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遗赠案”的利益衡量方法透视
2016-11-07石毕凡
河南社会科学 2016年4期
石毕凡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泸州遗赠案”的利益衡量方法透视
石毕凡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遗赠案”持续引发法学界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有关本案的深入讨论依然热烈。两审法院的一致判决,使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及其关系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作为一起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疑难案件,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分析该案,能够避开规则与原则的适用困境,避免两种极端的结果而寻求一种“调和”的骑墙结论,从而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按照利益的层次结构,衡量的标准并非仅仅是案件当事人所诉求的一阶利益,还必须重视一阶利益背后所蕴含的二阶利益或高阶利益,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遗赠案;道德;法律;利益
一、“泸州遗赠案”引发的问题意识
蒋伦芳与黄永彬1963年登记结婚,双方未生育。1996年黄永彬与张学英相识后,便在外租房公开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2001年年初,黄永彬因患肝癌住院,在此期间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金、抚恤金和出售夫妻共同房产的一半价款4万元及所用的手机一部赠与张学英,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公证书,形式完全合法。黄永彬去世后,张学英持遗嘱要求蒋伦芳交付遗赠财产,双方发生纠纷。张学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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