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峣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法律系，北京　106842)



论非法证据排除的考察基点

李峣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法律系，北京106842)

从英美法系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自由裁量权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第一个成熟期的必要条件；而现代价值理念要求放弃对自由裁量权的唯一依赖，谨慎规则和不当证据的接纳规则日益受到关注，这是第二个成熟期。排除规则应该首先具备宪法位阶，在此基础上，排除规则的法定化与自由裁量权关系的正当梳理应该成为我国排除规则发展的路径。

非法证据；宪法位阶；主客观结合；证明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这是对原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修正：较之原文增加“查实”二字，此举意义非凡。有学者认为：这是证明力与证据能力在近期的证据立法中得以确立的表现。[1]笔者以为，此次有关证据部分的修订，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非法证据排除，即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到第五十八条的新增条款。第五十三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第五十四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