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慧英

摘要：19世纪60年代，俄国远东地区出现了第一批朝鲜移民。朝鲜人向俄国移民的初期，移民得到积极安置，此后每年都有大批朝鲜人迁入俄国，他们逐渐成为俄国远东地区的主要劳动力。朝鲜人向俄国远东地区移民，不仅受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取决于俄国、朝鲜乃至中国的国内状况，它是在国内外综合因素作用下所引发的一种国际移民现象。

关键词：俄国；朝鲜人；移民

中图分类号：D851.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5-0087-04

19世纪中叶，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俄朝两国开始接壤，这为朝鲜人向俄国远东地区移民创造了地缘条件。但俄国获得大量新领土后，并没有有效解决对其开发问题。国内移民的失败，使该地区出现粮食短缺等问题，甚至影响到边疆的防卫，俄国急需劳动力助其开发远东。这与朝鲜居民生存状况、清朝政府的封禁政策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强大助力，促成了朝鲜人向俄国移民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目前，我国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鲜有研究，仅有几篇论文提及俄国的朝鲜移民问题，但主要描写朝鲜人在俄国的生活状况、经济与政治活动，缺乏对俄国朝鲜移民问题进行深入综合的探究。而本文依据俄罗斯远东历史档案，并结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等中文原始资料，将这一问题置于19世纪下半叶东北亚国际关系大环境下对朝鲜人向俄国移民的原因及背景进行全面系统考证、分析。

一、朝鲜人向俄国移民最初记载

朝鲜人向俄国移民的最初官方记载是收录在俄国远东对外政策档案中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即1863年11月30日诺夫哥罗德哨卡长官梁赞诺夫中尉呈报滨海省军事总督卡扎科维奇的报告，其中写道：“一些朝鲜人提出申请，要在棘心河流域距诺夫哥罗德哨卡15公里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在那儿已经建成了五六间房屋。同时还要求派5名士兵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俄国人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全保证，朝鲜人说，还准备再迁来100户。”

另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是1864年9月21日梁赞诺夫发给卡扎科维奇的。报告中提到，朝鲜人已在棘心河安住下来，并从事农耕生产。梁赞诺夫建议让朝鲜人从事更多的经济活动，例如销售粮食、建立面粉厂等。

此外，在1864年9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亦有相关记录：“1864年14户朝鲜家庭共65人已在夏天前建成了8间房屋并开始耕地。他们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土地，种着大麦、荞麦和15俄亩的玉米。

朝鲜人主要散居滨海省南乌苏里边区的西吉密河和扬齐河岸边，那里后来形成了两个朝鲜移民聚居村——西吉密村和扬齐河村。1864年夏天前，在棘心河流域共生活着30户朝鲜移民（140人）；1867年在3个朝鲜移民村——棘心河、扬齐河、西吉密中有995名男性、806名女性，共1801人，他们饲养着323头牛和398头猪，耕种着395俄亩土地。1868年冬至1869年俄国边境地区朝鲜移民人数已经达到900人。在9月末至10月初又有1850名朝鲜人（1300男，550女）通过不同途径来到棘心河地区。1869年11月至12月初越境的朝鲜人数已升至4500人。此后，每年都有朝鲜人向俄国远东地区迁移。至19世纪70年代末，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共有21个朝鲜移民村，共计有6766人。

二、朝鲜人移民俄国的地缘因素

16世纪起，俄国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至19世纪中叶，俄国已统治西伯利亚、远东大片土地。1856年俄国建立滨海省，其管辖范围包括原堪察加省和阿穆尔河河口地区。然而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借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这块领土的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这是俄国历来从中国身上咬下并且嚼咽的最大一口。”

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南乌苏里边区划至滨海省，其中包括海参崴等太平洋东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滨海省南部边界延伸至图们江。此时滨海省的范围是北起北冰洋、南至朝鲜北部边界，地处北纬42°～70°、东经100°～160°。这样，滨海省南部边界推进至朝鲜，这为朝鲜人向俄国远东移民创造了地缘上的便利条件。

三、朝鲜国内生存环境恶劣

朝鲜自李氏王朝开始，便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李朝政府严厉禁止未经政府批准私自与外国人接触、严禁朝鲜人特别是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地区居民越境出国，被抓获的越境者立即处死。在李朝如此暴戾的政策下，朝鲜人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向边境迁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朝鲜自然条件的局限。朝鲜多山，耕地面积小，且土地贫瘠。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朝鲜逐渐出现了地少人多状况，致使朝鲜农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其二，朝鲜恶劣的政治环境。封建中央集权的李氏王朝统治者，奢侈腐化，挥霍无度。例如，在大院君掌权时期，为了加强王权，树立自己的威信，历时3年重建了景福宫，这座雄伟的建筑共耗费约2500万两金钱和大量的人力、物力。此外，诸如外交使节团的接待费、各种赔款、王室费用等大量开支，导致国家财政出现严重亏空。为缓解国家财政危机，朝鲜政府随时炮制各种新税种，将其转嫁给下层农民，这些苛捐杂税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无休止的盘剥导致农民走投无路，迫使其纷纷出逃寻找生路。

其三，自然灾害频发。19世纪下半叶，朝鲜自然灾害频发，以朝鲜北部为最。1860—1869年朝鲜北部连年发生严重水灾，仅1860年8月发生的一次水灾就使得朝鲜北部富宁等10邑全部被水淹没；1866年春，在朝鲜六镇一带突发洪水；1869年夏发生了严重洪灾，同年秋天又遭遇罕见霜冻；1870年再遭严重的旱灾和虫灾。连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面积饥荒，最终导致生灵涂炭、饥民遍地。在极端气候影响下，朝鲜农民在国内难以继续生存，为了谋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向外迁移寻找出路。

四、俄国急需劳动力助其开发远东边区

《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吞并中国大片领土，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俄国政府急需吸引劳动力开发远东边区。

垦殖边区的先行者是哥萨克。1857年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派了一支哥萨克军，命其带着家眷来到阿穆尔河沿岸定居，并将哥萨克定居点作为军事哨卡，以保卫边疆。1858年在阿穆尔哥萨克军乌苏里斯克步兵营防卫区形成了一系列哨卡：上米哈伊洛夫斯基、科梁热斯基、格拉夫斯基等。到1861年，阿穆尔河的交通线上共建立60个村庄，共有11850人。

1858年，另一批哥萨克和军队下层退役人员从外贝加尔深入远东边区更深处的乌苏里地区，随后建立了三个哨卡：高尔萨科沃、卡扎凯维赤沃、涅维里斯科耶。1859年，在兴凯湖旁与中国接壤的地方建立了军事据点图里角。1860年，哥萨克军第3营第2连从哈巴罗夫斯克来到滨海，随后他们在波谢特、梁赞诺夫、尼古里斯克、乌格罗夫等地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哨卡。当时，东西伯利亚第4营第3连的士兵乘座“满洲号”登陆金角湾并建立了军事哨卡符拉迪沃斯托克。

然而，哥萨克的垦殖效果并不理想，从1858年第一批140户哥萨克来到乌苏里地区，直到1869年，乌苏里江沿岸仅有28个移民区，共5310人。

为了进一步吸引欧俄地区的劳动力来开发边区，1861年4月27日（5月12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俄国人与外国人向东西伯利亚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该条例规定，凡志愿定居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俄国人及外国人，每户均可分得不少于100俄亩的土地，且允许以每俄亩3卢布的价格将国有土地购为私产。在20年内，移居者可无偿使用拨给的份地，对自己出资迁移的人免征兵役10次，并终身免交人头税。沙俄政府还鼓励移居者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在法令中规定，分给移民村社免税使用的土地，在5年内必须开垦，否则政府有权把未开垦或不使用的土地收回；凡迁入本地区各城市者，自注册之日起，在3年内确实定居下来并从事商业和经营法律允许的工业与手工业的人，给予其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

在该条例的吸引下，有大量欧俄地区农民向远东迁移，但大多数移民都被安置在阿穆尔省，向滨海省特别是南乌苏里边区迁移的人少之又少，向俄朝交界的波谢特地区迁移的人就更少了。究其原因，正如翁特尔别格所记录：“第一批移民把消息逐渐传回到他的故乡，说经过西伯利亚历时一年半的旅途异常艰苦。川资不足、疾病缠身、死亡增加（特别是儿童）、牲畜倒毙等情况，是移民途中无法避免的。移民来到新地方时，往往已赤贫如洗，而且不得不立即动手安置家园和开垦荒地，作这些繁重的工作。”

那些已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安置下来的居民面临的又一大困难是农业生产收成低。欧俄的农民无法适应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异常湿润的气候。由于盛夏降水丰富，地表出现大量积水，若按原有的耕种方法，作物只长叶茎，果实少，产量极低，且粮食不易储藏，会产生霉变。俄国农民时常将发霉的粮食做成面包，由于食用后会产生恶心、呕吐、头疼的反应，因此人们将其称为“醉粮”。农业种植失败的连锁反应便是对边境防御造成不利影响。由于俄国农民农业生产产量很低，边区的许多哨卡无法得到粮食供给而被迫撤销。

由此可见，在俄国兼并阿穆尔地区和滨海地区的最初十年，国内移民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与朝鲜接壤的南乌苏里边区移民很少。迁移至远东地区的俄国居民，由于气候、资金等原因，无法按照原有的耕作技术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直接影响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粮食供应，甚至影响了边疆的防卫。1861—1881年问，迁至远东地区的俄国移居者共16843人，平均每年802人，从1869年起国内移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擅于耕作，因地缘相邻更了解该地种植条件的朝鲜农民的迁移，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俄国当局的燃眉之急。

五、中国清朝政府的封禁政策

1677年，清政府决定将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一千多里的地区作为禁地，严禁流民移垦、刨参和伐木，以保护其“龙兴之地”。1776年清政府更以“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于满洲风俗攸关”为由，下令“永行禁止”流民人境。若有偷越入境者，往往会遭到清政府的逮捕，皇帝会派刺史处罚罪犯，甚至会要求朝鲜国王亲自参与审讯并要求朝鲜方面给予赔偿。1848年，清政府又制定了《查勘吉林辉发图们江二处协缉章程》，每年春秋两季派兵在图们江沿岸地区巡逻，严禁朝鲜人越境。

尽管清政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对某些地方实行了弛禁政策，但是，截至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对于图们江北岸地区仍然实行着彻底的封禁，对越境的朝鲜人采取严格的处罚措施。由此可见，在朝鲜人逃离本国之际，由于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使一部分朝鲜人选择了更易定居的俄国远东地区。

综上所述，19世纪末备受压榨的朝鲜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开始逃奔出国，而俄国吸引移民开发远东的政策和清政府严厉的封禁政策，促使大量朝鲜人流向俄国远东边区。因此，朝鲜人向俄国远东边区移民的背景既有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因素，亦受朝、俄、中三国的政策影响，它是19世纪末东北亚国际关系背景下，综合因素推动所产生的一种国际移民现象。

[责任编辑：孙连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