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

一

很多年前，为撰写一篇关于阮籍的小文，翻阅《晋书·阮籍传》，其中一段文字记忆犹新，说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通过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失礼”、“无礼”，来表彰阮籍包括“竹林七贤”们的“魏晋风度”，表彰他们至情至性到“越名教而任自然”，譬如阮籍的“胡闹”——母亲去世，却不管不顾，继续与人下棋；有人前来吊丧，却酣饮自若，箕踞啸傲。这些出现在有关六朝文献中的故事，读起来很过瘾，却也不免让人讶异。而更让人讶异的是，围棋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居然已经如此深入地参与了中国士大夫的“高尚生活”。

阮籍之后，很快有“手谈”、“坐隐”之说的风靡，《世说新语》说“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证明围棋在那个特殊又未必特殊的政治年代，已然成为知识者自外于世俗腥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局外人未必懂得的额外的自由空间，甚至象征着某种真诚的持守与清洁的精神。在阮籍那里，围棋正是他以之“遗落世事”、“背生忘死”（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才是真正在乎“世事”和“生死”的，否则不会因为母丧而屡次“吐血”，以至“形销骨立”）必不可少的消遣物。

我设想，应该是围棋那种环环相扣的紧迫，那种步步为营的权衡与算计，让参与者心无旁骛，以至可以暂时忘却眼前的忧愁、困窘与险恶，这才有他不近情理的放达，而不是说阮籍有天生异于常人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