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冰冰

自鲁迅在《药》中隐晦地描写了女革命党人夏瑜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革命者形象可谓汗牛充栋，这一形象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风起云涌与家国的兴旺盛衰。在现代作家的笔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背负着兼济苍生、拯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愤然离家反抗旧制的觉醒青年也洋溢着浪漫的革命气息。而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后，“革命者”又在新的语境中衍生出新的涵义，成为党的意志或国家政策的拥护者和呐喊者，甚至染上了狂热色彩。“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角“红卫兵”“红小兵”成了另类革命者，并由此触发80年代初文学的集体反思。

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家的发展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革命理想主义日渐褪去，商品经济与消费主义被奉为圭皋。即便在这样“后革命时代”语境下，文学作为一种追溯、回望甚至是重塑历史的方式，依旧留下诸多让人难忘的革命者形象。然而与“前二十七年”的革命时代不同，“后革命时代”的作家们少了意识形态的干预、少了国家话语的操控。他们或亲身历经革命，以批判作为起点；或抓住革命时代的尾巴，将革命变为遥远的怀想；更有甚者，与影视艺术和大众文化结合，使革命者形象成为叙事的筹码与利益的道具。总之，与单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革命作家迥异，“后革命时代”的作家们面临着西方启蒙与现代话语、消费与大众文化等多重冲击，因而他们笔下的革命者形象更为多元、更为丰富，甚至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面对历史与过去的态度。

首先是“革命者”成为了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当然，这指的是那些极左年代的畸形形象。七八十年代之交，知青返城，在经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拿起笔，揭露、控诉、批判。因此，此前文学中的欢歌载舞、英雄业绩和虚假粉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伤痕累累，一大批对革命运动进行否定的小说涌现，而小说主人公——那些曾叱咤风云、主宰一切的人物则成了作家反思与批判的对象。

在韩少功的小说《回声》中，主人公路大为就是一个充满书生气质的革命者。“文革”中他成了狂热的斗士，来到双河镇闹革命，他以毛主席发动农民运动为榜样，带着几个小分队下乡鼓动，完全模仿了当年领袖考察湖南的路线，准备写一本《农村文化大革命考察报告》。路大为革命的过程一开始似乎还比较顺利，发展根满等贫下中农骨干、组织“红卫兵”运动等，但随后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群众不听指挥，过程并没有按照设想进行，而他与竹妹的爱情也受到影响。小说的高潮在于根满与人发生冲突的危急时刻，路大为手捧红宝书劝解大家，不仅丝毫没有取得效果，而且还连累了心爱的竹妹为他而死。根满为了给竹妹报仇，冲进了对方队伍，打死了人，并被判处死刑。革命者路大为眼见这一切，灰心丧气地离开了自己创立的“革命根据地”，一场打着崇高旗帜的“革命”就这样以悲剧落幕。

路大为有着革命者的一切特质：英雄情结、革命至上、青春洋溢且雄心勃勃，他还是领袖话语与党的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然而，正是这样一位革命者的失败，让韩少功对历史革命与社会政治的深刻思考有了载体。究竟是谁导致了几位年轻人的悲剧？在光鲜亮丽的主流叙事背后，革命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在小说的最后，路大为意识到自己成了失败者，成了一只可笑的蚂蚁或臭虫，不再有任何意义。“可是在嚓嚓嚓的秩序和理论面前，他是该笑还是该哭呢？”

秩序与理论二字，道出了韩少功的心声。正是狂热与盲目的“革命”酿成这一切，韩少功在为路大为个人悲剧唏嘘不已的同时，也在凭吊一代人被埋葬的青春，写出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仅有热情与勇气的革命，最终可能让所有人的生活偏离轨道，失去生活与尊严；在盲目狂热的背后，剩下的是虚无。

与韩少功一样，在王蒙的《布礼》、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以及其他作家的小说中，狂热的革命者同样卸下了神圣的外衣，而走向失败的深渊，成为作家们反思、批判、控诉的对象。在这些小说中，集体的观念被淡化了，人造的神灵被否定了，作者剖析了暴力逻辑中人性的丑与恶，期待重获尊严、权利，重获人的存在。正如北岛在诗中所表达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第二种情形是革命者形象成为了一种“青春的怀想”，一种个人记忆的载体。这种情形与时代的整个氛围其实并不协调，原因是这一代作家毕竟都历经了五六十年代的乌托邦理想化教育，革命话语以及“前十七年”文学经典，早已植根于他们的个体记忆与集体无意识，社会革命的观念早已与青春期的成长与梦想紧密结合。因此，在他们的笔下，革命者不再是批判的承受者，而是凝聚着“无悔青春”的抒情追忆，是乌托邦理想的再造金身，是依然合法的革命信仰的再度张扬。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他高呼：“我提起笔来，如同切开了血管”；在《黑骏马》中，他让马匹成为精神的象征，在辽阔的大草原奔腾千里，跨越一切。在《金牧场》中，他更是融合了多重叙述，插入了主人公在内蒙古草原当知青并随着牧民迁徙阿勒坦草场的经历，红卫兵时期长征腊子口的经历，以及在西北腹地跟随杨阿旬秘密拜谒一处教徒圣墓的经历。在这些作品中，张承志在革命者身上实现了一种“文化的混合设置”，以此使非法的事物重新合法化，传达自己对逝去的青春岁月的怀念，对历史的一种多重构造的重新诠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张承志具有浓厚的“红卫兵情结”，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是我们——我们这一部分坚决与官僚地主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20世纪60年代的象征。”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将政治反思和社会批判交给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而自己则去革命狂热中打捞遗失的信仰，在知青岁月里赞美青春。

从《黑骏马》到《金牧场》与《心灵史》，张承志笔下的主人公一直饱含革命者气质、理想信念、英雄情结，更重要的是：青春无悔。在2006年所写的散文《十遍重写〈金牧场〉》中，他更是将这种革命者战斗精神的想象发挥到了极致，他为最新版本设计了新的结尾，那个到日本访学的青年在“爆发了美国大规模入侵玻利维亚（也可以是朝鲜或者叙利亚）的危机时”，与新结识的全球左翼同志，“决心拿起武器，投身到反对新帝国主义侵略的游击战争中”，不幸的是，“主人公回国与家人告别，做出征前的准备，但在海关，因护照相片与本人相貌不像，被警方拘留。”

事实上，诸多经历知青年代的作家们在书写革命者形象时，大都或多或少会夹杂着青春的伤怀，毕竟他们都曾经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一乌托邦事业，在这方面，梁晓声也是一个典型。在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主人公满怀革命理想投身拓荒事业，经历了蛮荒中的艰难困苦与生离死别，但作者却成功地将这一悲剧置换为革命者的壮剧。许子东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中曾对革命时代的“青春无悔”主题做出阐释：“虽然主人公追求的事毫无价值，什么具体的目标也没有达到，但投入青春的追求过程仍然有价值，只是因为主人公曾经在‘那里生活，‘那里就永远值得怀念与歌颂。”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等作家笔下的革命者们少了一些厚重的政治色调，却充满了理想与浪漫色彩。

青春与革命者的结合除了出现在张承志、梁晓声等“红卫兵”/“知青”作家笔下，还出现在王朔等未赶上革命的“红小兵”的想象中。在王朔的《动物凶猛》中，主人公马小军是一位处于青春期幻想中的“想象革命者”。他是长在干部大院里的孩子，深受当时革命氛围的影响，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并且坚定相信“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自己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他认为自己“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满怀这样的英雄梦想，马小军将这种革命战斗精神延续到日常生活，他与伙伴们打架斗殴，拿着酒瓶子将对方捅得头破血流；沉浸在对女孩子的幻想中；甚至做出偷偷开锁闯入别人房间等冒险刺激之事，他看似是无所事事、反叛、放荡的街头混混，实际上却是借此宣泄着内心深处的革命冲动，满足潜在的英雄梦想。马小军是王朔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这样的“想象革命者”形象，正寄托着成长于革命年代，却未能真正实现革命梦想的“红小兵”一代的青春缅怀。

第三种情形是“作为消费符号的革命者形象”。至80年代后期，塑造和描写革命者的文学作品渐渐减少了。先锋文学的蓬勃发展，对从前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的反叛与变革姿态，让日常生活重新回归成为文学的主题，再加之，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文革”时期的年龄尚小，尚未经历过革命风雨。因此在他们的笔下，革命者形象更多的是作为叙事上的存在，成为叙事链条上的一环，成为文体革新的试验。除了知识分子型作家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对陆秀米、谭功达等几代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革命者进行的细致描写，并探讨仁人志士的乌托邦构想最终走向虚无的社会转型问题，其余先锋作家，诸如余华、苏童等似乎并未对革命问题有正面的深入描写。在苏童的《河岸》中，作为背景的库文轩的母亲是一位牺牲的革命烈士；在余华的《两个人的历史》中，男孩长大成人后参加了革命却遭遇清算，而在《兄弟》中的“革命者”形象也早已变成一群“匝着红袖章”迫害他人致死的坏人。

尽管在先锋文学中革命叙事渐趋衰落，但进入90年代后，重写革命者形象却也还在潜滋暗长。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张炜的《家族》《柏慧》，一直到世纪之交以来李洱的《花腔》、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艾伟的《爱人同志》《风和日丽》等等，都是可谓是重写革命的作品。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商业浪潮，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中的革命者形象也以各种变体而大量涌现。热门的网络小说《盗墓笔记》、科幻小说《三体》等均是以“文革”时代作为背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都有着或隐或显的革命者血脉，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量90年代后的通俗文学对“革命者”的想象总是陷入了固有模式。小说中的革命者都是绿军装、红袖章，男生剪寸头，憨厚淳朴，女生扎麻花辫，天真活泼，他们共同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下，完成了规定任务，或只是产生叙事所需要的生死别离。显然，这类书写并非出于批判反思、怀想或者是讲述历史等目的，而更多的是需要革命年代所具有的陌生感，来满足读者阅读时的猎奇与快感，在如今快节奏与平庸的日常生活里，可能只有政治高压的年代以及追求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才具有叙事上的传奇效果。诚然，通俗文学中大量涌现的革命者形象代表着后现代文化的消费景观，人们解构、颠覆、反讽历史，甚至把历史与过去作为吸引消费、获得利益的工具。

总之，从80年代至今，文学中革命者形象经历了快速变迁过程。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全民族伤痛后，文学处理并治疗着这些伤痕，然而市场经济很快解构了一切，将祖辈的壮举或伤疤不加分辨地变成了可供消遣的符号。这种模式化地理解革命、以消费主义看待历史的趣味，确乎是我们须要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