频频回顾联大。本文根据了解相关资料后发现汪曾祺散文中有关昆明书写的名篇可分为三种类型：联大生活，联大教授，昆明风物。

（一）对汪曾祺联大生活书写的研究

汪曾祺在其昆明书写的散文中，不仅真实地展现了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的详细情况，而且还再现了抗战时期昆明的城市文化以及西南联大师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因此，汪曾祺书写昆明，或许还可以看作是对联大文学的继承以及他对青年时期在联大生活与学习的怀念及追寻。

根据检索相关研究资料，汪曾祺昆明书写的散文中涉及联大生活的名篇主要有：《泡茶馆》、《跑警报》、《新校舍》等。其中，《泡茶馆》这篇散文因汪曾祺本人曾表示“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而尤为出名。为此，续静认为，汪曾祺的《泡茶馆》等散文，反映出作者往往充分利用环境描写的特性，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在汪曾祺的散文中，风俗不再是作品的点缀因素，它升格为审美观照的中心。汪曾祺以散文的体式去描绘风土人情，街坊茶馆，蕴含着更为宏远的理想——以“中国味”的文学创作来探讨民族心态和沉思民族文化。而针对此观点中的“民族心态”，汪曾祺在《跑警报》中自有解释：“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而人们在面对生存灾难时往往表现的尤为坚强，甚至以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作家的写作方向离不开其人生经历与记忆，汪曾祺的名篇之所以经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名篇的创作离不开时间的沉淀。根据检索，《泡茶馆》、《跑警报》这两篇散文是在1984年（汪曾祺64岁）时所写；而《新校舍》则是在1992年（汪曾祺72岁）时所写。根据资料本文发现，汪曾祺在创作有关西南联大生活的散文时，都是在其晚年期间。并且，从其创作这类散文时追根溯源至其创作内容所反映的青年时期，陈酿了近55年之久，因此，资料显示的信息足以证明，汪曾祺在晚年创作的散文中除了带有回忆性的反思之外，更多的则是对青年时期特别是在西南联大生活的人生体验有着无限的怀念与追寻。

（二）对汪曾祺联大教授书写的研究

本文根据查阅相关研究资料后发现，学者在研究汪曾祺书写联大教授的名篇中最关注的散文有四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唐立厂先生》《闻一多先生上课》。

西南联大时期，因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所以自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汪曾祺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最为关注的方面就是汪曾祺与恩师沈从文的关系。翟业军表示，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大弟子，在西南联大饱受过现代派濡染，并非不懂穿越现世，深究人性的善、恶。由此可见，西南联大教授们给予汪曾祺的教诲除了渊博的知识以外，更多的影响则是在于教授们爱国、乐观且不世俗的品质与人格魅力。在西南联大教授中，汪曾祺除了感恩于自己的恩师沈从文之外，让他最为难忘的还有闻一多先生。1997年的5月（汪曾祺77岁时），汪曾祺逝世。而就在这特殊的一年，他写下了回忆闻一多先生的散文——《闻一多先生上课》。

（三）汪曾祺昆明风物书写研究

在汪曾祺的昆明书写中，有一类呈现昆明自然地理、文化风物类的散文。目前，学界对《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这两篇散文的研究尤为关注。黄科安在述评《翠湖心影》中表示，“汪曾祺因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翠湖心影》中描述翠湖名字时运用‘不大’、‘不小’、‘正合适’等词汇，及其清晰的表述了自己‘中庸’的美学观”。何晶以汪曾祺散文语言的角度来解析《昆明的雨》并指出，针对文本中的文字，虽然选取的语言并不华丽，也没有奇丽的句法结构，但由这段文字读者却可看出汪曾祺对语言的雕琢，与文章的内容相得益彰，语言也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从各方面的研究角度可以发现，有关汪曾祺昆明书写的名篇研究中，研究者更注重从汪曾祺的个人经历、思想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来进行探究。

三、作家比较中的汪曾祺散文研究

（一）汪曾祺与沈从文笔下的昆明形象比较研究

通过检索，沈从文在云南生活期间所创作的散文、小说以及后来的回忆文章中，都有大量涉及到昆明的书写。唐永泽、唐瑞在《论沈从文昆明时期“云南”书写的价值》中表示：沈从文在云南的生活虽然艰难困苦，但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作品，散文集《烛虚》、《七色魇》都与昆明或呈贡有密切关系，甚至以《昆明冬景》、《云南看云集》命名其文论集，其中亦不乏云南风物景色与人情世态的描写；在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小说之中，仍然有多篇以“云南”为书写对象，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沈从文作为西南联大的教授，在昆明生活的那段时间，已让他对昆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从他的创作实践中可看出。杨绍军则指出1937年以前，“沈从文描绘了一个神秘、绮丽、野蛮而难以规范的湘西世界，但到昆明后，随着时世的磨砺，对人生思索的加深，他（沈从文）作品中的哲理化成分逐渐浓重”。

根据对汪曾祺有关昆明的书写的文本研究之后，本文认为，在创作风格方面，因为作家的自身原因与环境关系，汪曾祺散文文本表现出昆明给予其更多的是宽豁的心态及温润的创作风格，与其老师沈从文对昆明的书写有不同之处。夏逸陶从散文文体的角度对两人的创作进行比较。首先，比较的是对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各自语言色彩不同。沈从文语言淳朴自然，汪曾祺则追求闲适淡雅。其次，文章的叙事视角也能突显作者的个性心理特征。沈从文对昆明的书写采用的是近距离的观察，对都市的态度大多数则是鄙视与嘲弄；而汪曾祺则更偏向于抒情般的恬淡与和谐。在结构上，汪沈二人都采用了散文化形式，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看重人物的刻画。张华在其论文当中写到汪曾祺以自己的艺术观、创作论去挖掘故乡的风俗人情中别具特质的形式美感和精神底蕴，形成其文化型乡土作品。其作品表现出特有的东方乡情是对时代和经验的感悟和超越——在乡土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中注入了人性的光辉力量。

（二）西南联大作家群笔下的昆明书写

有关西南联大作家群笔下的昆明书写，本人收集并整理了其中一部分作家的散文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创作，如果能与汪曾祺的昆明书写进行比较，将会是很有价值的研究。遗憾的是，这类研究目前尚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在此，先做简单提示。根据检索，西南联大作家群对昆明书写的主要代表作有：

1.散文：冰心《默庐试笔》、冯至《昆明往事》、朱自清《是喽嘛》、施蛰存《怀念云南大学》、李广田《花潮》，《山色》、老舍《滇行短记》、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李长之《西南纪行》、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等。

2.小说：宗璞《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鹿桥《未央歌》等。

这些作品多数是客居作家们描写曾在昆明生活、学习的经历，创作的素材也源于现实生活。一个作家的写作通常与个人经历有关，对于以昆明为表现背景的西南联大作家们来说，这里的一切无疑都有可能成为其写作的现实依据。而这种现实依据则来源于在昆明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身边事物的感知与感触，因为他们的创作动机与其自身的触发以及外在机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些丰富的“现实依据”的驱动下，西南联大作家们把自己的视点集中在昆明风物的描写上，真实而生动的书写着有关昆明的人情和景致。关于这类真实反映西南联大的文人们在昆明的生活和经历的描写，最突出的作家有闻一多、沈从文、汪曾祺、冯至、冰心、林徽因、朱自清、李广田、宗璞等。为此，张多表示，西南联大文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创作主体对空间的暂时依赖意识。并且，西南联大文学中所透出一种客居的文风，驿站的笔调，构成了抗战时期昆明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

四、相关研究的不足

自新时期以来，关于汪曾祺的研究已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成果，但随着研究面的不断扩展，反而难以避免多数学者的研究角度重复率高，研究方法趋于单一等现象，这类现象不仅造成了研究者的观点缺乏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过度依赖于史料的支撑；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依旧局限于汪曾祺作品文体的表现形式或是汪曾祺散文的语言观等方面的研究。而有关汪曾祺散文中昆明书写的研究，学者们涉及的角度也通常集中在汪曾祺描写昆明的人文生活、文化风物、以及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生活与学习等方面。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多利用史学的角度来探究汪曾祺的作品与西南联大历史背景的联系，这不仅在于史料研究的文献资源丰富且较为成熟，而且“读史征信”也为其研究提供了较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背景。但从“汪学”研究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考虑放弃一种相对稳定的研究模式，转而寻求更有突破且意义深远的研究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学术界从比较文学中派生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文学地理学，该学科提倡运用地理的空间维度来研究文学。与此同时，这个新的研究角度也为汪曾祺研究带来了希冀，研究者明飞龙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汪曾祺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深入阐述了抗战时期昆明的自然及人文地理对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以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探究汪曾祺散文中昆明书写的意义，不仅能比较不同地域及不同的地理空间维度对汪曾祺作品的影响，而且还能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探究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对昆明的城市文学创作的影响。其实，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理念，早在古代就有显现。“周朝人把‘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实际上就体现了文学地理的眼光”，真正开始具有文学地理学的某些学科意识，从而把古人的那些片段的言说，发展为较有条理的专论的人，是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和汪辟疆等人。根据查阅相关资料，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其二，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征与地域差异；其三，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以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诞生和发展的影响的同时，还能进一步探究作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而带来文学中心的转移及影响。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可以了解到: 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心在北京；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心在上海；而四十年代则是抗战时期，此时的大后方昆明因为聚集着中国的最高学府与最优秀知识分子群体可谓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中心。因此，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可以考察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通过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可以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通过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可以复原中国文学的真实图景。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