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遗传及其产生与再生产:近20年来文学的阶级叙事
2016-11-25陈舒劼
当代作家评论 2016年6期
陈舒劼
当代文学观察
身份遗传及其产生与再生产:近20年来文学的阶级叙事
陈舒劼
一
文学史公认,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醒目的转折标志。这篇文章被追溯为50-70年代文学体系、标准、制度、风格乃至生态的思想原点,它清楚地定位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一套与五四启蒙文学话语和现代文学表述形态迥然相异的话语体系就此启动。“阶级”是这篇原点性文献的核心词汇之一,它规定了文学的属性与宗旨,参与了当代文学走势的定向。“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5-8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具体而言,文学的服务对象存在着先后轻重之别,首要的服务对象是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其余的分别是农民、军人、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阶级性决定了革命愿望的烈度,也自然排定了文学服务的次序。“阶级”之所以重要,根本上在于其便捷、直观、大抵准确地表明了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状况,将社会区隔为数个境遇悬殊而又相互冲突的群体。毛泽东第一篇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以“阶级”为工具甄别出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这种身份鉴定的思路方法在新政权建立后的27年中都极为盛行。……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