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真生病或者说处于病态之中已经好几个年头了，记得5年前我们曾送她去住院，医院经过认真检查加观察，说她没有病，是衰老的象征，因此动员她回家休息。这样在医院里只住了一个星期便回来了。但从此有了变化，她与家人的由少讲、少动、少交流的“三少”逐渐地更少了下去。起居生活全由保姆李艳照顾，李艳休息时便由另一位保姆小肖照顾。去年秋天，一向被称为身体好的我也突然得了“脑梗”，住医院一月有余，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是一个“亚健康者”。这一段时间想得很多，见了慎真，会情不自禁地伸手与之相握，一般都得到了她的热烈回应。便一而再地对自己提问：今后会怎么样呢？死后会在一起而有感觉吗？说也奇怪，我这个不信鬼不信神以致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顽固分子”，竟然也希望人死后有灵魂这种东西存在了。我想起了陆游的一首诗：“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见陆翁也还是相信有灵魂的，可惜随之南宋灭亡他终究未能遂遗愿。我甚至设想过在开追悼会时，家人的各种表情……但无论很伤心或者不伤心，我都一无所知了。于是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回想起我与慎真相识相爱相知六十余年的日子。

我与慎真的相识最早应追溯到上世纪的1950年夏天，那时我们都是在重庆的西南团校第一期的学员，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女。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个女学员从食堂出来向宿舍走去，虽不能称“美人”，但她的身材和风度，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后来一打听，方知她叫叶慎真，是贵州调来学习的，贵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结业时冬天已经悄然来临。事也凑巧，那一期云南去的学员除少数教师和工人干部外，被一锅端到了贵州来。理由自然也是有的：贵州缺干部云南不缺。可不是吗？就以青年团来说，云南团省委从书记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从“地下”出来的。从重庆到贵阳，我们坐汽车走了5天，到贵州团省委机关报到时，见到了慎真一面，她正准备下清镇参加土改运动，连一句话也没说上。

很快到了1952年底，我在贵筑县白云区参加互助合作试点工作组。从土改到互助组、合作社，白云区工作组一直是省委书记苏振华、副书记徐运北直接抓的省委重点工作组，为省里的农村政策制定提供了不少调研报告和试验依据。一次她同贵州日报的郭清等人来搞调研（当时她已调至省委研究室），临走时给区委书记王广修留了一封信，我顺便拿起看了看，除谈了观感外，末尾写了一句“此致布礼”。我们都知道，这是当时的俗称：原话是“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只有党员之间才用，而据我所知，她还不是党员呢！看来，省委的同志可以特殊呢！

哪知就在转眼间的1953年春天，她忽然带领省委农工部（省委研究室改建）的5个人来驻点了。两个单位合在一起，两单位负责人当然成了驻点工作组的负责人。她是省委来的，自然是工作组的组长，领导业务，我是团省委4人工作组的负责人，也成了工作组的负责人，分工除互助合作外，负责组内的党务并与乡党委联系，参加区工委为委员。之前，研究室也有两名干部在此与我们合作，但人少没有成立党的组织。工作组一人联系一个点，并同时照应附近的一片，开会时点面情况同时汇报，也就有了全面情况，这是省工作组当时的基本工作方法。我和慎真在开会时曾因看法不同顶撞过，但大家都是从工作出发，也就不存在个人成见。她负责联系的是丝航、摆弄两个村子，乃至几十年后我俩重访白云区与当年的土改互助积极户聚谈时，他们还在议论“一个女同志家，黑更半夜一个人拿起电筒，走丝航，下摆弄，不容易哟！”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工作组住程官村的小庙，离丝航、摆弄两个村三五华里，中间要经过小山和森林，的确是危险，当时组织农民开会均在晚上，开得很晚，工作组各有分工，也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在那两年，工作虽紧张，但也有快乐的时刻。比如工作组有时集中在鸡场开会，结束很晚了，大部分人必须回程官村去，大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女，踏着月光，一路歌声伴随笑声，尽享青春的快乐。又比如逢八月十五，工作组凑钱买一些月饼，大家坐在一起说三道四，神侃一通。那时我省是农业省，白云互助合作试点既是一个乡一个区的试点，也是一个县一个省的重点试点，省委许多重大活动都少不了白云区。有一年由省直工委出面组织工农联欢，各驻点机关都参加，着实热闹了一番。省妇联也有一个工作组在白云，但他们驻麻堡，和我们有工作上的往来。农业厅则是白云工作组的常客，他们有几个人经常驻我们那里。县里开会，通常由慎真我们两人去，有时则由我一人去。

在朝夕相处的近两年时间内，我和她互相产生了感情，或曰恋情。是谁主动的也已经不重要了，是一种互动吧。

1954年，省委决定将互助合作的试点由一个区带乡扩大到一个县，仍以贵筑县为试点。团省委紧跟，决定要我兼任任共青团贵筑县委副书记，仍以白云区白云乡为重点。这样一来，我俩到县里参会的时间更多，彼此的互动也更多了。先是工作组内尽人皆知，后来扩大到了全区和各自的单位，团省委和农工部不少人见了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开几句玩笑。那一年底，团省委决定调我回机关，遂约定于1955年元旦结婚。按照当时的习惯，婚礼在机关举行。由时任团省委常务副书记陈侠主持，团省委、农工部以及省妇联等单位的同志参加，约百十来人，着实热闹了一番。婚后的一个月，农业系统开始了一项调查研究工程，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提议的。省委为了搞好这一项调研，共抽了近一百个干部，大部分来自经济部门，组成3个组，我和省银行的一个科长（当时这些部门还没有设处）负责一个组到遵义高坪，搞中心地区的典型材料调研，一呆便是半年多时间。调研结束后留下一些人组成材料整理组，将3个调研材料合而为一，并指名我留下负责，又干了一个多月，全部结束回机关时，已是8月中下旬了。团省委正准备开一个边远地区座谈会，便决定由副书记胡一明和我负责主持。胡见了我的面寒暄几句后便說：“这个会我们得抓紧开，机关很快便要开展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我听了没说什么，却暗自吃了一惊：“机关肃反？”百来个人都是青年，有些解放前还参加过学生运动，平时在一起跳青年舞、交谊舞、谈天说地，都是很熟悉的人，谁是反革命呢？ 还下意识地想了想自己，历史不仅清楚，而且清白，心中无冷病，不怕鬼敲门，管它哩！

我们机关的肃反是从“反右倾擦亮眼睛活动”开始的，先党内后党外，首先推出团省委宣传部长刘耘朴在支部会上作检讨，内容是在有“特嫌”的爱人面前失去立场。刘的爱人葛美（其父葛天回，曾任中山大学土木系教授，1947年被请回家乡任贵州大学土木系主任。）在他赴苏联学习时曾写信告诉他，她大哥出差大连时见到了一个日本特嫌，要不要告诉组织？他回信说最好不要告诉，否则越说越搞不清楚。葛美的家庭关系复杂，之前我知道一些。她是省妇联的干部，曾在白云区工作过，有一次在县委开会，省妇联主任张鸿志（省军区副司令汪乃贵的夫人，本人是抗战时期的老同志，曾任华中局妇委组织部长。）也去参加，小组会时她坐在我旁边，小声对我说：“葛美在学校时的几个男朋友都是日本特嫌！”边说还边用一笔记本比划。当时我也有些吃惊，曾听说她参加过郎岱暴动，应该是很勇敢的呀！不过没有深问。刘耘朴作检讨接受批评时，葛美的问题在省妇联已经公开了，那时她对刘显得特别温情，每天下班时都要跑到正新街口来接他，后来两口子都成了右派。

机关的肃反运动展开后，我被吸收参加以团省委书记汪行远为首的核心领导小组并兼一个战斗组的组长，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说明组织高度信任。核心小组的任务主要是领导机关运动，战斗组的任务两条：一打现行，二追历史。在核心组内整理简报写材料以及领导人的讲话全由我包了。战斗组的任务中打现行一项揭发出来的都是鸡毛蒜皮一类的事，只有两件事可作为重点，一是某甲从“恨铁不成钢”的角度于194X年（记不清了）上了万言书给蒋介石；二是某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担任过分队长。那一段时间，慎真已经怀孕，反应很大，经常呕吐，不宜再做驻点工作，农工部将她调回，另外派了党刊编辑室主任石争（冀鲁豫南下的正处级干部）去接替她的组长职务。肃反开始后，听她说，组织上对她的历史有所怀疑，许多会都没有让她参加。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向，在那个年代，往往是一个干部受到组织信任程度的标志。经过近两年的相处，对慎真的历史和表现自己觉得还是清楚的，我根本不相信她是一个隐藏的“阶级敌人”！结婚前的几个月在县里开会见到农工部副部长张军植时，他还问我：“叶慎真表现怎样，部里打算近期解决她的入党问题”，我回答说：“人不错，就是骄傲一些，有本事嘛，又在省委机关工作，能不骄傲？”一个入党对象与一个“反革命分子”相差何其远耳？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她走得太顺，年轻的女大毕业生，因工作出色受到省委几位领导的重视，还不是党员就当了全省重点工作组的组长，太冒尖了，因而也有些气盛，在一些事情上有些过露锋芒（如，在一个引起争议的务川县丝绵乡流血事件的调查结论中，苏振华肯定了她实地调研带回来的意见，否定了几位资历老的同志和遵义地区的意见，在省委机关影响颇大，以致于苏的秘书、后来任海军少将的乔崖在五十多年后写的回忆苏在贵州的文章中还提到这件事情），也就悄然种下了“风必摧之” 的祸芽。

省直机关内部刚开展运动，省委便在“人民剧场”开了一个大会，或者叫做以点带面的大会吧，由省委组织部长朱涛主持并讲话，前段已经开展的几个单位各有典型发言。农工部被押往会场的是曾纪芦，但他根本不在乎，一副傲像，因此没让他发言。后来才知道，他是农工部的重点肃反对象，被群众批斗后，便送公安厅扣押。贵州日报一个姓邓的（也去过白云区）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大概有点历史问题，我记得他的第一句话便说：“运动一开始，便知道自己跑不脱！”朱涛则对肃反对象们提出警告：要主动老实交代。慎真当时是作为一般干部正常参加大会的，我们一起走出会场时在门口碰到了张鸿志，她还摸着慎真日益壮大的肚子开玩笑：“年轻的妈妈好吗？”

一天夜已很深了，忽遇见农工部曾在过工作组的鲍某，说：“刚在部里开完会！”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我只同他打了个招呼，没有多谈，心想：“慎真出事了！”那段时间，组织打了招呼，我夜里不能回家，住兵政礼堂机关宿舍，慎真就住省委大宿舍，故当晚互相都没有见到。

那一年的几个月都是搞运动，入春后转入专案，群众运动暂停，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开小组会，团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来告诉我，省委农工部来了两个同志，要找我谈一谈。我想一定是谈慎真的事，便同他一道来到组织部的一间办公室，原来是齐加和邓养真，前者很熟，后者刚从X县农村工作部调上来“掺沙子”的，听说过名字。他们对我还算客气，邓养真开门见山地说：“各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在农工部叶慎真的问题不算是最严重的也算比较严重的，除现行还有历史问题。”他们要我写一份揭发材料，我当天就写了，说我对慎真的历史了解不多，听张部长说准备发展她入党，自然相信组织等等。材料交上去后没有回音，连补充不补充都没有说。但我老是在想：“反革命分子”的标准是中央统一定的，怎么又来了一个“各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呢？”是否为了完成任务，各单位都要“联系实际”抓一批人出来斗呢？

大约到了10月底左右，天气逐渐转凉了。一天晚上我接到通知，慎真要来给我送毛衣。听了觉得奇怪，我的东西还留在云南大学呢，哪里来的毛衣？原来是她在接受审查的空闲中亲自为我编织的，算是我来贵州后的第一件毛衣。她先是到了兵政礼堂我的卧室，室友知趣地离开了，我俩也没在房内多呆，便一起出来往老东门方向散步，她说了一些她在单位的情况，特别是白云工作组的人也一起打她的现行。我心里想：“有多少现行可以打的？无非是工作中的一些是非罢了。” 便想到我们小组有一天追朱建中（团省委干部，大学生参加工作的，其父亲是贵州工学院教授）的历史问题很紧，他便来个顺水推舟：黑约翰（美国牧师）临走时给他布置了任务：“隐蔽、等待”4个字。我们听了如获至宝，便去向汪行远汇报，汪听了笑道：“假的，明天就会翻案！”结果还没有等到明天，朱建中就不认账了。以此类推，连历史都可以编造，何况“现行”！ 那天晚上在散步途中碰到一个倒垃圾的，慎真感叹地说：“我们现在是被人当成垃圾来处理了！”很是感慨，我听了默然。后来汪行远叫我和他一起到遵义看整团工作，驻在三岔乡一个农民家。天凉了，我便把她送来的毛衣拿出来穿，见物思人，觉得不是人工织的而是感情织的，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凄楚与思恋之情。从遵义回来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接到省医一护士来的电话：“你爱人已经生了，母子平安。”并告诉了房号和电话号码。中午我便往省医跑。慎真安静地躺在床上，见了我也显得自然平静。她说：“已经给初生的男孩取名龙隆，正等你的认同！”我当然尊重她的意见。问她是怎么来医院的，她说是打电话给车队要了一臺车子，机关也未阻止，看来开始宽松了，不是重点对象隔离审查的待遇。她出院后，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去省委大宿舍看她，那天她新请的保姆回家去了，就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我们交谈了近两个钟头，她说自己是冤枉的，心中有数，至于那些所谓“现行”，全是扯淡。她给我煮了一碗面，放了兴义老家带来的油泡鸡枞做臊子，甚为可口，几个月以来，算是过了半天的家庭生活。

到了年底，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地点就在八角岩交际处。记得那时团省委也在那里开会。一天下午，团省委宣传部长刘耘朴说：“咱俩去报个到吧！”我同他一起去了，宣传工作会的工作人员拿出名单来对，只见送去的名单上，我的职务是贵州青年报副总编辑。这就是说要提拔了！报过到后又说我不参加了，想不通便去找团省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陈侠，他的态度很好，告诉我，省委组织部没有批，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并要我去安顺参加互助合作。我二话没说，第二天便去了正在开干部大会部署合作化高潮的安顺县，会后去了云峰乡参与实际工作，不到一个月接到团省委电话回来。原来是经团省委党组（即省青委）决定，依然是去贵州青年报，只是暂不当总编，只当“大组长”，下辖若干小组如时事、理论、团的生活等等，依然全面负责。我心里有数只埋头去做，没有发过半句怨言。一直到第二年10月份才下文为副总编。1956年的春天，一个早上接到慎真电话：她的问题已公开处理，“隐瞒三青团历史，开除团籍，降一级工资至二十级，从办公室调三处（管生产）工作。”从口气里听得出来，虽然对结论不服，但从“敌人”阵营转为了内部，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有同样的感觉，放下电话便向陈侠做了汇报。陈当即表示：既是内部问题，还是可以恢复关系的。我当晚便有些迫不及待地回了家。慎真说，加在她头上的几条罪名（特别是三青团）纯属子虚乌有，她已当即提出了上诉。我劝她服从组织吧，不合实际的地方一定要上诉。

这样，我们又过起甜蜜的小家日子来了。每逢星期日一般睡到将近12点钟起床，便到饭馆吃午饭。经常去的地方是当时贵阳比较高级的饭店，一次两个人可以吃一只整鸡。有时也约一些朋友到家里吃饭，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年，到了1957年的春天，慎真告诉我，她的问题已全部查清，一切恢复，同肃反前一个样。扣了的工资照补。原来所谓历史问题是她大学的一个好朋友宋某（女），毕业后分到东北辽宁，肃反开始就被揪了出来，她顶不住了就乱咬了一些同学。补的钱我们除增加若干家庭用品外，慎真买了几件衣服打扮了一番，在省委机关首先穿旗袍的，恐怕就是她了。就在慎真彻底平反的前后，她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她坚持一条原则，我们的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名字都必须是灵动的。根据这一原则，取名为龙咏，后来进学校时写为龙吟，也算合原则了。

在“反右”前奏的鸣放中，她对自己的挨整提了较尖锐的意见。“反右”开始后，省委农工部的一些人又想借机整她，幸亏部长吴肃（后来任省委副书记）的开明和保护，说：“你们整了人家大半年，就不允许人家说几句话！” 方免于难。当时我正在北京学习，团中央同时召开两个会，一个是宣传工作讲习会，一个是团报总编会。团省委党组决定，两个会统一由我带队参加。康生到会上作报告，批评了会议没有紧跟形势。团中央并未因康生批评而在两会中开展大鸣大放抓“右派”，而是分别去参观人民大学和由邓拓主持的首都新闻界第二次批右座谈会，我当然选择了参加第二个会，目睹了徐铸成、浦修熙等一些名人在会上挨批实况，心里却一直担心怕慎真出事，那阵势，了不得呀！回来后的当晚，我们一直谈到夜已很深的时候方入睡。

这一年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讲了话， 汪行远在副部长以上干部中传达并组织了讨论（与后来修改后发表的内容差别比较大），我根据汪最后的讲话记录，写了篇评论报道，在贵州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标题为“如何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毛的讲话时间是1957年2月27日，经多次修改补充，于6月19日以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标题公开发表 ），这次在北京见到正在那里出席政协会议的汪，他称攒那篇报道写得好。

那一年的10月，“反右”的群众运动告一段落（后来又补课，机关里打出了更多的“右派”）。刘少奇号召青年干部下基层劳动，团省委组织了二十余个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去黔东南台江县的老屯劳动，当农民，我也在其中。最初有些想不通，后来想通了，前几年在农村主要是当干部，这次是当农民，真实的体验嘛！出发的那天早晨是去贵阳汽车站乘包车，时间很早，大概是8点半或是9点，慎真已经怀了第三个孩子，却坚持要送我。到了“曹状元街”，我见她行动吃力，便动员她回去了。赶到车站时，其他人已经坐好，只等我哩，险些耽误了时间。

在台江劳动的一年并不平静，由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大跃进之风吹到苗岭深山后所采取的一些特殊作法，如在田里烧一堆灰便算10万斤肥料，对不满大跃进的基本群众采取“游寨”等作法不满，便在县委召开的党员大会上贴出大字报，引来了县委书记、部长等人专门召开我们的座谈会：“你们中许多都是已经提拔的知识分子，国家对你们充满希望，领导要你们到台江劳动，我们对你们负有教育的责任，千万莫学康健犯错误”（康是抗战时期大学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任五兵团宣传部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我暗自揣想，自己被当成“促退派”了，还自认为凡是都要实事求是呢！这段时间，机关里开始反右“补课”，汪行远在京开会，由陈侠主持，补打了十多个人（记得是16个），青年报被抓的人最多，快抓完了，我自然有了警觉。一起下乡的王某被叫回去了一个多星期，回来后闭口不谈机关的事。问他回去干什么？他只说：“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我知道涉及本人了，便不好深问。王是贵州青年报中和我无独有偶的两个党员，同我在一个办公室。我想起去年春天的一天，副书记胡一明召集副部长以上学习毛批转的一个肃后文件，重点是“有反必肃，有偏必纠”，我当即发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言；认为肃反中重点批斗了4个人，靠边接受审查的十余人，最后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也没抓到，是否确定对象时犯了主观主义？当时就被大家驳斥了一通，王见我回来脸色难看，便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便坦诚地将刚才的发言及受到孤立的情况谈了。记得他当时也附和了几句：“青年机关嘛，历史都单纯，照套5%，能不扩大？”如此等等。这次叫他回去，十有八九是证实这类问题了，心里未免有些发毛。到了8月下旬，我们开始的第一天秋收劳动回来，杨道棠从老屯来传话：“机关来了通知，要开常委扩大会整风，要杨和龙等4人回去参加！”记不清楚是当天就出发还是第二天走的，只记得第一个晚上驻施秉县，王朝文正下放到那里任县委书记，他见了我们，说正在起草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报告，很忙。第二天回到贵阳，天色已晚各自回家。第三天一早到机关，都不约而同地到了陈侠的办公室，。他说：“机关的反右运动已经结束，下一步是整风、反右倾，解决内部问题！有点像安民告示。大家都没有吭气，肯定各人在想心事。我听后暗自吓了一跳，回忆了一下，似乎没有什么大辫子可抓的，等着瞧吧。果然，整风反右倾开始后，重点便集中到办公室主任王斐章和我二人身上。经过揭发和批判十多天，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被定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贵州青年报副总编职务，保留团省委委员。我的“错误 ”最后定了两条：一，“为肃反对象鸣冤叫屈，丧失革命立场；二，贵州青年报“改报意见”是资产阶级性的（虽然发言人都承认大方向未被篡改）。这里多说两句：我上任后雄心很大，既然叫办报，就要认真学习，把报纸办出一个样子来。当时很崇拜中国青年报和上海文汇报的一些作法，便参照经中央批转的人民日报改报意见，起草了一个贵州青年报“改报意见”，无非是强调战斗性、知识性、趣味性等三性。所谓战斗性就是仿照人民日报改报意见，可以在经过核实的前提下在报上对团的干部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谓趣味性是针对青年特点写文章，发专题，绝非搞庸俗、媚俗。我被批的时间和和王斐章的差不多，陈侠总结发言时说，他个人认为我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最后省委批作内部处理才罢。1962年我和王都甄別为右倾错误（王之前已被下到黔南州计委），但还是留了尾巴， “文革”后才彻底平反。整风最后是把早已离开团省委的刘耘朴弄回来打成了“右派”。挨了这样的批判，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第一次，思想很不痛快，表现到了脸上。慎真的一个妹夫路过贵阳来我家，见了大吃一惊，急问：“龙哥，你是不是病了？！”可见脸色之难看。我只好笑笑说：“昨晚上没睡好！”在这段时间里，对会上的事，慎真没有追问我，生活上是体贴入微。

以后的几年，一直到1966年的“文革”前，日子过得较平静。有三件事值得说一说：第一，慎真又生了两个男孩子，取名龙跃和龙泉。龙跃是大跃进的1958年生的，龙泉按慎真的原则，本名龙潜，忘了什么时候将潜改成了泉。第二是1958年被批之后，1960年甄别后便把我安排为团省委办公室副主任，慎真却在同一年被调出省委农工部下到了农业厅。去的不止她一人，有曾纪卢、齐加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当时农业厅属农工部，自然是下放干部的地方了。第三，1962年夏天至冬天，我在沿河县省委工作团工作时接到慎真来信，说到再次受到了“洗清”，下放到了贵阳市外贸系统，先搁在大十字附近的一个茶庄，公开的说法是以“加强基层”为名，使下放有一个好名声。她说农业厅曾询问团省委，是否可以把龙志毅也下放？看来是还想贬到地州甚至县里去。团省委的回答很干脆，“无此可能”！于是，为照顾夫妻关系，便将她改为下到贵阳市。看起来很通情理，实则一个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去一个茶庄卖茶叶，能说得过去？认识的人均为之抱不平，她自己心里不平，却处之泰然。后来可能是有领导同志认为太不像话了，便调到了贵阳市外贸局机关。

“文革”尽人皆知，是从知识分子和文化界开始搞的。我1947年上高中时曾在昆明《正义报》过发表散文和小说3篇，1960年后我又重拿创作笔杆，在《山花》杂志上发表了4个短篇，并以互助合作为内容写了一个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初稿，送省文联党组书记邢立斌后，他指定山花编辑文志祥处理，文读后约我谈了如何修改的意见，后因工作忙接着“四清”到来，便没有动手修改。四清时 《山花》查出了一百多篇“大毒草”，我那4篇没在内。“文革”开始后，各单位似乎都要找公开发表的“毒草”批判，以同中央批“三家村”保持一致。省委批了老红军、宣传部长汪小川（曾任西路军红30军宣传部长，建国后发表了“冲出绝境”、“九篇历史小故事”等多篇“毒草”）。团省委机关暗流涌动，每天晚上组织十多个人闭门开会找批判对象，闭门会没有让我参加，心头就有数了，我当然就是现成的靶子了。“批判运动”正式拉开的头天晚上，开了一个有全体人员参加的动员会。青工部刘某在会上发言说：“听说有人用小说反党，这次也得清理一下了！”果然，第二天一早，大字报便纷纷出笼，矛头直指原宣传部长任贵儒和我（任当时已调省财委任处长），什么“三家村分店”，什么“团省委的汪小川”等等罪名，横加在我的头上，并勒令交出所有文稿，全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有不把龙志毅批臭誓不收兵之势。7月中开了机关批斗大会，更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从此，自我隔离，等待处理。慎真最初在乡下参加插秧劳动，每星期六回来时百般体贴，使我受到了极大安慰。到了10月，根据中央精神，我“平反”了又回到群众之中。1967年全国开始批“资反路线”后，慎真出于对我被整的义愤，曾开始了对“资反”路线的批判，甚至走出机关，向外单位控诉，为我鸣不平。从此，她成了市外贸系统的“名人”，成立革委时，一部分人选她为单位的革委委员，报上去后只有她一个人没有批准。从此，又转换了地位，我回到了“群众”之中，她又一次被列为可疑人物（因为解放前夕贵大学运她是没有被国民党抓到的领头人物之一，故被定为特嫌），被安排到华家山劳动，“加工出口羊皮”，用刀具将粘在羊皮上的肉刮下，一个星期只准回来一次。她每次都带回一包零碎的羊肉供家里人吃，这倒是那个匮乏年代的意外福利。有时农场负责人同意，也可偷偷回来。为她的事我心急如焚，她却处之泰然。她告诉我，在此期间她去找过市商业系统新来的XX领导（名字记不清了，“四清”支黔干部），得到的答复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对这类回答向来不信，以假乱真还少？否则何来冤案？后来慢慢升级，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列为正式对象，受到批斗，纠缠的仍然是历史问题。那时我参加省宣队下到盘县半年，这一消息是她写信告诉我的。据说还准备到我们住的院子来开她的斗争会，机关的一些好心人号召，到时大家紧闭大门不参加！幸好这样的事终于没有发生，否则够热闹的！我从盘县回来后大约不到一个星期，她告诉我叫她搬到单位去住，当晚就执行。此时，各单位已经进驻军宣队，我便陪她到了军宣队的上级上访（设在省总工会大楼），一个小兵接见了我们，她要隔离？不会吧？你们先执行，我再查。慎真按他们的规定去自投隔离了。第二天上午，我一个人去了市供销社，找到了派驻市外贸局的军代表，他很客气地听了我的申诉。但在那种形势下，他也无能为力。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慎真一面在华家山劳动，一面接受批斗，有时还在劳动现场专门开她的批斗会，有几次还挂了牌子。这一段时间，她每周六可以回家一天。有一次很晚了不见她回来，我急得便往大西门方向走，想在路上接她，走到市委门口便见到她身背一个小包回来了，这才放了心。有天擦黑之际，我出街散步，见街对面她们机关的大厅内正在开批斗会，几个人在前面站着接受批斗，大部分人坐在下面。我当时最关心的是前面站着的几个人中是否有慎真？但看不清，回到家里叫龙隆去探看，心想他是个十来岁的娃娃引不至起人们的注意。

又过了一段，到了“文革”晚期，慎真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此时，我到赤水盐化厂工作（干校正式分配），慎真一个人留家照看几个孩子。当年的春节，军代表“开恩”，家在贵阳的干部全放回家。我们乘厂里的汽车至赶水，再转乘火车。走时，有人建议我带几只鸡回贵阳过年，但活鸡不好带，我便将它们打整了用一个袋子扛在肩上。下火车时也是夜里九十点了，出站后见没人来接，回家心切，便扛着装鸡的袋子一个人从火车站走到家里（正新街22号），幸亏那时年富力强，否则哪扛得住。但回到家时，屋内空无一人，哪里去了？顿时火冒三丈。过了约半个钟头，才见她和几个孩子回来了，原来她们是去接我没接到。本是一片好心，我却发了脾气，她并没和我对吵。事后甚觉后悔。

“9·13”事件后，形势开始复转，慎真同许多“挂在问题上”的人一样，都逐渐恢复了工作，我也从赤水调回“省革委政治部组织，搞恢复共青团的工作。她出差到昆明，我便想到同昆明失去联系多年的家人重新联系，但不知他们在“文革”中搬到哪里去了。只想到有一个叫董坤德的女同志，她的父亲是云大第一任校長，是我二哥岳父的连襟。董是资格较老的地下党员，云南起义时期为昆明人民团体联合会头头，猜想她当时可能已获解放。便给慎真提供了董的住址，她去昆明后转了几个弯，终于找到了董，又根据董提供的线索，费了大力才找到了二嫂，完成了我委托她的任务。从此与在昆明的家人又恢复了联系。“文革”结束后，由于老领导申云浦等的过问，慎真被收回到农村工作工作部工作，参加了“贵州农业区划”等一些文本的编写工作，最后以副处级退休。

我在省委工作的那些年，慎真没有去过什么地方，连我也没有，除了下基层，出省的工作会议只有贵阳——北京两个行程。1988年回昆明过春节，是唯一的一次外行，是她和龙泉陪我去的。本属私事，最初只打算住在侄子家，不惊动别人。后来云南省委知道了，组织部长保永康到车站接，并将家里十多人拉到连云宾馆，给了一座小楼，一部专车，还叫一个科长全程陪同。老同学普朝柱夫妇前往探视，并在震庄（原龙云的官邸）设宴，过了十来天贵宾生活。

1993年我去政协工作之后，自由度相对宽松了许多，觉得应该好好补偿慎真，她前半辈子实在太坎坷太辛苦了。于是凡是出差时，尽可能安排她与我同行，我开会她则可以任意游玩。这些年，她和孙女漩漩先后去了西双版纳以及缅甸境内的小镇孟拉，广西的南宁与北海，湖南的长沙、张家界，两次下三峡与两次到上海，去了杭州和温州以及舟山群岛（包括普陀山），北戴河休养、东北三省度假，都受到了热情招待和贵宾待遇。

现在进入了人生最后一个时期，我不方便走出贵阳，她也不能动，似乎靠近了“朝不保夕”的时期。“人生自古谁无死”，迟早都要走那条路，想通了就泰然处之。

（作者系叶慎真老人丈夫，曾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