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一期的《农村工作通讯》刊载了贺雪峰的文章，就农户家庭储蓄在脱贫中的意义发表了看法。

贺雪峰说，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从现象上看，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和江苏农村是比较富庶的，表现就是农民建有比较好的住房，消费水平很高，生活质量也很不错，村庄中很少有光棍，且村庄低保户很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往往住得较差，即使建了楼房，楼房内部装修也往往十分简陋。山区农村多光棍，且低保户比例很高。那么，在全国已经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农民都可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务工机会，为何有的地方会比较富，而有的地方会比较穷？为什么有的农户比较富而有的农户会比较穷呢？

如果仅仅考虑务工收入，仅仅从劳动力方面考虑，以下一些方面会对农民收入差异造成影响：第一，家庭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家庭劳动力的质量；第三，家庭劳动力的分工组合；第四，家庭劳动力的倾向，包括生活态度、储蓄倾向、消费习惯等等。

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标准很难简单划定。不过，最重要的指标则在发展能力上面。贫困更多不是收入与消费水平，而是是否具备发展能力，尤其是代际之间传承的发展能力。

从住房上看，北方农村的农民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于建房，建一栋高大的楼房，几乎是农民的终极目标，生活却十分节俭以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西南地区的农民就会对北方农民的节俭不可思议，认为人生一世，不吃不喝有啥意思？再困难也得吃好一点。所以贵州农民到浙江打工，一到发工资的日子必要大吃大喝。在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农村，农民生活上比较节俭，精打细算，但绝对没有到像关中农村生活苛刻的地步，而是吃得不错，穿得不错，住得也不错。

西南部分地区农民即时收入即时消费，收入多则消费大，收入少则消费少。农民有一套很重要的自身调节机制，没有出现父代为子代积蓄，子代可以通过剥削父代来获得发展能力的机制。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在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上，因为子代无法获得父代经济上的支持，而很难在婚姻市场上成功，所以光棍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农民家庭遭遇天灾人祸，缺乏抵抗的能力，低保户就会增多。因为即时消费，子女可能受到的教育就相对较差，从而就更加缺少发展的能力，等等。

贺雪峰说，决定农户家庭积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与消费的剩余，收入越多，消费越少，储蓄就越多。目前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全国农户都可以获得不差的收入，其他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了，全国农村农户储蓄的差异在于消费。上海农民几乎不在人情上消费，秭归农民则有接近1/3的收入用于人情，最终吃喝掉了。

而最为重要的决定是否贫困的因素在于，这些积蓄能否转化为发展的能力，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与其吃掉不如建房子，与其在村庄中建房子不如到城市买房子，与其买房子不如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这样说来，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不是收入与就业问题，更非农业问题，而是观念和文化问题，最终是教育问题。

（汪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