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

1982年早春的一个深夜，在渭河边清冷的乡村土路上，陈忠实想到柳青和《创业史》，无限感慨，因为他正遭遇着“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此时的陈忠实是渭河边一个公社的派驻干部，任务是协助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分田到户的精神。当他看到农民在分到的土地上栽界石刨隔梁或用抓阄的方式各自牵走耕畜时，“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了心里。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正好和柳青当年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作为一个干部，他赞成开放农村市场和按劳分配的包工包产；但是作为一个农民，他的理念和情感都还倾注在集体经济上；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乡村还停留在其精神导师柳青及其《创业史》描绘的蓝图中。怎样面对三十年前合作三十年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陈忠实找不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现实”早已不是那个现实，“主义”却依旧是那个主义，这是时下不少现实主义创作面临的尴尬。追溯陈忠实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可以发现，当下作家面临的并非完全崭新的问题。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陈忠实已很难像三十年前的柳青那样建立清晰的未来指向，《创业史》的知识框架也已经无法解释三十年后的现实，他曾经奉为圭臬的话语体系已经过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这个时代变化快得像子弹在飞的时代里，在这个现实世界的故事远比作家的想象丰富的世界里，文学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对当下生活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