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　王露璐

摘要：

孙中山在践行其“民生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振兴实业”等具体经济措施，并重视慈善救助事业。这些经济措施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意蕴，对富国强民、促进社会公平，弘扬博爱精神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当代中国各项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振兴实业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纲领中最重要的经济纲领，也是其“三民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对民生主义的相关阐述中确立了以“民生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内涵。对此，他还设计了一系列经济制度以付诸实践应用，即以“平均地权”解决土地收益分配不公问题，彰显分配正义；以“节制资本”预防资本垄断，促进社会公平；以“振兴实业”作为富国强民的主要手段，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重视慈善救助事业，弘扬博爱精神。

一、“平均地权”，彰显分配正义

“平均地权”这一提法最早见于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建立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时，制定的入校誓词即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①1905年，孙中山将该誓词内容作为中国同盟会总章的政治纲领。由此，“平均地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下来，这也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实践内容之一。土地问题向来是和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土地应该是人民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地主大量占有土地，农民几乎没有土地，地主不耕作，不在土地上劳动却能获得大量的资源和利益；另一方面，地价上涨是社会改良和进步的结果，但由地价上涨带来的相关利益却并不为大众所享有。在他看来，这两方面都是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平的表现，必须要解决这种分配不公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对此，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在他看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各国不同，而且各国有很多繁难的地方。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②不难看出，孙中山之所以强调“平均地权”，是因为他看到了土地问题上的收益分配不公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土地价格的上涨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地主的功劳，因此，这种社会改良和进步的成果也应该由民众共同享有，而不是被地主阶层独占。“平均地权”政策的提出，其目的正是在于使广大农民摆脱被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艰苦境遇，为农民争取经济平等的权利。

从具体内容上看，“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规定政府对私有土地可以照价征税，并可以随时照价收买，“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③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私人资本的急剧膨胀，抑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随着土地收益的增长而更增强其剥削能力，从而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力度。同时，这一政策要求将由社会进步和改良带来的土地收益应用于民生事业，“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④这种分配导向表现出国民政府在土地收益方面的社会分配正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同时，为了消除地主阶级对“平均地权”的顾虑，孙中山对如何“平均”的具体措施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⑤事实上，在“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下，现有的地主阶层和大资产阶级并不会因为“平均”就失去所有产业，而是依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推行“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既能顾及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的广大农民利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地主阶级的既有利益，从而解决土地收益的分配正义问题，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贫富悬殊的扩大化。

从本质上看，“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并不主张消灭地主阶级，而是将土地价值的一部分仍然赋予地主。地主可以自主报价，这使地主阶层和大资产阶级仍然能够通过报价而充分占有大部分的土地收益。而且，孙中山并不是真正主张将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其土地国有方案的实施是有范围限度的。对于现有价值较高的城市宅地和富有价值增值潜力的城郊耕地，他主张收归国有；而对于占国土面积绝大多数的乡村耕地，他基本上主张维持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并且，这一主张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得到了贯彻。显然，这样的“平均地权”实质上并不是真正使地权得以平均，只不过使垄断城市土地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不能无限制的占有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带来的土地增值利益。由此可见，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孙中山所主张的并非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而是保留了相对较多的私有制成分。究其原因，一方面，孙中山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并寻求一种有利于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政策。而土地收益的分配是社会分配的基础，这既关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也直接关乎国民大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他试图通过“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使土地收益得以公平合理分配，从而激发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孙中山又意识到，如果完全将土地收归国有，必然会带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抗，其革命理想会失去这一阶层的物质支持，社会也会因此更加动荡不安，人民民生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在实施“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时，尽力安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承认地主保有对土地的原价享有权。由此可见，“平均地权”并未从根本上触动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从实践的效果上看，在当时中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中，“平均地权”的实施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却通过自己报价、国家收买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保证。归根结底，孙中山试图采用一种和平的手段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然而，他没有真正认识到地主和农民、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也正是他的这种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使他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和建设实践最终归于失败。

由是观之，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既传承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朴素的经济平等观念，又扬弃了小农思想的绝对平均主义。他追求“贫富均等”的价值目标，同时又否定暴力革命的方式，试图以温和的改良主义达成土地收益的公平分配，实现改善民生的经济目标。尽管由于时代背景和孙中山个人的局限性，“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并没有能够真正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但是，作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应用之一，“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土地收益不公引发的矛盾，有助于抑制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其土地增值利益归公，并应用于民生事业的经济思路充满了分配正义的伦理色彩，对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距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城乡差距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节制资本”，促进社会公平

“节制资本”的正式提出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⑥对于“节制资本”的具体含义，尽管目前学界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但一般理解为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两方面内容。

具体而言，节制私人资本是指政府采用行政手段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和外国资本对经济领域的投入，规定其经济范围和规模，使其无法操纵经营铁路、矿山等国家资源行业和其他事关国计民生的企业和行业。在行政手段方面，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向本国大资本家和国外发达的大资本集团施行累进税率，压缩并控制其生产、投资规模，使其无法形成垄断因而不能操纵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孙中山在欧美游历期间，不仅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中获得启示，同时也认识到欧美等国私人垄断资本的高度发展可能引发的社会革命风暴，他不愿意中国变革后仍然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他指出，“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⑦私人资本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赚钱”，而不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想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探索一种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有效途径，即“节制资本”。

发达国家资本是“节制资本”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目的在于强化政府的主体调控地位，防止私人垄断资本将社会资源私有化而产生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资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民生等各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确保国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优势地位，确保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此，他指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⑧在他看来，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单靠节制私人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事业，诸如铁路、商港、煤、铁、石油等主导产业，需要依靠国家资本来发展，并利用国家力量来经营。“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⑨因此，发达国家资本也是防止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手段。

从作用上看，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限制其经营范围，并通过累进税制增加资本家的所得税，能够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从而避免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因资本垄断而引发的诸如扰乱市场、贫富悬殊、阶级斗争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运用国家力量建设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事业，能够增进国家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概言之，“节制资本”的经济思想主张将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既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又要防止私人资本过度膨胀从而形成垄断，并不断加强国有经济的力量，使国有资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虽然“节制资本”与“发达资本”看上去是一种追求资本而又抑制资本的明显矛盾，但这种矛盾却能够融合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路中。正如他所指出，“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⑩可见，节制资本，并不意味着反对资本，而是反对私人垄断资本家对人民无穷尽的剥削和压迫，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

“节制资本”的提出，既是孙中山游历欧美的深切感悟，也是他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病的一种理性反思。“节制资本”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而恰恰在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只是这种资本要由国家来控制，并且能够为全民所共享，即预防资本垄断倾向，促进社会公平。他将资本的“发达”与“节制”辨证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对经济制度建设的一种开创性构思。事实上，他以此构建的新的资本制度是一种多元经济结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与占支配地位的私人资本通过此消彼长的博弈和政府的调控来实现两者的结合，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赚钱”为目的的社会生产，树立以“民生”为目的的建设理念和建设目标，这对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资本逻辑的伦理规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资本的垄断倾向和贫富分化现象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都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也有着贫富不均与分化的现实和隐忧。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尽管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不能因此忘记贫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存在，而且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B11，尤其在国有资产方面，发展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国有资产流失，向私人资本转化的进程逐步显现，社会贫富差距也随之加深，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积聚。因此，如何避免资本的过度膨胀，合理规范资本的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限制和防止因资本扩张导致的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后果，缓解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趋势，兼顾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劳资双方的公平分配与互利共赢，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而迫切的任务，孙中山“节制资本”的经济理念与伦理思想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指引与理论指导。

三、“振兴实业”，实现富国强民

“振兴实业”是孙中山践行其民生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又一重要途径。他认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生困苦的原因，除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实业不发达，生产技术落后。对此，他提出“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B121919年，孙中山完成了其作为《建国方略》之二的鸿篇巨著《实业计划》，这是其“振兴实业”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具体规划，也是其民生主义经济伦理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

从内容上看，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关于发展交通运输、修建铁路、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加强对外贸易、统一货币、统一税制、统一市场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并且，他把解决土地问题与发展工商业联系起来，这些经济计划和建设方案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解构封建自然经济，实现工业化转向的经济发展要求。他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B13，可见，实业救国的关键是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来实现国家工业近代化，以工业发展推动国家交通、商港、农业、矿业等关系国计民生重要产业的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民，改善民生的目的。

从实践结果看，在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经济纲领指导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更多的空间和进步。以当时较大的民族工业集团“荣宗敬”家族面粉加工工厂的发展为例，1910—1912年间，其全部粉磨数仅为12台，而到1925年时这一数字已经25倍之多，达到309台。纺织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仅以上海地区为例，1912年时上海华商纱厂仅有7家，纱锭数为167596枚；1919年时，上海华商纱厂增加至11家，纱锭数为216236枚；到1921年，上海地区的华商纱厂已经有了23家，纱锭数也较1912年时提到了三倍之多，达到508746枚。从盈亏情况看，1915年时，全国纱厂平均每包纱亏损4.38元，但到1920年时，每包纱已经能够盈利64.97元。B14此外，罐头、蛋粉、皮革、卷烟、针织、制盐、陶瓷等轻工业也有相当发展。随着纺织业、面粉业等这类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业得到发展，出现了一批“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纺织大王”等称号的民族资本家，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与提高。

概言之，孙中山“振兴实业”的经济思想从人民生活需要出发，以改善国计民生为努力方向，蕴含着深厚的伦理关怀和领导智慧，对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与启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深受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在主张实业兴国、全面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再强调贫富均衡问题，“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B15由此可见，孙中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业家，而是集士大夫理想与现代经营思想于一身的实业战略家、思想家。他有着博大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担当，其“振兴实业”的经济建设思路，是试图通过“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能畅流”来解除贫困，进而达到富国强民之伟大目标。虽然“振兴实业”的宏伟计划和建设蓝图受制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实业计划》已将中国人民渴望的近代化建设蓝图系统而完整地展示出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四、慈善救助，弘扬博爱精神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严酷状况下，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频发。孙中山深知各种灾难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苦，因此非常重视慈善救助事业。在他的努力推动下，民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的管理机构，将慈善救助事业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外，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向各省发布了《救民疾苦之通电》，要求严惩利用灾难中饱私囊的不法官员以及救灾不力的政府官员。这些举措和文书一方面体现了孙中山对慈善救助和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慈善救助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检验国民政府良心和其道德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孙中山既注重官赈和义赈的结合，也重视社会救济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救灾思路，即把慈善救助与政治经济制度联系起来，把扶危济困和国家建设联系起来，主张以实业救灾。他认为中国平民之所以多灾多难是由于各种事业均不发达所致。对此，他明确阐述了实业救灾的总体思路。“凡此一切之根本救治，为用外国资本及专门家发达工业以图全国民之福利。”B16并且在各项事业中，尤以交通运输业发展与否，及其对于灾难时的救助是否得力最为关键。他指出，“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便利，运接灵活，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 B17可见，在他看来，交通运输业发展使交通发达，便可以在救灾时更为方便和快捷的转运物资。简言之，孙中山实业救灾的主要思路是，要想改变多灾多难的状况，必须依靠发展实业，因为实业发展可以为救灾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源，科学昌明可以在面对灾难时提供更多的救助手段。

事实上，孙中山重视慈善救助事业最直接的原因出于他对中国社会多灾多难现状的认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认识。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进化的真正动力是互助，人与人之间具有互助的天性。他指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B18在他看来，人类进化原则与其他物种进化原则不同，人与人之间是以互相帮助为原则的，社会、国家也正是以人类社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互助而为一体的，社会道德与仁义礼智也是人与人之间互助的作用和结果。因此，互助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动力，从社会进化的宏观角度考虑，慈善救助事业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途径，应当予以重视和发展。

进一步而言，在推崇人类互助原则的认识基础上，孙中山重视慈善救助事业也体现了他精神品质中最为可贵和闪光的一点，即博爱精神。他认为，“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B19可见，他对慈善救助事业的热爱和重视在本质上是他博爱精神的外露和表达，也是其追求民生幸福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如他所言，“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B20孙中山所提倡的博爱精神既带有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情怀，也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仁爱”的思想理论。他指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B21可见，在他看来，传统儒家伦理的“仁爱”与西方基督教中的“博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仁爱”的践行与西方相比有了一定的差距。“中外之交通后，……，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缘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B22由此可见，孙中山虽然强调要学习西方社会对博爱理想的践行精神，提倡将博爱精神落实到具体事务中去，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旧道德，而是要将中国传统的“仁爱”精神发扬光大，将爱有尊贵卑贱、爱有差等的封建宗法理念转化为自由、平等、互助的现代伦理理念。可以说，孙中山互助论基础上的博爱观兼备了时代与传统的双重特色，反映了他一切为了民生的救国爱民思想境界，以及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道德情怀。

总体而言，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审视国情、融合中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勾画和设计了一套以民为本的经济运行机制，他试图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振兴实业”以及慈善救助等具体经济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问题，从而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尽管受民族资产阶级自身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压迫，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目标没有能够实现，其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最终走向失败。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早在百年以前，孙中山便已看到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国富民穷、社会动荡不安等问题，察觉到世界经济转型中的主流发展趋势，他的民生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不仅体现了他作为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思想家的卓越胆识，也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各项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时至今日，虽然我国早已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人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但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仍然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意义，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与实践也有着一定的指导价值与借鉴意义。

【 注 释 】

①《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

②⑤⑦⑧⑨B12B20B21B22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195、198、196、196、196、96、58、58页。

③④B13B16B18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2、322、196、212、40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⑩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8页。

B11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中文版序第2页。

B14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16页。

B15《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

B17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B19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编校：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