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磊

双层范式与科学传统改变——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解读

文/刘磊

科学实践哲学在“理论优位”向“实践优位”这一基本立足点的转换中，可以视为对传统科学哲学的一场革命。也正因为此，在科学实践哲学的新视野中，“传统科学哲学的几乎所有观点都存在问题”。本文尝试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进行重新解读。

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实践哲学的不同解释路径

传统科学哲学总体上是一种以语言、意义为主的理论解释学。例如库恩就认为，他的“范式”（paradigm）是“科学的构成要素”，“不可通约性”是一种隐喻，“迄今为止，都是关于语言、关于意义变化的主张”。他指出，“科学革命的概念源于这样一种发现，要理解过去科学的任何部分，历史学家必须首先学会过去的书面语言，因此语言学习的过程是解释的和解释学的（interpretive and hermeneutic）”。因此，从先前的“范式”到后来的“词典”（lexicon）概念，库恩更多遵循了理论解释学的路径。尽管他强调了“实践性理解和实践性洞见在科学中的地位”，但是他依然把理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者，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和文化”。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从一份报纸的观察中，开始了对现代社会中科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杂合体增殖”（The Proliferation of Hybrids）的讨论。他说：

“当麦肯齐在考察惯性制导系统的演变时，他所谈论的是一些能够将人类置于死地的装置；当卡隆追随科学文献中的线索时，他所谈论的不仅仅是修辞学，也包含了工业策略；当休斯分析爱迪生的备忘录时，门罗公园的内部世界马上就变成了整个美国的外部世界；当我描述巴斯德对细菌的证明时，我动员了19世纪的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某些伟人们的著作；当我分析大脑缩氨酸的发明和发现时，我确实在谈论缩氨酸本身，而不仅仅是它们存在于吉野曼教授实验室之中的表征物。”

科学实践哲学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特有形式，并试图对科学实践结构和主要特征做普遍性研究。在这种情形下，劳斯一方面明确指出海德格尔和库恩是他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直接先驱，另一方面，他又借助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批判了理论解释学传统，同时也对海德格尔解释学观点中残存的理论优位思想进行了批判。

首先，他认为海德格尔误解了理论表象本身的实践，几乎没有把科学研究当作一种实践活动；其次，他认为海德格尔误解了实验在科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在对科学的讨论中，海德格尔只是进一步去探讨去情境化理论的起源，而仅仅赋予科学实验以从属的地位，以至于忽视了实验和实验室研究；再次，他认为海德格尔所坚持的“去情境化”和“普遍性”知识，导致了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是有缺憾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解释学。通过对解释学的讨论，劳斯对理论解释学和实践解释学进行了差异性比较（请参见表1：理论解释与实践解释学的差异）。对于这两种解释学，劳斯的观点是：“通常不被人注意的是，普遍的解释学可以采取两种形式，这取决于究竟把解释看成转移某个句子还是参与某项实践”。

“范式”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层综合体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核心词语。自从库恩使用了这一概念以来，理论家对“范式”一词均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解释。其实，库恩一开始使用这个词也是秉持解释主义的立场。这个范式从他阅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困惑得出，又巧妙地解释了那个困惑。但是，随着库恩思想的深入，他需要解释的东西太多，而他所发明的“范式”就承担了更多的解释功能。所以，库恩使用的“范式”本身就具有多义性。“这种过分的可塑性，主要责任是引进了‘范式’一词，除文法上的虚字以外，它在书中出现得比哪个词都多”。吴彤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证说，一个语言学家分析库恩的“范式”用法有21种之多，并且可以分为三组：形而上学世界观范式，社会学意义的范式和工具或实践性范例的范式。事实上，库恩对这个分组方式并没有表示赞同，他自己认为，不管范式在书中有多少用法，主要分为两个集合：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规定抽取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无论是先前的范式，还是后面发展的专业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的三种主要成分（符号概括、模型、范例），库恩显然对“范式”究竟为何的争论有些疲惫和不满，他说：“要了解一个科学共同体怎样生产和证实可靠的知识，归根结底就是要了解这三种成分的作用。不论哪种作用，都会改变科学行为，影响集团的研究重点，也影响他的证明标准。”在具体谈到“范例”时，他明确指出，范例是具体的题解。从这些可以看出，库恩的范式其实主要是两大类别：一类是包括语言、符号、模型的理论意义上的范式，一类是包括解题方法等科学行为的实践范例。库恩虽然指出了理论和实践“范式”的类别，但是在传统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和理论解释学那里，这两类范式最终又都归于理论。科学实践哲学因为破除了“理论优位”，首先看到了“范式”的实践性，同时也没有忽略其理论性，最终把范式看作一个综合体，把理论意义的范式和科学行为的范例当作综合体的两个层次。对于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来说，则要同时具备这两个层次的范式，才能是合格的共同体成员。

表1：理论解释学与实践解释学的差异

范式是科学传统形成的标志

约瑟夫·劳斯 (J. Rouse）正是通过对库恩范式概念科学行为意义上的新发现，表达了解释学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从而丰富了实践的语义学意义。他认为，“科学是实践领域所引发的问题”，“这一科学哲学进路使自己置身于一种十分不同的哲学传统中”。这里可以看出，理论优位的传统科学哲学形成了重视理论的传统，实践优位的科学实践哲学遵循的是重视实践的传统。同样，在科学革命中，不同的“范式”代表着不同的科学实践。本文认为科学“实践”不能仅停留在语义学上，它应该有更丰富的含义。比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就曾指出，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得实践与理论运用相去甚远，事实上，运用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在这种科学实践中，“科学家的选择基于各种变量，各种变量是语境约束，科学家选择继而决定使约束固化”，“科学实践不仅规范了科学家的行为和个性，同时也规范了不断被拓展和应用的多样性情境”。如果说，科学研究是由一系列活动组成的，那么，学习什么理论、使用什么方法、选择什么仪器等，都有一套大致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传统。在这个模式中，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模式的双层结构，即科学的传统也可以分为：理论语词意义上的科学传统和科学行为意义上的科学传统。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讨论更多的是，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不同，特别是科学语言的“不可通约性”；而在《必要的张力》论文集中，他已经更加重视了科学研究行为的不同。到了劳斯这里，科学行为的实践被更加突出了起来。“科学哲学家很大程度上并不关心科学实践和科学成果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科学传统是对应于上述两类范式的。因此，可以认为，范式正是科学实践传统形成的标志。

科学革命是从理论到实践-双层科学传统的更替

众所周知，库恩描述了一个“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与发展模式。在前科学阶段，库恩认为，科学源于一个新范式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形形色色科学实践模式形成较为统一的传统的过程。随着科学传统的形成，新范式确立并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的科学成就进行科学研究，同一科学共同体成员遵从大致相同的科学传统，拥有并相信同样的科学基础信念，选择相似的科学研究对象、方法，限定自己的学科范围，参加同一范式情境下的科学活动，包括发行专门刊物、建立专家学会（或学会的分会）、争取列入大学课程、争取研究经费等等。有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在危机和科学革命阶段，由于新的科学发现，科学共同体面临着“破坏科学现有传统”的“反常现象”。科学家开始对自己坚持的范式持怀疑态度，甚至开始探讨范式的基础（如基本公理系统自然观、世界观等）能否成立。如果这些反常在原有的概念框架中长久得不到解释，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承诺便发生了“转移”。“转移”在库恩的词汇中等同于“科学革命”，即“打破传统的活动”。随着科学实践中的反常出现越来越多，当科学共同体已经不再能容忍或回避对现有实践传统的破坏时，他们便开始对这些非常规进行新的研究。在研究中，科学共同体将会提出新的主张和范式，做出新的承诺，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科学传统。这时候，旧范式将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新范式所取代，科学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结合科学传统来看，库恩的科学革命发展模式，其实也展现了科学传统变化运动的轨迹。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以“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命名第十章，在本章他写道：“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因此，“在科学革命的时候，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变化，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结合这里及上一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科学革命不仅仅是科学世界观的更替，同时也是科学传统的更替。

既然科学革命是科学传统的更替，那么，进一步说，这个更替不仅是理论语词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科学行为意义上的。这主要是因为范式不仅仅是抽象的规则，它还通过“范例”的模仿以指导研究。关于语词方面，后期库恩把“专业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又发展到了“词典”和“语言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 or language community)），并且他仍然坚持不同范式之间的语言是不可以翻译的，但是他认为可以通过学习来理解。至于在科学行为意义上，伊恩·哈金在《表征与干预》中把科学干预活动分为三类：思辨、计算与实验，其中包括仪器的建造，试验的计划运行和解释，理论的说明，以及与实验室管理部门、出版部门、基金提供部门的谈判等，而这些科学干预行为在不同的科学传统里是不同的。

卡尔纳普在他的《科学哲学导论》中曾经提供了很丰富的例证。比如他说，随着20世纪物理学的进步，不仅以太模型被放弃了，19世纪那种构造直观模型的倾向也变得越来越弱了。再如，当爱因斯坦首次提议将非欧空间几何用于空间时，他受到了强烈的反对。曾经有一些反对意见是：欧几里德几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已经预设在测量仪器的构造中。来自于哲学观点的更普遍的反对意见是：非欧几何不应该采用，因为它是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它与我们的思路相反，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还比如，在爱因斯坦的理论问世之间，没有一个科学家因为牛顿理论的预测与水星运动实际观测之间长期不一致，而对牛顿理论发生过认真的怀疑。当然，卡尔纳普的例子不是为了证明本文的主题，而是为他的物理学哲学服务。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摘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