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馨平

走向“别处”
——读谢络绎《到歇马河那边去》

◎黄馨平

谢络绎是近年来文坛十分活跃的七零后实力派作家。她的作品关注社会底层，关切边缘人的生活境遇，聚焦他们的情感障碍和身份焦虑，呈现出心灵深处的纠结和生活变迁中的隐痛。《到歇马河那边去》收入的几篇代表作品，从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现实境遇切入，挖掘其心灵深处复杂多变的情绪波澜和思维回旋，直指潜意识中的无边的恐惧，引出了这样一个具有个体性、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文学命题——面对狗咬线团一样混乱而驳杂的现实，我们该如何为心灵寻找故乡。谢络绎的小说，从三个层面即生活之“别处”、心灵之“别处”与未有之“别处”回应了这一命题。

一、生活之“别处”

生活之“别处”，实质上是由日常生活中突发事件和空间位移，由此带来人物的心理变化，在《到歇马河那边去》中表现为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生活之“别处”首先表现为叙事中特殊情境与人物内在精神的联系与矛盾。作者没有为故事设定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而是将主人公直接置于陌生的环境或者事件中：离婚女人曹多芬提着一个暗红的行李箱出现在火车上，和偶遇的陌生男人暧昧不明；小保姆香远终于奋斗到一个“名人”雇主家做工；小女孩园园与一个对自己告白的陌生人打电话——陌生情景的设置隐喻着主人公逃离旧世界的勇气和难以预测的未来。生活在“别处”的色彩，在《旧新堤》中大龄剩女石翠花的经历中得到最完整的展现。石翠花坐在去和甲方签单的长途汽车上，挂断了客户的电话，内心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去他妈的吧！”。石翠花自认为是“弱者群体一员”，没有漂亮的外貌、身材和厉害的背景，只有一张看得过去的大学文凭。在现代社会张扬自我的文化背景下，石翠花个性十足，极度渴望自尊与自由，却将自由的本质简单地理解为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想要参加公司的周年晚会，没有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起责任，又轻率地辞职。石翠花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迷惑不已，究竟要往何处去？多数人与石翠花一样，因为方式错误的反抗而失败，自由被滥用，反而异化为控制人的力量，使人陷入更深的现实泥淖中。弗洛姆《逃避自由》中谈到：“新自由给他们带来的两件事：力量感剧增，同时孤独，怀疑，疑惑也与日俱增，并滋生了焦虑。”[1]但是这种情绪化的反抗本身，就能够说明个人意志在群体无意识巨大压力下具有媚俗的倾向性与软弱性，本质的非理性恐惧则造成了群体的冲动与多变，易受暗示和轻信，偏执与专横。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看似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地解决问题，但当目的性过于明确时，事情往往会同现实的复杂性形成矛盾。因为事物的边界本身就不是精确的，很多时候反倒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特征。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因为不能做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中间的过渡状态。”[2]最终，目的和期待效果之间会形成巨大偏差。石翠花与同事，朋友，父母，几乎所有人都处于某一程度的敌对状态，最终却顺从父亲的意愿嫁给了水果商，终于没能逃离失败的困境。

生活之“别处”在《到歇马河那边去》故事还表现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叙事氛围。作者注重渲染环境的整体色调，加上丰富的细节勾勒，将环境特征与人物的“内在视域”[3]融为一体。在精心设置的叙事环节中，作者通过交错，闪回等手法，穿梭于外部和人物的心理世界，书写在无规律的现实情况下，人物内心波澜起伏的变化。比如“翠花特地回过头来看那些尘烟，从她第一次发现它们开始，她就控制不住地每次上车后都要扭着头去看，感觉那就像一个披头散发的怪物，想要吞噬她。她抓紧扶手，犹豫着，怀着紧张和强烈的冲破现状的欲念。”[4]人物内心意欲突破困境的冲动，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更加强烈。意象的设置也使得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得到凸显，《旧心堤》中被当做垃圾扔掉的“昙花”，随着石翠花的跌宕的经历最终绽放出奇异美丽的花朵。曹多芬的行李箱“特大号的，暗红色，在某个翻转晃动的瞬间，闪现出压倒周围一片清灰的孤寂的红。”

二、心灵之“别处”

《到歇马河那边去》中的主人公，无一不在“生活在别处”的挣扎中，展现出心灵的困惑与恐惧。园园在邻居之死的打击下，自我意识觉醒；陈香远经历了一次荒唐的精神冒险；曹多芬彻底告别过去，决定忘记那一段失败的爱情......这些势单力薄的女性，在爱情、婚姻、工作、学业等方面都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她们企图通过自己的不利，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时代给予自己的限制。她们作为女性的生命意识已经觉醒，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谢络绎对女性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的把握十分精准，她笔下的故事形态多为女性心灵的独语。在《到歇马河那边去》中，女性心理的主导因素是恐惧，面对自我以及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恐惧。比如《无名者》中的香远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后，不由自主地说：“没什么，我太害怕，只是太害怕了。”在《鸟道》的结尾处，曹多芬拽下精心准备的耳环与项链：“她一片空白的脑海里突然生出类似于灯光照射下的海棠叶那样活生生的存在——她自己的脸。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那会是一张怎样明亮而凄惶的脸！”[5]她们的恐惧不仅来源于所面对现实的不确定性，还同女性的身份焦虑密切相关，这一点在底层社会的女性特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谢络绎的主人公们不是软弱的，而是在试图挣脱这种女性普遍经验的训诫和限制。但是面对这个庞然大物般的陌生世界，她们在精神上退缩了，曹多芬甩掉了爱情却终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陈香远委身雇主。不可置否，她们外在行为与内在行为的矛盾性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自卑与安全感的缺失让她们在追求自我的路上时常举棋不定，潜意识中的恐惧让她们一次又一次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这种潜意识是悲哀的，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可控制。她们都生活在传统的价值观包围中，偏见带来的福利让她们忘记了反抗。因为香远看起来很“干净”，于是“这一点很奇怪，全村的人都很奇怪，从她出生到走出喜山，就停不住有人对她母亲说，香远这孩子将来一定是要嫁个富贵人家的。”[6]这里的“干净”是一个与欧洲白人中产阶级的“白”类似的概念，隐喻财富水平，生活环境，甚至道德与智力方面的优越性。如果说香远从小在这种言论影响下成长，很难说潜意识中不会受到影响，她朦胧地感觉到了“别处”的存在。而去到这种“别处”的资源支撑是一种看起来比较高贵的女性气质，良好的气质固然会使人更容易受到青睐，却远不如切实的努力和奋斗来得真实。这种粗暴的偏见、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精神引发的焦虑、奋斗的积极意愿、对于阶级地位的自卑感，在香远内心错杂交织，发生着剧烈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香远的选择，然而这些都是由外部世界引起的，香远本能的敏感和潜意识中的恐惧感使她的内心冲突更加错综复杂。比如，个人奋斗精神和逃避绝望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秩序中，个人被默认为孤立的个体，做任何事情都要依赖自己的努力，失去了传统社会地位的安全保护。然而失去保护的人的内在自我却又是极度脆弱的。艾里西·弗洛姆说：“一种可能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不确定状态，并麻痹自己的微不足道感的方式就是疯狂地活动，拼命地做事，”来克服内在的怀疑感和无力感，“这种努力和活动并非内在力量和自信的结果，而是绝望地逃避焦虑。”[7]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在陈香远的经历中得到了讽刺性的暴露，同时做四、五份家政工作，最终却又为了借钱毫不犹豫地屈辱地委身于雇主。

因此，心灵的“别处”建立在自我的积极意愿，历史遗留的偏见和深层潜意识的恐惧等多种心理元素的有机化合之上。主人公人生观的复杂性直指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的复杂性，事物的本质与我们的理解总是存在微妙的距离，它源于认知水平的限制，信息的接收方式，甚至是信息本身的结构，世界的荒谬性也由此而来。

三、未有之“别处”

《到歇马河那边去》呈现的荒谬形态为人的愿望被现实突发的偶然性事件强行拗断，人越是希望看到美好的结果，现实就在反向上呈现越诡异的状态。荒谬是显而易见却又难以征服的，深深地根植于它的现实的故土之内，通过不经意之间细节的累积，终于长成一个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到歇马河那边去》中的“女人”是一个象征荒诞的功能性人物，在引导园园与渴慕已久的男孩见面后，第二天却因为煤气中毒而意外死去。女人生前的言行之中流露的蛛丝马迹都令人不得不怀疑她具有自杀的倾向，作为一个尚在懵懂之中的少女，园园面对的是整个生命意义被彻底否定。生存本身是无法被选择的，于是世人从被动地适应到将适应内化为一种主动的习惯。

当我们习惯于运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分析事物的本质，视角越是细微，获得的结果也就越可靠，同时也越令人难以置信。真理永远只能出现在人们选择相信的那一个点上，而怀疑则是无穷无尽的深渊，在有限理性的边界外，是荒诞的无限世界。同时也正是经由这种感觉，我们能够暂时逃离日常努力的枯燥生活，在精神的世界中毫无保留地发掘自我深处的秘密。因此荒诞感的存在也是有益的，人应该以智力去认知世界的荒诞性，理智本身的作用就是阐明一切真理。避免陷入荒诞感的方法是积极尝试用多种角度思考问题，以多种方式灵活变换解决问题，避免在细节上的困难处过度深究，陷入僵局。并永远葆有一份可贵的谦虚，认识自己的渺小，完成内在自我的心灵的安妥——没有真正的“别处”，“别处”只能是想象中的“故乡”。在小说《他的怀仁堂》中，作者隐约透露出这种倾向。范斌看着父亲的尸体，将头靠在父亲的胸膛上。“那真的是一片土地，硬邦邦的，寸草不生的冬天土地，那么宽厚，巨大无边。”亲情之间的障碍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解，死亡的冰冷，故乡的宽厚，使得父子之间的隔阂不复存在，凄凉的结局也氤氲了些许温馨和诗意。

谢络绎的小说以绵密的叙事氛围和悬疑设置令人惊喜，但是读毕却感觉有些透不过气。人物作为行动者，在接连不断的事件中成长，然而意识流中的暗色调却从来没有消退或者改变过。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勾勒她们的内心的故事，最终的结局都黯淡无光。其实对于主人公们来说，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的伤痛经历并不能为她们带来本质上的伤害，她们最终反抗的是生活的沉闷性，沉闷性是安全性的保障，但同时也是残酷性的根源，失败是因为还未能找到正确的反抗方式。因此，不论是否是荒谬性主导了故事的结局，主人公性格中的勇敢，叛逆与坚强的特质，以及在反抗生活残酷性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奋力挣扎与曲折变化的心路历程，必定是十分动人的，也需要得到更加灵动的展现。当代文学关于女性的文学书写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女性觉醒的痛苦和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痛苦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个问题，实际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问题。如果局限于狭隘的女性单一视角，就无法洞彻整个社会以及历史问题，也很难使得小说叙事具有普遍的人类经验。考虑到这些因素，作者似乎很有必要尝试并开拓新的叙事视角。

《到歇马河那边去》收录的这几个中短篇，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困惑、矛盾、反抗与追求，以及她们突破传统经验过程中的隐性伤痕。从荒谬性探讨上来看，作者着力于表现荒谬性的女性生存困境，但也隐约透露出应对的措施——不是向外求取安身立命之所，而是努力完成内在的心灵安妥。我们也看到了作者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与“勘探”的勇气。作者年华正当，故事的精彩正当，我们已经看到了闪现在蚌壳之内的珍珠光芒，随着岁月的磨砺，期待它们愈来愈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注释】

[1] 艾里西·弗洛姆：《逃避自由》，第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2]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6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第10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4] 谢络绎：《到歇马河那边去》，第3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

[5] 谢络绎：《到歇马河那边去》，第32页。

[6] 谢络绎：《到歇马河那边去》，第157页。

[7] 艾里西·弗洛姆：《逃避自由》，第61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