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英

不同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孕育出不同的信托文化，显现出不同的信托事业模式和发展路径。西方的信托业是在遗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托业务本身的处理往往与遗嘱分不开。中国的信托文化早在三国时代、南北朝时期就有萌芽，信托文化零星的散落于各个朝代却未发展起来，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因素。首先，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商品经济极其落后，未形成大规模的财富管理需求，信托发展缺乏客观经济基础。其次，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以“均贫富”为由发动，政治局势动荡加剧了财富代际传承的不稳定性。再次，私有产权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财富面临很强的政治风险，无法对抗官府的刻意剥夺，政商关系脆弱且不平等。最后，中国古代家文化下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家庭财产关系，使得中国产生了有别于西方的财产继承制度——诸子均分。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导致富人的财富难以集聚，并将继承严格控制在家庭或家族范围内，遗嘱继承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通过遗嘱来传承家庭财产的事实的确存在，但立遗嘱人的遗嘱自由是受到极为严格限制的。在个人所有权尚未出现，遗嘱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托孤遗嘱”以指定监护人和委托管理家产为内容，承担了维护家产和家族延续的功能，最符合当代家族信托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