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俊英

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梁俊英

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纠正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全面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瓦窑堡：中国革命战争新的出发点

瓦窑堡（今陕西省子长县城）是陕北高原中部偏北的一个小城镇。1935年12月13日，直罗镇战斗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途经安塞来到这里，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会聚。从此，瓦窑堡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立足地和出发点。

“九·一八”和华北事变后，抗日爱国运动高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刚刚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迫切需要制定出新形势下的武装策略和目标。

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镇下河滩田家院，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着抗日的主题，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及军事战略问题。此时的陕北，已进入了隆冬季节，会议开始这天，虽然阳光洒满大地，但户外仍然寒气袭人。会场就设在洛甫住的窑洞内，新糊的窗纸透进明亮的阳光，再加上一盆木炭火，窑洞内温煦融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谈笑风生，喜气洋洋……这些天来，喜讯接二连三地传来——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粉碎了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回来，带回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八一宣言》和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难怪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一点也看不出长征的疲劳和困倦。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就第一个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我党对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接着，毛泽东发言，他首先引用了战国时期，六国采用苏秦的“合纵”策略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对抗秦国的典故作比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迫使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甚至反革命营垒中也会产生动摇，对目前开始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同情、中立以至于参加……当前的战略方针应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总任务，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张闻天在会议结束时做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

“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

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镇龙虎山脚下的基督教堂——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李维汉、杨尚昆等13位领导同志，中央机关干部、中共陕北、陕甘省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约400人列席了这次会议。开会的那天，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中央，用一口浑厚的湖南乡音作了题为《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改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在日本帝国主义威胁我全民族生存，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侵略者独占的危急关头，国内地主资产阶级营垒是会发生分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重新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批评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对中国革命的急性病，指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策略。一个是要招收广大人马，将敌人包围并消灭之；一个是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硬拼。前者是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的策略，后者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毛泽东挥动着双臂大声疾呼，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室外寒风呼啸，室内鸦雀无声……与会者犹如拨云见天，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在讲到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时，压低了嗓门，提醒大家注意，要记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还特意告诫大家：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具有其决定意义他强调说，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一定会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侮的主张在中共党内很快取得了共识并体现在会议形成的文件中。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事实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已经在实践他的这一思想。他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1935年12月初，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不久，毛泽东便派熟悉杨虎城与十七路军情况的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前往西安，面见杨虎城和他的高级参议员杜斌丞并带去了自己的亲笔信。临行前，毛泽东一再叮嘱汪锋，对杨虎城要多鼓抗日士气，少谈以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的口号是“西北大联合”。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共愿联合一切抗日反蒋之人，不问其属何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意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阵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在信的结尾，毛泽东更是情真意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杨虎城阅信后，深为毛泽东以国事为重的大义及坦诚的态度所感动，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政治主张。

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等到西安同杨虎城联系，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互派代表，建立联络等口头协议。汪锋和王世英返回瓦窑堡汇报后，即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和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孙作宾持其给杨虎城、杜斌丞的信件到西安面谈。毛泽东在信中盛赞了杨、孙同意联合阵线，愿赋同仇的进步思想，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36年2月，毛泽东复派王世英到韩城与杨虎城会谈，经过努力，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等四项协议。经过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一系列工作，使杨虎城终于坚定了建立西北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的思想。

“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通过传递信件等方式，也与东北军张学良建立了联系，通过教育被俘东北军官兵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红军还举办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当时也叫“白军军官连”，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亲自讲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抗日救国方针。毛泽东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并用古今中外民族英雄的故事教育东北军官兵，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经过教育，不少军官纷纷加入了“抗日同盟会”，个别人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红军将领，在瓦窑堡发出《红军将士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首先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国人民的抗日先锋，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采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去发动、教育他们。

1936年1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释放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后不久见到了张学良，当面汇报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希望张学良停止与红军作战，联合抗日。1月16日前后，受张学良委派，高福源返回甘泉邀请红军派正式代表赴洛川谈判。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等受中央委派，由高福源陪同到达洛川，同张学良等进行了会谈。当张学良提出要与红军高级领导人会见后，4月9日，毛泽东派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并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抗日教育等协议。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建议，毛泽东很为欣赏。为了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断然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