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蓉，Travis Sky Ingersoll，John Poulin

（1.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067；2.West Chester University，PA 19383，USA；3.Widener University，PA 19013，USA）

“害怕与专业帮助人员亲近量表”在中美老人研究中的运用*

邓 蓉1，Travis Sky Ingersoll2，John Poulin3

（1.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067；2.West Chester University，PA 19383，USA；3.Widener University，PA 19013，USA）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不愿意寻求专业帮助的原因。本研究为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学家提供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服务对象的心理抵触程度，从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对策，实施各种有效的干预措施。通过“害怕与专业帮助人员亲近量表”的运用，不仅可以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更有效地帮助服务对象，而且可以促进美国的专业人员更好地帮助在美华裔，并将增进中美两国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交流与合作。

害怕与专业帮助人员亲近量表；社会工作；心理咨询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工作跨文化合作的机会无疑会增加，拥有共同的心理测量工具是跨文化研究过程的重要一部分，因为它认可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而Desctuner和Thelen's（1991）的FIS最新版FIHPS无疑为中美居民服务领域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工具，也使跨文化的课题有了研究的可能。

Descutner和Thelen设计的“害怕亲近量表”是为了测量个体在相处亲近时的焦虑感。他们把“害怕亲近感”定义为：个体在与他人交流思想和感情时，由于焦虑所产生的个人能力抑制和情感压抑。该量表涉及三个维度，即个体透露的信息内容、透露信息时的情感体验以及透露与接收信息间的价值差异度。

“害怕亲近量表”能够准确可靠地测量个体在与他人相处亲近时的焦虑感。在检验聚合效度的同时，该量表发现害怕亲近感与交际亲近程度、交际欲望程度和个人透露信息程度呈正相关，与个体孤独感呈负相关。此外，害怕亲近感的得分与个体对“他人是否认为自己是容易相处的人”的理解呈显著相关，即在测量中得分越高的人，在与他人相处亲近时越不会感觉舒服，对与他人目前的关系以及维持长久关系的前景也不会满意，并且希望与他人的交往是短暂的。该量表不仅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而且跨文化内部一致性系数也很高。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社会工作领域。中国人与华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北美人一样，均面临抑郁症、自杀意念和其他心理疾病的困扰。但是，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所提供的服务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普遍认为情绪障碍是由于个人缺乏意志力、性格问题和长期的消极思想造成的。此外社会工作者在中国总体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它对许多中国人在寻求和利用帮助专家服务的意愿方面产生了影响，导致很多遭受情感和心理问题的中国人主要向家人和朋友寻求帮助。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工作者和帮助专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建立起与个人的治疗关系，因此，对于帮助专家来讲了解一个中国人或美籍华人接受服务时感觉不舒服的程度是有益于有效治疗计划的制订和教育工作的推广的。

本研究旨在检测中国老人和美国老人“害怕与专业帮助人员亲近的量表”（FIHPS）的效度和信度。为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学家提供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服务对象的心理抵触程度，从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对策，实施各种有效的干预措施。同时通过把该量表介绍到中国，将增进中美两国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交流与合作。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是中国重庆南湖社区的150位老人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社区的145位老人。这项研究计划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国际资源银行的支持。

南湖社区位于中国重庆的南岸，大约有15 000居民，其中1 700是老人。根据南湖社区工作者的数据，接近80%的老人参加社区中心的各种活动。社区中心有一个露天广场，有运动设施，在那可以打乒乓球、打麻将和下棋等，还有供自由交谈的长凳。社区中心有一个老年大学，那儿有计算机实验室、音乐和舞蹈教室，老人们可以上英语和其他课程。此外还有医疗诊所、小商店等。

切斯特社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是经济最弱势社区之一。该社区拥有人口38 762，其中12%的人都超过了65岁。切斯特老年中心开设了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讲座和娱乐性的活动，拥有圣经学习团体、实地考察团体，以及一个为社区成员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南湖社区一样，切斯特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许多项目能够在众多老年朋友的参与下顺利实施。

表1显示了中美调查者人口方面的特点。在美国，女性占到了其老年人口的63%左右，而在中国，女性占到了其老年人口的75%左右（X2=5.11，p= 0.02）。这两个样本人群的健康状况差别不大。49%左右的切斯特居民身体状况良好，同样的情况，中国受调查者的数据也达44%左右（X2=3.44，p= n.s.）。然而，在生活安排和婚姻状况两个方面，这两个样本，即美国和中国居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切斯特社区，独居的居民约占27%，而只有4%的中国居民会这样做。还有，仅有21%的切斯特居民会选择和儿女住在一起，而在中国，和儿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口比重竟超过了51%。当前，相比美国受调查者（41.3%），中国老年人的结婚率更高（76%）。切斯特社区居民中分居或者离婚、丧偶、终身不婚嫁，以及长期同居的人群比重更高。（见表1）

关于年龄方面，美国受调查的老年人的平均年龄是73.3，而中国受调查者的平均年龄是67.7（t= 5.16，p＜0.000），另一方面，相比于切斯特老年人在他们所在社区生活的年限（36.9年），中国老年居民已在南湖社区生活了50多年了（t=5.00，p＜0.000）。（见表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研究工具是Descutner和Thelen设计的“害怕亲近量表”的最新版FIHPS。本研究测试了Destutue和Thelen关于FIS修订版本的效度和信度。其目的是检测新的测量标准的中英文版本所体现的心理特性，它可以测量人们对于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信息的惧怕心理。旧版本的FIS包含了30项测试项目。而修订版的测量标准使用了以前版本的其中的18项。另外不适合专业服务工作的12项被取消了。以下量表被用于测验有关专业服务的FIS的效度：

（1）功能健康量表（Rosow&Breslau，1966）。该量表用来测量健康状态，包括8个项目，按照1（是）或0（否）来计分。被采访者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做出一项就可以得一分。测验的分值从0到8，分值越高，被采访者的功能健康就越好。功能健康量表的α值是0.764。

（2）老年忧郁量表（Yesavage，Brink，Rose，Lum，Huang，Adey，&Leirer，1983）。该量表用来测量老年人忧郁的程度，测量的计分从0到15，分值越高，表明被采访者抑郁的状况越严重。老年忧郁量表的α值是0.848。

表1　美国和中国受调查者人口方面特点

表2　美国和中国受调查者人口方面特点（续）

（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寂寞量表（Russell，1996）。测试的分值是10到40，分值越高，表明自己越寂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寂寞量表的α值是0.853。

（4）自尊量表（Rosenberg，1965）。该量表用来测试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测试的分值从10到 40。分值越高，代表一个人自尊感越高。自尊量表的α值是0.764。

（三）数据分析

对害怕亲近因素进行分析，采用的统计方法是SPSS Statistics 17.0因素分析。利用主成分法并使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分析检验取样来自美国、中国及其组合抽样的FIHPS因素结构。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作为识别因子的分界。信度分析用于计算取样来自美国、中国及其组合抽样的FIHPS因素结构的阿尔法系数。简单的相关分析法用于检验对聚合效度与区别效度的假定。

（四）局限

研究的主要局限是缺乏随机抽样，这样就会限制研究结果的普遍性。而这些有关美国和中国的数据都是来自老年人群体，在采访的时候，他们碰巧出现在自己的社区活动中心。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知道被采访者是否代表了他们社区的所有参加者或老年人。然而，因为本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效度，所以抽样大小对于结果的普遍性来说无足轻重。一个总数接近300的抽样对这项研究的目的已经足够了。而且，美国和中国145和150的再次抽样对要在本研究所进行的种类分析也是充足的。

另一个局限是在研究中，用于测试FIHPS的聚合效度与区别效度的措施是有限的。FIHPS的发展并不是此项研究的根本目的。由于时间上的限制以及采访日程的长短限制了在采访中可能用到的措施。其中包括Descutner使用的三个量表和Thelen（1991）的对恐惧亲近的原始研究，这些都会加强对FIHPS的有效性测试。这些量表涉及米勒社会亲近量表（Miller&Lefcourt，1982），可以用来评估聚合效度，认知需求量表（Cacioppo，Petty& Kao，1984），还有我们需要用到交往焦虑量表（Leary，1983），对区别效度进行评估。

二、研究结果

（一）因素分析

（1）美国抽样

表3包含了美国老年人抽样的FIHPS的负荷因素。其中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这六个方面的内容都表明与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就会感到不安或者恐惧。例如，第一个方面论及受访者与专业人士谈起自己感到羞愧的事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第二方面谈到他们很害怕分享自己的想法。我们把这一方面的因素列为“害怕分享”。害怕分享因素有的特征值为4.90，占了27.2%的变异量。

表3　FIHPS因素分析：美国样本旋转后因子载荷阵

第二个因素也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关于与帮助专家分享私人感情的积极陈述。例如，这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内容是关于向一个帮助专家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会感到舒适。第二个内容集中讲述了一个帮助专家不能与别人分享的个人情感和想法。我们称这个因素为“亲近共享”。亲近共享因素的特征值为2.62，占了14.6%的变异量。

美国抽样的第三个因素也包含了六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是关于与帮助专家分享私人感情的积极陈述。但是，与亲近共享因素不同的是，这个因素中的内容更加注重于分享一半的信息和乐于去分享信息。例如，这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内容是说开放真诚的与帮助专家谈话会感到舒服。第二个内容是关于谈论个人目标，第三个内容涉及与帮助专家轻松自在的相处。我们把这种因素叫作“信息共享”。这种信息共享因素的特征值为1.85，它占了10.3%的变异量。

总的来说，美国抽样因素分析得到了三个因素解决方案，这三个因素解释占FIHPS总变异的52.1%。阿尔法系数总共18项与美国抽样的比例为78。

（2）中国抽样

表4包含了中国老人的抽样FIHPS因子负荷。出现了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包含七个方面，其中有五个方面与美国抽样中的亲近分享因素相一致。基本上来说，相同的亲近分享因素在中国抽样中以最强的因素呈现。中国抽样亲近分享因素的特征值为7.83，它占了43.5%的变异量。第二个因素包含六个方面，其中五个方面与美国抽样中的害怕分享因素相同。从本质上来说，相同的害怕分享因素在美国抽样中是作为第一影响因素出现的，而在中国抽样中却是作为第二因素出现的。中国抽样中的害怕分享因素的特征值为2.04。占11.4%的变异量。

表4　FIHPS因素分析：中国样本旋转后因子载荷阵

中国抽样中的第三个因素包含五个方面。这个因素基本上与美国抽样中出现的信息分享因素相同。这五个方面中的三个方面包含在美国抽样的第三个因素当中。最强的两个方面在两个抽样中均相同。中国抽样中的信息分享因素的特征值为1.11，占了6.1%的变异量。

总的来说，中国抽样的因素分析得出三个解决方案，占FIHPS变异量的60%。阿尔法系数总共18项与中国抽样的比例为88。

表5　FIHPS因素分析：美国和中国混合样本旋转后因子载荷阵

表5包含合并后，美国和中国老年人抽样的FIHPS因子负荷。出现了三种情况。它们几乎与中国抽样中的因素解决方案相同。最强的因素是拥有6.50的特征值，占36.1%的变异量的“亲近分享”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害怕分享”因素，它的特征值是2.16，占12.0%的变异量。第三个因素是在中美抽样中相同的“信息分享”因素，特征值为1.22，在FIHPS中占6.8%的变异量。

总的来说，中美抽样相结合的因素分析得出三个因素解决方案，在FIHPS中占54.9%的变异量，阿尔法系数总共18项与中美相结合的抽样的比例为85。

（二）FIHPS的合理性

FIHPS的合理性测试中使用相关分析。当一种方法很明显地与另一种方法在预计的方向上相关联时，就暗示着一种求同的合理性。分辨合理性是指当一种方法不是非常明显地与另一种方法相关联时，这种方法就不被认为是相关联的。为了测试聚合效度，我们假设FIHPS和自尊反相关和孤僻正相关，就可以推断有较高自尊的人比那些低自尊的人更不怕和帮助专家分享信息。反过来，那些低自尊的人会缺乏自信和一个陌生人分享个人信息。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孤独的老年人比那些不那么孤独的人更可能害怕和他人分享信息。两种假设都是站得住脚的。在FIHPS和自尊之间也有一种重要的负相关（r=-.24，p＜.001）低自尊的人比高自尊的人拥有更高的FIHPS分数。在FIHPS和孤独之间也有一个明显的正相关（r=.21，p＜.001），那些高孤僻分数的人比低孤僻分数的人拥有更高的FIHPS分数。部分为国家（美国VS中国）控制的相关系数已被计算出来，结果并没有改变。这样，两种假设都和FIHPS的聚合效度相关也是被支持的。

为了测试区别效度，我们假设FIHPS和抑郁症及功能健康状况没有相关性，我们也可推断两种变量和FIHPS都没有明显的关联。抑郁的老人和不抑郁的老人一样害怕或不怕和帮助专家分享个人信息。相似地，我们也能断定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害怕与帮助专家的亲近也没有关系，抑郁和FIHPS之间无相关的假设不能被支持（r=.18，p＜.01）那些高度抑郁的人比低度抑郁的人明显地更害怕。另一方面，健康状况和害怕与帮助专家亲近不相关的假设是被支持的（r=.04，p=n.s）为国家（美国，中国）所控制的部分相关已被计算出来且结果没变，这样，只有一个和FIHPS区别效度相关的假设是被支持的。

三、结论

害怕分享在美国样本中是最主要的因素，但在中国样本中却是次要因素。亲近分享在中国样本中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在美国样本中却是第二位的因素。连结两个样本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因素结构，这和中国样本几乎是一致的。对每个样本及相连结的样本的总体信度计量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78，88和85）。FIHPS也似乎有可接受的聚合有效性。两种假设性的聚合关系都是被支持的，区别效度是不被支持的，只有两个假设中的一个是被支持的。

被统计的变量比我们所希望的要低些。百分比的范围从大约52%到61%，我们期望取得70%的比例，然而，信度计量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预测相关也是大部分支持的。因此，我们相信，量表的使用作为一种全球性的FIHPS度量法似乎是可保证的。

作为一种临床工具，FIHPS的应用能在和个人、夫妻及家庭体系工作时提供有用的信息。通过了解人们的舒适度，可以帮助专家设计和执行干预治疗以及治疗计划。FIHPS也可用于较大规模人群的评估，比如老年社区等。

此外，通过FIHPS的应用，在教育方面它使学生明白关于专家的自我反思，程序，以及一个人的自我态度会如何影响治疗关系和给成员提供的服务质量。专家们可以在课堂上让他们的学生填写FIHPS，自己评分，然后用他们自己以前在课堂上所学过的或通过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进行加工整合。

总之，应用FIHPS不仅可以协助专家们评估在提供服务时所遇到的阻力大小，还可以知道专家在给很多人介绍帮助服务时所需要的是什么。FIHPS的诞生提供了对中美居民服务领域进行未来研究的可能性。提供一个如此通用的工具，不仅有利于中美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时也拓宽了中美合作途径，促使两国不断地扩大政治、经济以及人文领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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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杨 睿）

Development of the Fear of Intimacy with Helping Professionals Scale with American and Chinese Elderly Persons

DENG Rong1，Travis Sky Ingersoll2，John Poulin3
（1。School of Societ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2.West Chester University，PA 19383，USA；3.Widener University，PA 19013，USA）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uctance to use the services of helping professionals cross culturally.The study provides an instrument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ocial workers，counselors，and psychologists to assess the probable level of resistance in given populations to receive their services.Knowing the probable resistance level of a population could aid helping professionals in devising strategies regarding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variety of social-service interventions.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Mandarin translation of the FIHPS，not only will Chinese social workers be able to utilize the scale，but also human service professionals work with Chinese-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Mandarin version of the FIHPS also increas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fear of intimacy with helping professionals scale；social work；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C913.6

A

1672-0598（2016）05-0012-08

10.3969/j.issn.1672-0598.2016.05.003

2016-03-05

邓蓉（1964—），女，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