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源

长征路上的“灯笼”——红军的军事情报部门中革军委二局

·王源源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说：“（中革军委）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像的。”

在长征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红军转战14个省（中央红军走了11个省，加上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共走了14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途中时时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每次都能从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包围圈中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没有中过一次埋伏，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被毛泽东比作“走夜路的灯笼”的中革军委二局就是负责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军事情报部门。

红军的“制胜法宝”

中革军委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中一个极为机密的单位，成立于1932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其前身是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参谋部情报科，是专门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机要单位。当时，红军缴获了敌人的大量装备，其中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情报科升级，成立情报局，因其在总参谋部序列中位于第二，简称“军委二局”，由原情报科科长曾希圣任局长。

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兴宁县一个乡绅家庭，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学习，曾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1930年，曾希圣调任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曾获取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情报，是一位出色的“红色特工”。1931年冬，他又奉命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科科长。当时，虽然红军报务员截获、抄收了大量的敌军无线密电，但苦于无法破译，于是曾希圣向上级请示成立电文破译小组，开始了针对国民党电台的密电破译工作。

曾希圣安排侦察电台大量抄收国民党电台之间拍发的密码电报，加上对之前截获的密电进行登记、归类和编号，通过它们之间的规律以及战地局势分析敌军电报的大概内容，从而寻找国民党密码电报往来的内在活动规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钻研，电文破译小组成功破译了国民党的“展密”（一种密码代号）密码本，截获并破译了大量的敌军密电。

曾希圣与家人的合影

战争期间，情报可以给军事决策者作参谋之用，往往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希圣带领的电文破译小组截获破译的密电更是为红军指挥部随时了解敌军兵力部署、作战命令、战略意图等核心机密提供了保证。随着破译小组作用的日益凸显，1933年5月，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委二局，指派曾希圣担任局长，钱壮飞为副局长，曹祥仁任破译科科长。

军委二局成立以后，为了开展红军的军事情报工作，曾希圣和二局的技术人员排除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侦听能力迅速提高，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建军6周年的纪念日上，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勋章。到1934年7月，二局累计破译敌人密码本400多本，其中有一部分是特别密码本，获取了大量极其准确可靠的军事情报。可以说，在长征前，二局已基本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红军的制胜法宝。

然而，情报信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军委二局提供的大量及时准确的情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军委二局先后破译了大量敌人的密电，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负责指挥红军作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顾实力上的悬殊，摒弃了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运动战，采用死守硬拼的阵地攻防战，二局所截获的大量军事情报便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促成西进转兵及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军委二局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途。国民党军队凭借空中侦查优势，掌握红军动态进行围追堵截。由于离开根据地，中央红军的人力情报只能起到侦察当面之敌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整个区域内国民党追剿部队的部署情况从而摆脱敌人，就只能依靠破译无线电报来获取情报。

曾希圣深感二局责任重大，为了适应长途行军，他将二局的人员和器材一分为二，每天让一队人员先随大部队行军，另一队人员留在原地架起信号设备进行监听和破译。到了约定的时间前一队停止行军架设电台开机工作，后一队再拆下天线机器装箱追赶部队。就这样军委二局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证24小时开机监听，以求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由于经常夜以继日地行军赶路、破译电文，曾希圣和二局的同志们常常因过度疲劳在行军途中从马上摔下来或者走着路就睡着了但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堵，苦战五昼夜，强渡湘江，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其“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湘江战役失败后，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毛泽东不顾“左”倾路线的高压，提出中央红军必须放弃原定的北上计划，改变行军路线，改为进入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以避开敌人的伏击。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中革军委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但却遭到了李德的竭力反对。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就在会议争论不休之时，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电，获悉敌军第一、第二兵团已在湘西、湘南集结重兵，构筑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在此形势下，如果红军继续进军湘西，势必凶多吉少。在敌人张网以待我军北上的事实面前，博古不得不放弃对李德的支持，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转兵西进贵州。中央政治局依据准确的情报，最终作出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改向黔北遵义进军的决定。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以说，通道西进转兵挽救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可能遭受覆灭的危难，而军委二局提供的情报为促使西进转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军进入贵州后，连续攻克了锦屏等7座县城。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此时，军委二局截获破译敌人电报得知，追击红军的国民党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进入贵州，但是尚未渡过乌江；湘军要对付红二、六军团，难以入黔。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贵州和遵义周围的兵力非常空虚，围攻遵义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这一态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的休整争取到了时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重新统帅红军，为革命带来了生机。这次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大会之所以能够在遵义召开，情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军委二局功不可没。

四渡赤水背后的情报战

遵义会议后，由于黔北敌人力量强大，不利于红军立足，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扫清前进障碍，红军发起了土城战斗。但是，因为当时二局还未能破译川军密电，对敌情未能全面了解，战斗一度失利，红军陷入强敌包围。危急关头，周恩来急令曾希圣迅速摸清敌情。军委二局在纷飞的战火中架起电台，侦收破译敌军往来密电，发现敌军的包围圈尚有一个口子没有合拢。根据二局破译的情报，军委立即决定从包围圈的空隙中突围，西渡赤水，脱离绝地，这就是一渡赤水。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二局又破获情报，长江以北已有敌军重兵防守，并且敌军大批兵力追至川南，而遵义地区敌人兵力薄弱。于是，毛泽东出敌不意，指挥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占领娄山关，发起遵义战役。在此次战役中，红军以7个团的兵力，歼敌2400多人，俘敌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挺）、子弹10多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紧急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红军将计就计，引诱敌军迫近，待敌军靠近红军之后，红军突然转兵向北，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渡河成功后，毛泽东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正当敌人的追兵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之时，毛泽东率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赤水河，秘密回师黔北。

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充分运用其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采取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声东击西，用兵如神，带领红军在国民党40万人的围堵缝隙中穿插移动，不断调动敌人，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机动作战，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走出了危局，是红军以少胜多的军事史上的光辉范例。

多年后，叶剑英元帅在回忆长征时说：“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来回穿插，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令人称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这除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军委二局准确及时的情报。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冒充蒋介石给国民党发调兵电报

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于1935年3月20日抵达金沙县安底、沙土一带，准备南渡乌江。这时，军委二局截获了蒋介石调动军队的密电，从电文里了解到，敌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6个师的主力跟追红军而下，正由安底西北一带往东南方向逼近红军主力，距红军的渡江处只有一天的路程。同时，在乌江南岸20多公里处，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红军要安全渡江至少需要3天时间，如果不能引开敌军，中央红军将被迫与敌背水决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让他们改变现在的追击路线，从而将其调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听后拍案叫绝，立即模仿蒋介石电文的语言规律和用词习惯起草了“委员长令”，交由二局发出，假冒蒋介石密电，命令周浑元、吴奇伟部改变行进路线。此计果然奏效，敌军接获密电后深信不疑，“奉命”而行，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使得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圈扩大，与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3天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乌江，队伍长驱南下甩掉了国民党20多万的堵截大军，避免了一场血战。更为奇妙的是，后来这起假电报的事，国民党内部一直没有人提起，可能他们始终都没有察觉。

南渡乌江后，军委二局继续发挥“秘密武器”的作用，不断为中央军委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4月8日，中央红军穿插至贵阳东面的贵定、高寨等地，二局截获破译了云南方面守备空虚的情报。中央军委立即命令红军除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外，全部由贵阳、龙里之间南插直入云南，将国民党军围堵红军的40万大军抛在了贵州。

5月4日，军委二局破译敌军密电，得知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为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向蒋介石谎报情况说前方未发现红军。中央军委据此情报，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争取时间，日夜兼程向皎平渡会集，抢在“追剿”敌军到达前顺利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又重新部署，急令中央军、滇军、川军配合，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围歼红军。但是，国民党调兵遣将的电报又被二局破译，红军抢先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又一次令蒋介石的企图成为泡影。接着，中央红军又根据二局的情报，攻占川军把守的天全、芦山保证红军顺利翻越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军委二局始终发挥“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破译了敌军各类密码860多种，截获了敌人的大量情报，能够及时掌握战场信息，使得原本就擅长运动战的毛泽东如鱼得水，指挥红军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特长，声东击西打击敌人，一再在战略转移中抢占先机，走出危局，最终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对于军委二局在情报工作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毛泽东主席曾经打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毛主席曾先后两次为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周恩来总理也曾说：“在江西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路上，侦察工作起着很大作用，关系着全军生命问题，二局立了很大功劳。”周总理称曾希圣是“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他为军委二局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