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

近读美国学者裴士锋著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深为其从湖南在近代中国的崛起而论王夫之思想之精神价值的学术视野及建树所感奋。在裴氏看来，湖南人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为民族、国家和中华文化作出杰出的历史性贡献，是跟王夫之思想的发掘与复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该书的主线就是围绕近代湖湘学者如何复兴王夫之的思想，如何重新解读王夫之的著作，又如何在数个世代的岁月里把王夫之转变为令人仰慕的“现代湖南精神象征”而展开的。近代湖湘学者发现王夫之，既是夫之学说的幸运，也是湖湘精神和学术文化的幸运；既是夫之学说的重光与价值再现，也孕育了三湘四水一代又一代进步青年，从而整体提升了湖湘文化在近现代的创化力。

与裴氏一书观点相映成趣的是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钱基博先生认为，在近代以前的湖湘文化发展史上，有三大杰出人物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一位是楚之屈原，第二位是宋之周敦颐，第三位则是明之王夫之。钱先生比较了周敦颐和王夫之学术及精神的独特基质，指出：“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坚贞拄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进而认为“湖南人而有此，非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这种“自豪乡曲”和“绍休前人”的文化自信和精神自强在近代湖湘诸子那里化为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价值观自觉和学术自为，由此演绎出了“千百年湖湘人才导源于此”的学术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