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帮喜，崔　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北京100084）

中国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经济角色关系研究——基于动力学演化模型的分析

李帮喜，崔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北京100084）

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学术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即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一直存有争论。根据生物动力学模型分析得出：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独立于私营企业稳定存在，并能保证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国有企业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调节者，可引导私有企业合理发展。另一方面，引入私有企业可使得市场竞争机制更为有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整体经济的活力，进而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

Lotka-Volterra模型；固定资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后来的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经历多重改革，国有企业主导地位问题进一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学术界关于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认识也开始出现了较大分歧，其相关问题的争论可追溯至2004年的“郎顾之争”。此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类主要观点：一类是支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另一类是主张推行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

主张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学者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一些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上。刘小玄从产权结构的角度出发，测算了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效率情况，发现前两者并无明显差异，但是发现后者效率却是显著高于前两者。［1］很多支持私有化的学者都是通过对国有企业效率这些批判研究得出，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市场以解放市场效率。部分学者甚至提出了应该全面实行私有化，彻底取消国有企业的主张。张维迎明确提出让私企成为中国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应该全面退出垄断性行业。［2］总体上来讲，这些研究大都是通过OLS建模测算企业效率，主要核算的是所谓的经济效益指标，进而“发现”并得出国有企业效率过低这一结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在继承自由主义政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出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失败在于市场经济不够彻底的结论。

支持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学者则结合社会事实，强调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及其核心地位。王仪祥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在竞争性领域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改革，而不是简单地“完全退出”。［3］陈波、张益锋从AHP分析方法出发，重新构建了企业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并得出了国有企业在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均占有一定优势的结论。［4］张宇和张晨则讨论了我国国有企业近年来效益改善的原因，对“国有企业效率低，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的观点作了有力的批判。［5］［6］国外学者欧曼（Omran）对埃及54个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了考察，发现私有企业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效率改进。［7］由此可见，衡量国有企业作用和效率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出发，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个别经济指标层面，而应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着手分析。

其实，只是简单地通过企业效率的高低便彻底否定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意义，从而主张全面实行私有化，实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否定。我们知道，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本文运用生物动力学演化模型，试图为分析国有企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对生物动力学模型进行一个梳理和介绍；其次，从数量演进的角度对模型进行一些改进，进而分析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最后，从固定资本量的角度深入分析国有企业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通过统计测算来对这一结论提供佐证。

二、生物动力学模型

众所周知，生物学与经济学之间一直以来有着较大的联系，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其中很大一部分对达尔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以霍奇逊为代表的欧洲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也试图复兴达尔文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近期兴起的演化经济学认为，生物学中物种演化的思想和经济社会演化的思想有诸多共同之处。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本文则借鉴演化论上相关文献的生物动力学方法，［8］［9］试图将其拓展到中国现实的分析和应用中。

我们知道，生物学中最为常用的模型是Logistic模型：

其中n代表物种数量，N代表资源约束情况，r则是一个反映增长速度的参数。这是一个典型的“S”型增长曲线，往往和生物学里面所谓的“J”型增长曲线相对比。可以看出早期由于物种的数量很少，所以可以近似地认为资源约束是无限的，但随着物种数量的增加，资源数量必定约束了种群的增长速度和数量。在这个意义上，增长的本质就是生物数量和环境资源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关系。

Logistic模型描述了单一物种与环境整体的联系，本质上是对马尔萨斯指数增长体系的一个改进。这一模型的不足之处是难以描述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模型应用到国企、私企问题的分析上，则无法准确描述国企和私企的内在联系。对比之，洛特卡和沃尔泰拉（Lotka&Volterra）针对不同物种关系提出了一套生物动力学方程，可用以考察多个物种之间的交互关系。［10］这里，我们可以将该模型应用于国企与非国企关系问题的分析上。

首先我们考察两个物种竞争的Lotka-Volterra模型：

其中，n1，n2分别代表两种物种数量，N1，N2代表两种物种的资源承载力，r1，r2是反映增长速度的参数，β1，β2代表了两个物种的竞争情况（或者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资源的抢占情况）。Lotka-Volterra模型在生物学中是一个极其常见的模型，对于模型本身的介绍我们在此不再赘述。由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关系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相互竞争的模型来描述。换言之，参数n1，n2则可以分别代表国企和私企的数量，N1，N2代表二者的增长空间，β1，β2代表了国企和私企的竞争情况，同时也是反映增长速度的参数。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实际问题，我们在此有必要引进一个“退出机制”。这在生物学中代表生物个体的消亡，在我们的分析中代表的是企业的破产倒闭。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引入一个线性的退出模型：

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新的变量“有效资源约束”，上述方程则可以变为：

为简化分析，这里讨论β1=β2=β的情形。考察最终系统的稳定情况可以发现，当增长率为0的时候，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数量都达到了一个稳定的均衡水平：

其次，我们进而可考察具有捕食关系的两物种Logistic-Volterra模型：

这一模型实际上和前述的动力学模型相类似，仅仅是在第二个方程上出现了符号差别。这一模型实际上揭示了两个物种之间此消彼长的周期性变动趋势：当前者增长时，后者减少；当后者增长时，则前者减少。将此运用到本文的研究问题上，可知这一方程的实际意义就是，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数量实际上处于此消彼长的周期性波动中。

三、企业数量的动态演进模型：一个改进

为了得到企业数量的动态演进结果，我们首先需要对方程中的参数进行估算。我们可以先参考离散系统中差分方程形式，并对该模型的参数进行测算；其后，设定1990年的企业数量为初值，并运用测算参数对整个系统进行模拟。在此，我们可以对原方程作如下调整：

对此方程测算出的参数结果和显著性水平如表1所示。

表1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数量参数测算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造成国有企业相关参数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数量波动较大——每年的数据都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因素造成数据的不规律性，从而使得统计测算的显著性水平较低。

通过对上述数据结构进行建模测算，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图1　私营企业数量演进

图2　国有企业数量演进

图1展示了私有企业数量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实际结果略小于我们的预测结果。图2中国有企业数量波动虽较为剧烈，但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结果。此外，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数量最后都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私有企业大约在680万左右，国有企业则稳定在2.7万左右的水平。事实上，这一稳定的收敛水平与初值条件无关。无论最初的国有企业规模（数量）和私有企业规模（数量）是多少，经过一定时间后必定会收敛到这一稳定数量水平。也就是说，企业数量的稳态其实反映了包括国家政策、经济环境等因素在内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水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尽管实际企业数量稳定不变，但这并不是一种静态平衡，而是由退出市场的、倒闭的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

四、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固定资本考证：一个发展

通过对企业数量进行建模，来分析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单纯从数量上来说，国有企业存在一个较低数量水平的稳定；私有企业则存在较高数量水平的稳定。但是，利用企业数量作为后续结论的有效证据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尽管通过企业数量确实可以达到某一个稳态，但是，这仍然无法解释企业数量背后的真实状态。例如，如果一个大型企业分拆成了4个小型企业，那么尽管从企业数量的角度来看，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这一类企业的实际力量并没有改变。所以，要进一步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对于经济实体的影响力，我们需要从资本角度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第二，通过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给出的企业数据尚不完整。以上的国有企业数据是指我国工业企业中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数量，而私有企业数量则来自于非官方的统计数据及报告。［14］此外，一些数据库给出的数据（如中宏数据库，EPS等）也存在一定偏差。例如，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国有企业数量在2010年以后激增至20万以上，这与过去的数据趋势完全相反，而且它们对中间的几年数据缺失也缺少一个合理解释。

关于企业的固定资本，我们测算了如下形式的方程：

测算出的参数结果和显著性水平如表2所示。

表2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固定资本参数测算

造成表2中个别参数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测算国有企业数据波动较大，此外，经济政策等影响所导致的不显著性表现得也较为明显。

由此，我们按照之前的模型分析，对固定资本做类似的测算。通过模型的测算以及数据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图3　国有企业固定资本量

图4　私营企业固定资本量

图3和图4分别展示了动态变化中的国有企业固定资本和私有企业固定资本的演变过程，二者均表现出了明显的“S”型增长特征。目前而言，中国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增长速度均开始放缓，而且它们都远未达到增长的极限水平。实际上，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力量相当，尽管国有企业数量较少，但是实际上由于单个企业的实力较强，国有企业的固定资本总量实际上与私营企业的水平相当。而长期预测结果也表明，国有企业在今后仍会占据国民经济的较大比重。

结合“中国经济新常态”，上述结果也表明，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综合角度来考察中国经济，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在总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经济增速实际上将在20年以后达到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但是那时候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很高的水准了。我国实际经济增速确实在近几年出现平缓下滑，这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测结果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建立的这个模型还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如果某一类固定资本为零，模拟结果会出现巨大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当私有企业固定资本为0，而国有企业固定资本在短期增长后，会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相比于私有企业，在仅存在国有企业的时候，国民经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经济规模会小于私有企业存在的情形。这实际说明：国有企业的存在其实不依赖于私有企业，但是由于缺少了竞争性激励，国有企业的发展规模受限，反而表现为整体经济的可发展空间较少。

如果设定国有企业固定资本为0，私有企业的增长呈现了“J”型曲线的形式。这种增长实际上就是马尔萨斯曾经提出的人口指数增长。私有企业的资本将会疯狂增长，不受任何限制。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对于经济体而言是毁灭性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疯狂增长的私有企业资本将会远远超出实际经济的承受能力，在短暂的繁荣过后，疯狂的资本将会彻底毁灭一个经济体。从这一点来看，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来自于不受限制的私有企业资本增长和无节制的扩张。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美国私有企业资本增长迅速，表面上一片繁荣，但是经济体已经无法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源，于是最终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固定资本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国有企业对于我国社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具体体现为两大作用，即对私有企业的引导作用和对社会发展的稳定作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调节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有经济的巨大作用。其次，私有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私有企业有效激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促进了我国高水平的经济发展。而这两点相结合，实质上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先决条件，而鼓励市场发挥作用则有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

图5　假设国有企业固定资本量为零的情形

图6　假设私营企业固定资本量为零的情形

最后，对于模型本身的一些性质做出讨论。这里假设初值为零，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只有在这种极端特殊的前提下，模型最终收敛到了不同水平的均衡值。但是一旦两者初值均不为零，那么实际上确实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曲线，而最终的收敛水平确实是稳定的，而且是与初值无关的。这一类模型的基本方法就是，先通过数据“训练”模型，得出模型中参数的测算结果，进而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均衡增长水平。这其实和当今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建模思路是基本一致的。此外，由于模型的形成是根据已有的数据“训练”而得到的，那么实际上，模型测算的参数反映的是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这些参数就是我们模型的外生变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此类模型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目前还无法精确地反映来自于社会结构、所有制等变化后的演化过程。

五、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经济角色

关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关系问题的研究，单纯从企业的角度来考察的文献占据多数。然而从生物动力学演化模型分析结果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其实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处在诸如钢铁、电信、能源等重工业领域，而绝大多数私有企业都处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轻工业和部分服务业领域。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数量上的差异至关重要：重工业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高，所以自然企业数量较少；轻工业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低，所以私有企业的数量居多。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考察企业重要性并不应该仅仅从数量上来衡量，而从固定资本量来衡量其实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指标。诚然，仅仅通过数量的演进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得出，国有企业的稳定数量仅有两万多，远小于私有企业发展的七百万左右的水平。但是若从固定资本量来看国有企业，其数量虽少但是具有强大的实力，相反私有企业数量虽多但是每个企业的实力非常有限。

从生物动力学模型分析很容易理解这一事实：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竞争通过各自不同的优势实现稳定。国有企业类似于在生物链中处于较高层级的生物，所以自然数量少，但是个体力量大；私有企业则类似于在生物链中处于较低层级的生物，所以个体力量小，须通过数量来弥补不足。当然这里仅仅做一个类比，实际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关系远比这一简单的生物链类比复杂得多。

从固定资本的测算中得到的重要结果是：在假设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最初数量分别为0的初值下，国民经济有着完全不同的走向：存在或者毁灭。这一结果实际上佐证了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私有企业的存在仅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没有私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发展水平虽不会达到目前这样的高度，但经济体本身依然可以稳定正常运转。而没有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的发展处于疯狂增长状态，短期内就会彻底消耗尽一切社会资源，进而引导整个经济体走向危机，甚至走向崩溃。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发展基石，可以独立于私有企业稳定存在而保证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国有企业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调节者，引导着私有企业的合理发展。私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整体经济的活力，引入私有企业可使得市场竞争机制更为有效，从而促进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与现在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相契合，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

［1］刘小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对效率的影响［J］.北京：经济研究，1995（07）：11-20.

［2］张维迎.国企改革非改不可［J］.北京：资本市场，2015（11）：110-113.

［3］王仪祥.国有企业不宜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J］.北京：经济学动态，2010（10）：42-46.

［4］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分析［J］.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5）：38 -49.

［5］张宇，张晨.“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J］.北京：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01）：90-104.

［6］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J］.北京：经济学家，2011（02）：16-25.

［7］Omran.M.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ewly Privatized Firms：Does Privatization Really Matter［J］. World Development.2004（32）：1019-1041.

［8］杨正东，甘德安.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数量演进——给予种群生态学的仿真实验［J］.北京：经济评论，2011（4）：96-103.

［9］陈平.代谢增长论：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J］.北京：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4（2）：26-52.

［10］Volterra，Vito.Fluctuations in the Abundance of a Species considered Mathematically［J］.Nature.1926（118）：558-560.

［11］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4［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3］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6［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4］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4-2006中国私营经济年鉴［Z］.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黎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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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5-2674（2016）09-044-08

2016-05-17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15JGB125）；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20141081195）；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基金（2014WKYB006）；清华大学普通SRT项目（1621S0030）；清华大学国际SRT项目（1622S04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JL002）

李帮喜（1978-），男，安徽望江人，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崔震（1994-），男，甘肃兰州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本科生，主要从事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