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田源

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被视为荷马的竞争者和继承者，他的史学创作中处处留下了受古希腊诗歌创作影响的痕迹，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更完善的叙事技巧与感染力，反映了古希腊时期文史创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环状结构的承袭

环状结构作为一种叙事方法，最早出现在口头创作和流传的诗歌中，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记忆。从实践的角度看，各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关注形式的目的各有不同。在审美上，环状叙事追求一种山花式雕塑的对称，这种结构整合了和中心相关的开头和后续的情节，除了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美感之外，还可以帮助听众或者读者连贯前后内容，从而通过形式联系，在叙事元素中提炼主要观点。将文本与作者结合在一起。如柏拉图所说：“任何叙事都应该像一个生动的有机体那样建构，有自己的身体，因此它既不缺少头，也不缺脚，而是有一个中心和四肢，因而它们彼此之间或和整体联系在一起。”[1]希罗多德之后，环状叙事的形式似已成标准，既能够体会古典作品蕴含的朴素的美感，同时，也总是被提醒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希罗多德作品中的“述古部分”往往叙事混乱，且与后面的内容没有联系不紧密。艰深的文字、特别的编排方式也与整体文本的风格不符。但若从环状结构入手，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念、评价过去与现在的标准便逐渐明晰了。

述古部分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希腊历史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前希腊—特洛伊战争，第二阶段，特洛伊战争—波斯战争，第三阶段，波斯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每一阶段都经历了不稳定—稳定—不稳定的重复，但重复中又体现着经济与文明的进步。这是修昔底德处于韵文散文写作的尝试阶段所致，也是他史观的体现——以一种叙事元素开始，经由对称地发展变化，最终落回原初的相似元素。

人类历史因人性而体现为某种相似性，可从过去获得有关未来的图景。尽管修昔底德书写的是“现在”，他仍然依照过去的生活的“真理”。他从历史中了“动荡—稳定—动荡”的恒态模型，又看到了可以在“稳定”与“动荡”间转化的发生机制。也正因此，修昔底德称自己的作品是“永世瑰宝”。

修昔底德的环状叙事体现了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并没有把物质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体现出独属于古典时代希腊人对世界的看法：人无法凌驾于一切之上，人有敬畏和节制。

二、神话色彩的削弱

荷马和赫西俄德将瘟疫的产生归于神对人的惩罚。前五世纪后期，这种观念依然盛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最令人憎恨的狂热的瘟神在我们的城邦中降临并肆虐。

他要使卡德姆斯的族裔荡然无存，随着我们的呻吟和悲叹，黑色的哈迪斯却变得富足。[2]

这一观念并非希腊诗人独有。从善去恶，以免遭受天谴的观念曾在古代各民族中普遍流行。然而，在修昔底德的叙事中，瘟疫与神灵无关，人们遭受的痛苦并非由于道德上的过失。因此，他淡化了传奇的成分，丝毫未提到神祗，只使用“据说…”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他从不交代自己如何知晓事件的，他要避免希罗多德这种公开展示作品的方式。

修昔底德他力求在某种意义上超越荷马和希罗多德，至少是告诉读者一种不同的审视人类处境的视角。而他对雅典瘟疫乃至整个战争的言说既不乞灵于缪斯，也几乎从不提供其信息来源。虽然他强调过追求事实的精确性，但对读者而言他的权威性主要来自这种直接表述而又无法验证的叙事方式上。

在古希腊的背景之下，文学与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区分，而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史学家也不可避免的在史学创作中承袭文学创作的技巧，这一情况在柏拉图“理想国”的构建之后，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提出诗与哲学之争，诗与史学之争后逐步的得到了史学家自觉的抑制。在修昔底德的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史学逐步与文学相区分的端倪，为后世的史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 第二卷 ），王晓朝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83.

[2]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27-3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