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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与制度治党——基于“二元结构”时代背景的历史考察

2016-11-18朱新屋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6年10期
关键词:二元结构前委刘安

朱新屋

古田会议与制度治党——基于“二元结构”时代背景的历史考察

朱新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党建理论不仅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探索,也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虽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治党概念,但通过对古田会议更为宏观的“二元结构”制度背景的历史考察,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古田会议提出制度治党的历史语境及其深刻意涵。

古田会议;制度治党;二元结构;时代背景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其所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对党和军队建设影响深远。学界历来重视对古田会议的研究,举凡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与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的历史—现实意义等命题,都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①有关古田会议研究可参见陈朝响《古田会议前后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庆刚《十年来古田会议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09年第5期;张明《近十年学界对“古田会议”相关研究的综述》,《福州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曾宪华《古田会议研究综述》,收入傅柴生主编《古田会议专题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51—269页;柴慧敏《关于近年来古田会议的研究综述》,《学理论》2015年第3期。主要研究著作有:中共福建省魏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重评古田会议》,1985年;韩荣璋等《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等编《纪念古田会议七十周年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傅柒生《军魂——古田会议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游宝富编著《古田会议人物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傅柒生《古田会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中共福建龙岩市委编《胜利从这里开始——纪念古田会议七十五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傅柒生《古田会议论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古田会议精神读本》编写组《古田会议精神读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来永宝《古田会议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陈杭芹《党指挥枪——古田会议铸军魂》,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傅柒生主编《古田会议专题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吴新业、林振东主编《古田会议精神与当代大学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近些年来,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②张明仓《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学习习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解放军报》2014年10月22日。然而同时也要看到,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思想不仅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探索,也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构成古田会议的重要内容。①已有的研究虽然指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思想源于历史经验的实际,但只是追溯到建国以后,特别是中共八大(1956),很显然这是不够的。参见姚桓《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虽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建党思想,但是通过对古田会议更为宏观的制度背景的历史考察,特别是三对“二元结构”背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与红四军、红四军军委与红四军前委——的分析,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古田会议召开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重新返观《古田会议决议》及随后的系列制度安排,可以看出古田会议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制度治党思想,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具有重要借鉴。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古田会议召开于1929年12月28-29日,其时正值中国土地革命初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开始懂得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领导者即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仍尚未理清。现有研究论著普遍未曾注意到共产国际与古田会议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很多错误问题都归结于刘安恭的个人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受到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的影响有关,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毛泽东这里讲的“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指的就是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后的错误言行。然而应当注意到的是,“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6月解散的全部历史时期中,它的理论思想、政策策略,对于中国革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③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期(土地革命初期)召开的古田会议,自不能不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

可以简要地回顾古田会议以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交织互动关系。自1922年中共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有义务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自此以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帮助作用、指导失误以及同它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和存在着的矛盾斗争,都是通过理论、策略表现出来”,④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第1页。如已有研究表明,陈独秀紧急召开中共二大的原因,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分歧有关,因当时陈独秀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9页。但是从总体上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要“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道路并寻求建立同俄国革命的联系占据了主流。再加上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的实际情况,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因此在国际共运的理论和策略方面,共产国际长期居于指导性地位,也因此有关中国革命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争论(实际上是“左”倾和右倾的争论)在党内不断展开。

在古田会议前夕,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的疏离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共六大纲领上。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受到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影响,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目前形势等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都展开了探索。1928年2月9-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召开,重点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纠正瞿秋白盲动主义“左”倾错误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同时在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错误。①杨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影响下,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内容包括:(1)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中间阶级的革命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如何争取中间力量和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政策,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2)没有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3)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4)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意义,强调党的指导机关要“工人化”。②杨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69-178页。当运用这种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时,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也不免犯“左”倾错误。

可见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和任务诸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已经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古田会议前夕达到了顶点。1929年5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指定刚从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之所以做出这种人事安排,既与刘安恭较深的革命资历有关,也与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潜在影响有关。刘安恭于1918年赴德国留学,进入柏林大学攻读电机专业,第二年就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党员。留学德国期间,刘安恭参加旅欧学生革命活动,期间与朱德相识。1924年刘安恭回国后,被派往四川军阀杨森部做秘密工作。1926年8月,刘安恭与前来四川万县做杨森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朱德再次相遇。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随后刘安恭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被派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刘安恭学成回国,随即被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红四军中工作。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永川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永川旅游专辑》,2006年,第80-86页;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141页。但是来到红四军中以后,刘安恭仗着在德国和苏联留学多年的经历,而且精通多种语言并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因此对苏联军事体制和军队建设极为推崇;与此同时,刘安恭初来乍到,对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的革命情况缺乏调查了解,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带兵方式与作战原则颇不以为然,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生搬硬套地照搬苏联的历史经验来处理红军内部事务,导致红四军党内的矛盾激化。

刘安恭就任临时军委书记没几天,在主持红四军军委会议时就做出一项限制前委权力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这使原来就存在矛盾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和军委(朱德)的矛盾更为尖锐(即所谓“朱毛之争”,详见第三部分)。特别是当时刘安恭还带着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来到红四军,来信指示:“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34-35页。毛泽东后来深感“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4页。“二月来信”连同刘安恭的身份及其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来到红四军中,一方面刘安恭“带回一种形式主义”,认为“规章制度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统统应该废除”,认为毛泽东是 “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①郑瑞峰、彭雪涛、郑雅婷《毛泽东两次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始末》,《世纪桥》2011年第4期。这引起毛泽东等人的不满,另一方面“二月来信”的消极思想对红四军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和争论。因此共产国际与古田会议的关系当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继续实行公式化和教条化的指导,也出现了不必要的指示错误。②张喜德《古田会议决议与共产国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不过论者认为“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六届二中全会的要求和会议精神,古田会议及其决议便应运而生”,这种观点显然值得商榷。

二、中共中央与红四军

如果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构成古田会议首要的“二元结构”时代背景,那么中共中央与红四军之间在空间上的分野所导致的政策分歧,则构成古田会议的第二重“二元结构”时代背景。虽然在古田会议以前,中共中央驻地屡经变化:从第一届至第六届中共中央驻地依次为:上海→上海、北京、广州→广州、上海→上海、武汉→武汉、上海→上海,而且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中共中央仍驻上海不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发动的三次土地革命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都与中共中央存在空间上的距离。特别是在三大起义失败以后,朱德、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先后会师井冈山,并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四军的这种革命实践其活动空间在远离上海的湘赣、赣闽和闽粤边界。在中国共产党初步发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起义的情况下,军队装备极差带来通讯不便,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造成交通不便,所有这些都成为重要的问题。红四军的实际情形、中共中央的革命政策,要顺利到达两地传达双方,都远非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而且即使将相关信息送达对方,中间也存在时间上的落差,中央政策的调整往往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变化。

不妨先简要回顾红四军的发展简况。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及时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相继展开。其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实际斗争中,改变了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率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挺进;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下潮汕的过程中损失惨重,由朱德、陈毅率领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民武装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砻市龙江书院会师。1928年5月4日,两支会师后的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是中共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有序列番号的红军。由于朱德、毛泽东声名远扬,红四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红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期间红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支军级建制的正式红军,红四军在当时“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③《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7页。

红四军成立以后,随着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毛泽东曾指出:“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页。正是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撰写了诸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论著,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革命新道路。虽然在井冈山时期尚无系统的理论自觉,但是毛泽东这种独立自主的思想,实际上是在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和党在革命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中提出的。后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则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然而由于红四军与中共中央之间存在空间上的隔阂,加上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变化很快,两者之间对于什么是红军,如何建设红军等问题尚未取得相对一致性的认识,加上当时党内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盛行,导致毛泽东的这种正确判断在古田会议前夕遭到误解。

红四军革命活动的区域集中在湘赣、赣闽和闽粤边界,中间遭到聚集在城市及交通干道沿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剿,当时红四军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信息通道,依赖于“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秘密通道。这条“红色交通线”横跨沪、港、粤、闽、赣,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永定、长汀,最后到达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瑞金,蜿蜒长达数千公里。③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虽然这条“红色交通线”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仅路途遥远,沟通存在时间差,而且往往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信息通道有时沟通并不顺畅。两者之间因信息渠道带来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二月来信”和“八月来信”上。其中,“二月来信”即《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来信要求贯彻中共六大精神,指出:“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为此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力量分小,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提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5册,第34-35页。显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因与红四军信息沟通不畅,缺乏全面系统了解,所作决定并不十分切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后来毛泽东在回信中就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页。事后证明,“二月来信”给红四军内部带来了思想混乱。

随着双方沟通的畅通,这种情况在“八月来信”中有了明显的好转。“八月来信”即《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由周恩来在1929年8月21日起草。来信对红四军建设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包括红军性质、任务、制度等等,特别是指出了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八月来信”中,那就是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内部争论不甚清楚,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张也模棱两可等等。⑥闻岩主编《周恩来大事本末》,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33-834页。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先当然要归结于中共中央与红四军之间存在的空间距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交通不畅和信息落差。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内部的革命实践与中共中央文件指示呈交替进行状态。为直观起见,兹特制成表格罗列如下:

表1:古田会议以前红四军与中共中央文件分布(1928-1929)

资料来源:(1)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2)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古田会议以前红四军(党委/前委)与中共中央之间,就党和军队的建设(亦即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因存在空间上的距离而产生了时间上的落差。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前后产生过三次政策循环或政策调适:第一循环(1928年4月至1929年2月),即从红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至“二月来信”;第二循环(1929年2-8月),即从红四军湖雷会议至“八月来信”;第三循环(1929年8-12月),即从陈毅报告至古田会议。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政策决策过程,更应当视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的过程,交织着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红四军等多重政策主题的政策协商,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

三、红四军前委与红四军军委

古田会议“二元结构”时代背景的第三层面,是红四军前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关系问题,对古田会议的召开影响最为直接,对后来党和军队的制度建设也有最直接的影响。按照红四军成立初期的制度安排,最高一级是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中央指定的,因此前委是中央的代表机构,其职责是领导红四军和红四军活动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而军委是红四军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组织,受前委领导,军委书记是军长、前委委员朱德。1929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途中,因为环境险恶,战事频仍,感到军队机构重叠,不利于行动。为了便于指挥与行动,前委决定撤销军委,全军各级党组织统由前委直接领导。1929年5月,随着形势好转,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指定刚从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如前所述,刘安恭就任临时军委书记没几天,在主持红四军军委会议时就做出一项限制前委权力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随后直接引发了古田会议的红四军制度建设,即前委和军委的关系问题,将三种“二元结构”同时绾结在一起。以刘安恭的军队建制观念为焦点,中共中央与红四军内部关于前委和军委的存废、前委和军委的职能诸问题,在短时期内经过了反复的政策调适。①朱新屋《从古田会议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李方祥、汪炜伟主编《多维视域下的古田会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15页。

在具体讨论之前,先将围绕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争论列表如下:

表2:古田会议以前围绕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争论(1928-1929)

资料来源:(1)韩荣璋等《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2)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围绕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争议不仅从红四军创立初期就已经存在,此后也是古田会议之前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内部长期延续的争论焦点,而且构成古田会议的直接起因。这种持续的争论背后,涉及到的关键问题其实是红四军及党的制度建设问题。

在有关红四军前委和军委存废及职能等问题上,刘安恭被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激化了红四军内部——特别是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刘安恭做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的讨论,实际上是限制了前委(也就是毛泽东)的权力。根据亲历者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中的回忆,“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做出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②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9页。这种说法也得到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的佐证,后者在《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中回忆说:“他(指刘安恭)刚由苏联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通过这两条资料,不难看到红四军内部围绕军队建制(亦即前委和军委存废及职能等问题)展开争论的直接背景。

此后围绕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争议,尤为明显地表现在永定湖雷会议、早康会议及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会上。其中湖雷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是否党管一切、一切工作是否归党支部、党员个人在党组织内是否自由,具体当然是落实到前委和军委的存废及职能分工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军队,军队处于频繁作战和经常转移的境地,为此毛泽东主张前委给予集中而敏捷的指挥,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可是在此之前临时军委已经成立,与前委职能重叠且存在明显的分权思想,因此毛泽东主张取消临时军委。会议上持相反意见的同志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前委在红四军中管得过多,权力太集中,甚至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搞的是家长制。认为:“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68页。随后不久的早康会议上,与会代表围绕前委与军委的存废及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坚持此前的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将导致“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的结果;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并且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6页。朱德则在会上“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可见朱德和毛泽东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而在于前委是否有代表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也就是党对红军领导的程度问题。⑤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146页。后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要么没有涉及前委和军委的存废及职能分工问题,要么因极端民主化而毫无结果。

后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对红四军创建以来围绕制度建设的相关争议所产生的历史原因做了总结。毛泽东首先总结归纳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4页。“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8页。接着毛泽东指出:“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⑧《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4页。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将红四军中党的领导未能建立起来的原因概括为两个层面:其一,红军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其二,“(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4-65页。这封信不仅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理解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参考。至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五份书面材料。这些材料对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科学总结,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这种正确的“调查”基础上,红四军与中共中央的沟通再无窒碍,陈毅接受周恩来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就红军中党的工作、朱毛问题九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43页。

四、结语

恩格斯曾经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然而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要特别注意,中国共产党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在工人成分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通过对古田会议三重“二元结构”时代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古田会议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过程和重要意义。其中,第一重“二元结构”,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涉及到“思想建党”问题,主要指的是反对主观主义;第二重“二元结构”,即中共中央与红四军,涉及到“制度治党”问题,主要指的是民主集中制;第三重“二元结构”,即红四军前委与红四军军委,涉及到“政治建军”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对这种历史背景的详细分疏,可以加深对古田会议的时代语境、决策过程、政策意涵和历史意义的理解。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

D231;K263

A

1626-3570(2016)-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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