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一期的《中国企业家》刊载了张五常的文章，就如何摆脱当下经济的困境提出了相关看法。

张五常说，面对当前的困难，朱镕基时期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当时的经济困难甚于今日。朱镕基对金融系统进行整顿以后，权贵阶层的黑市交易被中断，通胀很快从25%降到零，接着是4%左右的通缩。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

当年的经济最终渡过难关，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里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就难得一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远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是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四是2001年中国打进了世贸。其五是2000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改制为民营。最重要的是第六点：1994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

张五常认为，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1990年严重。有如下六条良方可用以应对当下的经济困难。

其一，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缔或替代。该合同法大幅度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使工厂纷纷拆细，也使外资见而生畏。虽然不少地方干部招商时说不执行该法，但打起官司来法庭要判案。恐吓或勒索的行为无数，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师及专于搞事的人。应采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逐步替代政府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说，劳资双方可以选用私订的合约，你情我愿，条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订合约的，政府的合同法无效；没有私订合约的，该法依然有效。

其二，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优越性曾经冠于人类历史。但当前作为奖金最重要源头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对此，可以考虑索性把近于一个商业机构的县改为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国，无数城市都用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让县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规格与保护，说不定他们可以各自想出自己的奖金制。

其三，应容许私营（内地称民营）的医生在医院之外挂牌行医，也容许私营（民营）的化验或检查室商业化。这些举措会大幅度减少医院的挤迫。动不动要露宿街头或请黄牛轮取挂号的现象绝不可取，毕竟大多数的求医者只是感冒等小病。医药方面，半真半假的药物，会因为有私营的竞争而减少。不要引进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师费。而且，西方的医疗保险，好些是见死不救的。

其四，人民币要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要放弃。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守锚，利率与汇率皆自由浮动。货币是用作协助贸易与投资的。几年前，人民币势强，如果当时北京能下一个保值的锚，把人民币大手推出国际，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困境。今天不要赶着推出国际。先下好一个保值的锚，等到人民币恢复强势，才大手推出去。

其五，撤销所有关税。弗里德曼说的货币政策失误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主要起因，后来该萧条历久不去主要是因为全球都采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管有没有大萧条，中国都应撤销所有进出口关税。这样中国会胜出，就是斗不过人家也有大利可图。这可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也可以促进产品升级。

其六，要撤销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是从西方抄过来的。香港的财政司曾考虑要不要推出反垄断法。其实香港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当局，他们要反的是自己，但反非政府的垄断在地球上几乎找不到几个有经济效率的实例。今天我们要反国企或政府自己的垄断权利吗？那么，需要反民营或外资的垄断吗？不需要。因为这些垄断一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把微软赶到越南去没有什么意思。商业的行为千变万化，是否源于垄断是深学问。而且，打起反垄断官司，在美国动不动需要十多年，费用奇高。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把外资吓跑是明显的。我们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他们的钱，而是要引进他们的科技知识。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