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丽花

（盐城师范学院朝鲜语系，江苏盐城224002）

梅娘侨居日本时期创作的朝鲜人题材小说——兼谈柳龙光的朝鲜观对梅娘的影响

朴丽花

（盐城师范学院朝鲜语系，江苏盐城224002）

1939年初，伪满洲国女作家梅娘随赴任《华文大阪每日》编辑的丈夫柳龙光，离开伪满洲国来到日本，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在日本居住的两年时间里创作的部分作品中塑造了一些朝鲜人形象，这表示梅娘对朝鲜人有着一定的关注和认识。梅娘通过对作品中朝鲜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其对朝鲜人的态度，同时也可考察梅娘的丈夫柳龙光对朝鲜的态度，这有助于更加正确地把握梅娘的朝鲜观，也有助于更为正确把握梅娘整体的文学观。

梅娘；伪满洲国；朝鲜人题材小说；柳龙光

1938年11月，时任伪满洲国《大同报》编辑长的柳龙光突然辞职①关于柳龙光突然辞职的原因，参见张泉《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一书第八章《满系的离散：前往日本大阪》中的第二节《“华每”及“华每”时期的柳龙光》、第十章《北京满系中的显性/隐性强力作家》中的第二节《柳龙光与日据区文坛政治》。该书即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离开东北沦陷区。第二年2月，转任《华文大阪每日》编辑，梅娘与柳龙光同船赴日。1941年4月、5月，他们全家移居北京沦陷区。在大阪的两年多是梅娘文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侨居时期，她在家乡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第二代》（新京：益智书店，1940），发表了一批小说、翻译，跻身东北知名女作家之列。其中，殖民语境中的侨民题材小说是梅娘对战时中国文学的贡献。

一、梅娘创作中的朝鲜人再现

梅娘多次在作品中刻画朝鲜人物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1年6月刊登在《新满洲》的短篇小说《侨民》。作品描绘了由大阪开往神户的列车内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等不同身份的人群态度及举止，凸显日本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复杂微妙关系。

《侨民》中的“我”上了列车后，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边的男人，但是当这个男人示意要给“我”让座，并看到他对着隔两个座位的朝鲜女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吆喝什么的时候，“我”开始注意起这一对男女，并开始打量他们。男人和女人的着装形成鲜明的反差。起初“我”的视线落在了朝鲜女人身上，女人看似初来乍到，完全没有习染日本的近代气息，依旧穿着“赭色的光头的朝鲜鞋、朝鲜的白布袜子”，有着传统朝鲜女性所有的特性。反之，男人却穿着一件半旧的黑大衣、廉价的西服裤、不是很坏的皮鞋，他的这种着装符合日本近代社会特征，男人这般“竭尽全力”“精心”的打扮凸显他憧憬并融入日本近代社会、试图获得身份上升的欲望。虽然这种近代式仪表下半露着粗陋、肮脏的袜子和衬衣，显得那么不和谐，但这并不影响读者窥视到男人晋升的欲望。

“我”从两个人的着装和行为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判断俩人的夫妻关系，男人的工头身份及朝鲜人的身份。在“我”看来，男人其实明白作为异国人，尤其作为从殖民地朝鲜移居过来的底层阶级，要在日本近代社会获得一席之地并非易事，但他却没有认清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痴心妄想。因此，他要融入这个社会就必须处处小心并极力讨好所有日本近代社会的构成份子。当“我”上了列车五分钟后才给让座也是出自同样原因。从“我”的着装他看不出“我”异国人的身份，同时又看着比他高贵不到哪里，所以他需要一定时间去揣摩“我”的身份，并需要判断要不要给“我”让座。但是在日本近代社会朝鲜男人低等的身份和晋升的欲望不容他犯下一点错误，即便是对看似身份并不高贵的“我”也不能忽视，经过一番思量之后还是决定给“我”让座。但是可能是为了寻求心里的平衡，男人并没有让出自己的座位，而是命令自己的女人即朝鲜女人为“我”让座。男人是如此小心翼翼、倾尽全力想要融入日本的近代社会，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和他的欲望形成正比，他与这个社会依然格格不入。宛如他近代化衣着与半露着的粗糙、肮脏的袜子、衬衣，装出高贵模样实际却是小女人姿态，是那么的不协调。

列车里的日本人对男人的态度也注定他的欲望将无法实现。刚上列车的时候，曾有两个穿着日本外衣的姑娘与“我”站在同一地方，但她们嫌不洁有味，用手帕掩着嘴走到同类人群当中。她们的举止一开始便阻断了男人接近她们的机会。

在“我”的眼里男人不仅没有正确定位自己作为殖民地朝鲜人的身份，更是没有认清近代社会的剥削本质。当“我”看着手腕上的表时，猜想男人的手腕上肯定没有佩戴手表。手表是近代化的产物，对“我”而言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剥削的工具。它唯一的作用便是每天提醒“我”按时完成工作量，获得连新手表都买不起的杯水车薪，谋得生存。“我”想把手腕上的这个破旧的手表送给他。以“我”对男人的观察，手表是他身份提升的象征，他会因为拥有手表而无限高兴。但“我”又想假设男人真就获得了手表，反而会给男人惹来麻烦，因为他会被人误会为“偷，拣而不报，甚至于路劫”。当下这个朝鲜男人的身份不配拥有这个手表，这也正意味着男人是不属于这个社会的。

列车行驶过程中目睹男人对比自己弱小的朝鲜女人的横行，“我”无端地对男人起了憎怒的感情，便决定替朝鲜女人报复。下了列车后，“我”越过没钱坐汽车而狼狈的男人，走向汽车站。“我”通过这种行为暗示男人，他在这个空间，低等且没有一点上升余地的身份。

梅娘创作《侨民》的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朝鲜如火如荼地实行“皇民化”政策的时期。随着侵华战争的长期化，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与殖民地朝鲜的联系、消除朝鲜反抗的后患，同时使其更好地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而鼓吹“内鲜一体”论，加快消解朝鲜人民族意识的步伐。1938年在朝鲜颁布“第三次朝鲜教育令”，将各级学校的朝鲜语课程由必修课转为选修课，其实质在于渐渐取缔朝鲜语。1939年末修改“朝鲜民事令”，于次年2月开始施行，其重要内容便是“创氏改名”①起初主动参与“创氏改名”的朝鲜人数非常少，之后朝鲜总督府动员小说家李光洙等较有影响力的人士鼓动朝鲜人“创氏改名”，将创氏改名的朝鲜人口比率提高到79.3%。1941年11月，针对拒绝改名的朝鲜人颁布一系列强制政策，逼迫朝鲜人创氏改名。，日本帝国主义称“创氏改名”是“内鲜一体”的完成。1940年8月，朝鲜文人重要的文学阵地《东亚日报》《朝鲜日报》被迫停刊。这一系列的所谓“皇民化”政策，虽然以“减少内·鲜人的差别待遇”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掩饰，但实际目的是最终达到完全抹杀朝鲜人的民族身份，使其不得反抗，奴役朝鲜人最大化地履行战争后方基地的角色。

《侨民》中梅娘塑造的朝鲜男人想要挤进近代日本社会，想从中获得身份上升，而他却没有更正确地认识到当下自己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人的身份，更是没有认识到近代社会的本质。梅娘正是通过作品中的发话者“我”对男人的憎恶和报复来凸显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鼓吹、实施的言论、政策的虚伪性。

相反，《侨民》中“我”对朝鲜女人是同情的。男人对保留着朝鲜特征的女人指手画脚，引起了“我”对男人的不满，而对男人的不满又转化成了对朝鲜女人的同情。

《侨民》反映了梅娘对朝鲜人持有二元划分的态度，即没有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被日本帝国主义虚构出来的言论、政策所蒙蔽，盲目追随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朝鲜人持有批判的态度，相反即便是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依然对保存民族特征、身份的受苦受难的底层人民，持有同情态度。

二、旧作重版时对朝鲜人的重构

梅娘对朝鲜人的二元划分态度其实在193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傍晚的喜剧》②梅娘：《傍晚的喜剧》，《文选》第一辑，沈阳文潮书局1939年出版。修改后的《傍晚的喜剧》参见张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和《一个蚌》③梅娘的《一个蚌》首发是在新京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编印的《满洲文艺》第1辑（1942年9月）。本文参见梅娘的《鱼》，新民印书馆1945年出版。修改后的《蚌》参见张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也有所显现。《傍晚的喜剧》描写了黑暗现实里女性的泼辣、欲望及底层阶级的受难。小说里其实没有和朝鲜有关的人物或场景。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梅娘对此作品进行了修改。在此过程中，梅娘将原作中的一个人物“小老唐”改为“朝鲜师哥”，原本没有特殊身份的“小老唐”被赋予了朝鲜人的身份，但是这个人物所从事的工作和地位改变前后都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梅娘在塑造“小老唐”这个人物时，以朝鲜人为原型的可能性较大。“小老唐”是“兔子”，寄生在满洲女人处生存，但他本性善良，积极帮助同自己一样处在社会底层的受苦阶级。

此外，同一年创作的小说《一个蚌》原文也并没有出现有关朝鲜的人物或场景，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修改中和《傍晚的喜剧》一样出现了人物身份的变化。原文中出现一个姓安的警察厅官僚，但并没有明确他的朝鲜人身份。但是经过修改后的作品明确将姓安的警察厅官僚赋予了朝鲜人身份。在伪满洲国居住的朝鲜人，同时是伪满洲国的警察，这种身份证明这个人是依附在日本帝国主义生存的人物，可以说他是当时满洲人所称的“二鬼子”朝鲜人的典型。梅娘在作品里把一个走向衰退的家族中毫无希望、有钱便找窑姐、过着颓废生活的四弟和安姓伪满警察联系起来，将他们归类于同一类人。因此，作品表现出对四弟等人的批判也可看作是对安姓伪满警察的批判。

《傍晚的喜剧》中的“小老唐”和《一个蚌》中的安姓伪满朝鲜警察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其依附他人生存的本质是相同的，如同他们没有生存根基只能依附他人维系生存的亡国奴的身份。不同的是，梅娘同情社会底层人物“小老唐”，批判“二鬼子”伪满朝鲜警察的态度，正好和《侨民》中对朝鲜人的二元划分态度一致。

在梅娘眼里，日本帝国主义冠冕堂皇的政策是虚伪的，在日帝的统治下，殖民地朝鲜人是无法和日本人平等的。

剩下的问题便是梅娘是如何定位“满洲人”的身份地位。她对“满洲人”的定位通过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女难》中可以窥见。《女难》和《侨民》同为第一人称小说。不同的是《侨民》中把“我”设定为较笼统的异国人身份，《女难》却直接把“我”设定成了“满洲人”。《女难》中的“我”带着女儿“航”进到一家餐饮店就餐，一开始店里的日本女侍们根本不理我们，显得很冷漠，无奈“我”只好把女侍叫到跟前。女侍看“我”和“航”用非日语交流便感到好奇问我是“满洲人”还是朝鲜人，当“我”回答“我是‘满洲人’”时店里那些原本对“我”不理不睬的女侍们蜂拥而上热闹了起来，不停地问“我”有关“满洲”的事情。日本女侍们的这种行为说明了她们对“满洲人”和朝鲜人持有的不同态度。如果她们把朝鲜和“满洲”看成是相对日本而言的异域，把朝鲜人和“满洲人”看成是同一范围内的异域人，那么只会对我“异域人”的身份感到好奇，不会细化籍贯来询问我是“满洲人”还是朝鲜人。当她们知道“我”“满洲人”的身份后，立即一改此前冷漠的态度变得非常热情，这种热情恰好表明了在她们的心里朝鲜人的地位不如“满洲人”。但是日本女侍对“我”即“满洲人”表达出的热情并非是出自内心自发的情感，而是出自她们对男人本能的渴望和战争的长期化导致的日本萧条景象。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到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妄图短期内占据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但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料到会遭对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随之速战速决的计划也便落空。为了维持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便通过各种手段动员本国的壮丁参加战争，这使得日本国内出现严重缺乏壮丁的现象。《女难》中我们不难发现串联整篇作品的场景都是萧条的，而支撑这些场景的几乎都是女性，剧场里的观众、饮食店的女侍等。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正在吹嘘“大陆新娘”政策，这使不少日本女性对满洲的男性产生憧憬。女侍想要了解满洲男性的欲望，因进入到店里的不起眼的男性学生戛然而止。女侍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学生身上，即便这个学生看上去老实、干瘪、个头矮，也迫不及待地献殷勤。反之，对“我”又开始冷漠起来。女侍转瞬之间的态度变化正好证明她们对“我”的热情仅仅源自本能的对男人的渴望，并非真正对“满洲人”的好感。有鉴于此，在日本人眼里，“满洲人”的地位比朝鲜人是好不到哪里去。

在伪满洲国，能够以东亚视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中看待朝鲜人的中国作家甚少，梅娘却拥有这种更为广阔的视角。笔者判断这与她的留日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和她的丈夫柳龙光也是密切相关。

三、柳龙光与朝鲜及其对梅娘的影响

1939年2月，柳龙光赴日任《华文大阪每日》编辑一职，直到1941年4月。柳龙光对朝鲜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华文大阪每日》第三卷第四期（1939年）开始，新开设了《东亚文艺消息》专栏，主要介绍日本、中国、“满洲”三个地区的文艺消息，这个专栏里频繁地出现有关朝鲜文艺的介绍①《华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六期（1940年3月15日）、第七期（1940年4月1日）、第九期（1940年5月1日）、第十期（1940年5月15日），以及第五卷第一期（1940年7月1日）的《东亚文艺消息》栏都有朝鲜文艺的介绍。。一个期刊如此持续关注朝鲜文艺，在伪满洲国是罕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杂志的编辑者柳龙光对朝鲜文艺感兴趣时才有可能出现。而这一时期正好和梅娘创作中连续出现朝鲜人物的时期相吻合。此外，《华文大阪每日》第三卷第四期还开设了名为《翻译小说》的专栏。起初时有时无，从第四卷第二期开始更名为《翻译文艺》，几乎每期可见②《华文大阪每日》中共有六期《翻译文艺》由《海外文学选集1-6》所代替。。这一专栏收录了美国、英国、日本、朝鲜等不同国家的小说、随笔、散文、评论等不同题材的翻译作品。

在柳龙光担任编辑初期先后开设了《东亚文艺消息》和《翻译文艺》专栏，在柳龙光卸任前后开始逐渐少见于杂志①《东亚文艺消息》在《华文大阪每日》第六卷第六期之后销声匿迹。《翻译文艺》在《华文大阪每日》第六卷第四期之后极少见于杂志。经笔者查阅此后仅三次出现在杂志上。第七卷第三期（1941年8月1日）以《翻译文艺之卷》为名，第九卷第六期（1942年9月1 5日）以《翻译文艺》为名，第十卷第六期（1943年3月15日）以《翻译文艺特辑》为名出现在杂志上。。这一事实充分证明该栏的开设和运营都与编辑柳龙光有着密切联系，且从两个专栏的国际性性质而言，柳龙光有着更为宽广的视角。

柳龙光本人也以“红笔”的笔名翻译评论和小说刊登在《翻译文艺》栏里。其中以系列的形式翻译台湾、朝鲜、北海道、九州、关西的文学介绍刊登在杂志上的事件，颇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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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和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柳龙光在《台湾文学界的现状》的译者记里将朝鲜、台湾直接纳入日本的范围，称其为日本的一个地域。这五个地区正好是日本帝国的边界及核心地区［1］。

柳龙光在翻译刊登这一系列地方文学介绍之前，还曾在同一专栏里翻译刊登过野中修作的评论文章《北京的文学杂志》［2］。而《华文大阪每日》的发行地伪满洲国，正好构成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东亚新秩序”的核心地区“日·满·支”。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同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局面也已转为长期化，为打破战争长期化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在此一时期开始进一步强调“日·满·支”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②《相互迈进新秩序建设是日支共隆共兴希求》，《满鲜日报》（1940年3月31日）。《满鲜日报》是在伪满洲国“一地一报”政策下，1937年将新京的《满蒙日报》和龙井的《间岛日报》合并而成的朝鲜语报刊，是当时伪满洲国唯一的朝鲜语报刊。。笔者判断，柳龙光正是考虑到当下这种局面，才会选择这些地区的评论进行翻译并刊登在《华文大阪每日》杂志上。

虽然柳龙光在表面上迎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新秩序”，但是他绝对不是无差别、无批判地接受其殖民地政策。上节中已提到过此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实行残酷的民族性抹杀政策，其中一项便是民族语言的取缔。笔者认为，柳龙光对这一政策表示不满，《台湾文学界的现状》一文中原作者中村地平对台湾的文学做出了如下的评价：

现在本岛人以写小说而活动着的，恐怕也不过是写《木瓜之街》的龙英琮一人而已。不用说这些作家的作品多是用日本语写的。和朝鲜不同台湾并没有自古传下的乡土的固有文学。本岛人惯用的文章，原是汉文，自小林总督（第十七任-译者注）就任（一九三六年九月-译者注）以来，强行国语（日本语-译者注）普及运动，着々成功。将来本岛人之间，如有作家产生，恐怕也完全要用国语（日本语-译者注）的［1］。

柳龙光对原作者所写的因强迫性的“国语普及运动”导致的台湾作家日文创作现象似乎很有感触，随即在文章后的译者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台湾的文艺，不过是一直到1936年由胡风介绍的□短篇小说-杨逵的《送报，吕赫若的《牛车》和杨华的《薄命》。（□是由日文译来的）不料在本刊去年看出招募长篇小说启事后，竟然有台湾寄来的应征稿件，而且其中之一已经选入佳作。即台北市吴漫沙的「和平之歌」。此外记得还有一人，笔名□，仿佛也是寄自台北市的。这两篇东西，虽未能发表，□都是十二万字以上的汉文的著作。（中略）

又想想去年七月一日号本刊上曾刊登吴漫沙短篇创作一篇，题是「风沙之夜」在编后随笔里曾有过特意的介绍③摘自《台湾文学界的现状》译者记录部分。详见《华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七期（1940年4月1日）。无法辨识的字，暂用□代替。。

很明显柳龙光对台湾作家的中文创作持肯定态度，并给予支持。这种态度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地同化政策中的语言政策正好相悖。

朝鲜文学亦开始介绍于日本，在上期已略谈及，五月号日本各杂志上，可见对于朝鲜文学关心热潮。如《新潮》在卷头评论上论朝鲜文学与朝鲜语问题，由氏族单一融合的立场上看，呈现出麻烦的疑问。在《文学界》上，村山知义肯定说了以日本语不能充分表现意思之朝鲜作家的现状。以为欲扩大读者层，必须注明翻译［3］。

上面的引文摘自刊登在《华文大阪每日》第四卷第十期的《东亚文艺消息》，此专栏和柳龙光的联系，上面已有所述。引文通过引用村山知义的日本语无法充分表现朝鲜作家所要表达意图的态度，传达着这样一个明了的信息，即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传统的生成轨迹，语言亦是如此，因此一个民族的性情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才能正确表达，反之异民族的语言是无法正确表达本民族所独有的性情，而这正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朝鲜实施的一系列朝鲜语抹杀政策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柳龙光在《华文大阪每日》中表现出的对朝鲜或台湾的态度：朝鲜和台湾虽然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属于其势力范围，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实行的一系列民族身份抹杀政策抱有不满。

柳龙光对朝鲜的这种殖民地认识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实行政策的不满与上节中考察的梅娘的朝鲜人观可谓是遥相呼应。

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中，朝鲜殖民地侨民题材的作品不多，在日本占领区更少。梅娘把朝鲜人形象引入小说，拓展了沦陷区文学的表现范围。从梅娘的朝鲜人叙事中可以见出，她对朝鲜人持二元划分的态度。即，批判没有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而盲目追随的朝鲜人，同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底层朝鲜人。她对朝鲜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柳龙光的影响。柳龙光是在当时日本吹嘘的“东亚新秩序”中看待朝鲜，将朝鲜看成是日本殖民地，甚至是日本的一个地域。但他并不是无批判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理论。作为“五族协和”下伪满洲国的中国作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区实行的民族语言抹杀政策抱有不满。这可谓是梅娘、柳龙光的朝鲜观的共同之处。

［1］中村地平.台湾文学界的现状［J］.红笔，译.华文大阪每日，1940（7）：30.

［2］野中修作.北京的文学杂志［J］.红笔，译.华文大阪每日，1940（5）：30-32.

［3］东亚文艺消息［J］.华文大阪每日，1940（10）：19.

Novels of Korean People By Mei Niang When Living in Japan——Also about Influence of Liu Longguang’s view of Korea on Mei Niang

Piao Lihua
（Department of Korean，Yancheng Teachers’College，Yancheng Jiangsu 224002）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1939，Mei Niang，a renowned female writer during Manchukuo period，chose to leave for Japan with her husband Liu Longguang，who was the newly appointed editor of the Journal Mainichi Osaka（Chinese Version）to continue her literary writings.Duringher two years’stint in Japan，some typical Korean images can be found in many of her literary creations，which displayed her great concerns for the Koreans.Besides，the portrayal of the images of many Koreans in her writings can also reveal her unique attitudes towards Koreans as well as those of her husband’s，which，in turn，contributes to eliciting the accurate capture of her viewpoints of Koreans and Literature in the analysis her works.

Mei Niang；Manchukuo；korean novels；Liu Longguang

I206.6

A

1674-5450（2016）05-0015-05

2016-07-10

朴丽花，女，吉林龙井人，盐城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伪满洲国朝鲜人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詹丽责任校对：杨抱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