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远

一..见猎而心动

文革开始后，茅盾除了应付纷至沓来的外调者和自理点家务外，每天大多是阅读报纸和两本“大参考”，了解国内外形势，没有多少时间再看其他书籍（其时那些“三突出”式的作品他也不愿看）。1969年国庆节，他被剥夺了出席天安门庆典的资格，连两本“大参考”也停发了。不久老伴又先他而谢世。此后，老人对一切似乎都看开了，心境反趋于平静。特别是1970年春，儿孙们搬来同住后，家务的烦恼摆脱了，老人开始利用闲暇，阅读起历史著作与翻译作品来。他在6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

三月至六月，计读书如下：郭沫若主编之《中国史稿》第一、二册，谢缅纳夫之《中世纪史》，法人EditaMorris（女）的《广岛之花》英译本。其间，曾浏览别的书，不具书。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的兴趣忽然转向中国古代史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的历史，似乎想从中思考些什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需特别提到一件事：1971年初，当茅盾读了杨熙龄于50年代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书后，那似乎早已熄灭的激情——对思想与艺术的追求之火，在他内心深处重又喷燃起来。辛亥革命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曾把拜伦推崇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之“宗主”，盛赞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为：“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64年后，已入垂暮之年的茅盾，同样给这部充满对暴政与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的诗篇，予以高度的评价;并浮想联翩，萌生了以骚体重译拜伦的这部抒情史诗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