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小说写作者似乎总是在书写两种生活，自己的和他人的。詹姆斯·伍德在谈论小说人物的时候，尝试把小说家分为两类：“一边是托尔斯泰、特罗洛普、巴尔扎克、狄更斯或者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家，他们充满‘消极能力，好像是不自觉地创造出一众和自己绝不相同的人物。而另一类作家要么没有兴趣，要么在这门手艺上欠缺天赋，但不管怎样却对自我产生了极大兴趣——如詹姆斯、福楼拜、劳伦斯，伍尔夫可能也是。”这种分类法并不新奇，虽然我们看到他将福楼拜列入第二类作家可能会略有吃惊。接着，他以艾丽丝·默多克为例，他说，“默多克是第二类作家中最辛酸的，因为她把一生都用在跻身第一类人当中，在她的哲学和文学批评中，她一再强调创作出自由独立的人物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标志，然而她自己的人物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自由”。

但这并非指责，而应当视为理解。因为伍德随即又说道，“默多克对自己太苛刻了。有无数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基本上彼此雷同或者就像作家本人，然而在他们身上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很难说他们是不自由的”。

在祁媛迄今为止的小说中，这位习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书写者，也一直徘徊于自我和他人之间。《奔丧》写叔叔的故事，《我准备不发疯》写“母亲”，《爷爷》则回溯家族史。在这几部令祁媛初获声名的短篇小说里，“我”无处不在，独白俯拾皆是，但并不沉溺自身，而是时时指向他人的生活。当然，这最初的“他人”，不可避免，都是一些和自我生活密切相关的亲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也构成了自我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