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斌 吴 俊、2 周 会、3 高 霞

（1.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2.吉首大学， 湖南 吉首 416000；3.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状综述

徐海斌1吴 俊1、2周 会1、3高 霞1

（1.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2.吉首大学， 湖南 吉首 416000；3.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较为丰富，是开展区域史研究、提升黔西南州文化软实力和发展壮大黔西南州文化旅游产业较为重要的资源。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整理工作已取得较大成绩，但存在拓片未集中整理发布、相关著述未附拓片，分类不合理、资料漏收、铭文移录错误以及点校粗疏等多方面问题，客观上限制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制约了当地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立足某一类碑刻所开展的多方面研究，针对某块碑刻所开展的具体研究，以及运用碑刻资料对区域社会史进行的研究。

黔西南地区；明清碑刻文献；地方志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区域史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碑刻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开展区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较为丰富，有助于研究明清时期黔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如鲁屯镇所存兵部副郎世袭锦衣卫掌印官李公神道碑，为研究明朝洪武初年调北征南的相关史实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七舍镇沙安氏墓碑的问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有关明清时期黔西南地区土司文化资料缺乏的问题；兴义黄安国夫妇合葬墓碑的发现，则为研究明清时期黔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迁徙与民族文化融合情况提供了新的材料。以目前所见，黔西南州史志部门和下属各县市相关单位对当地所存明清碑刻文献做了一定的收集整理，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碑刻文献分类不合理、资料漏收、铭文移录错误以及点校粗疏等多方面问题，给开展相关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此外，在黔西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方面，尽管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了碑刻文献资料，但存在挖掘不够深入和利用不够充分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资料整理与研究的现状进行全面的梳理，为学界进一步整理这批碑刻文献资料和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一、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整理现状

1.地方志对相关碑刻文献的著录

清朝张锳是目前所知最早对明清时期黔西南所存碑刻文献进行著录的学者，其主编《兴义府志》卷三十八按照地域范围来收录兴义府辖境内的古碑，将碑刻文献分为“兴义府古碑”、“兴义县古碑”和“安南县古碑”等，涉及的主要碑刻有：“明奉政大夫曾公神道碑”、“明京观碑”、“明景双鼎墓志碑”、“城隍庙碑”、“明任之聪东岳庙碑”、“临道使者碑”、“明李国忠城隍庙碑”。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张瑛任职兴义府前后所立碑刻，如“明十八先生祠堂记”、“半山亭记”、“修路碑记”、“南皮张公遗爱记”等。此外，当时兴义府下属各县所修方志也收录一些碑刻文献。不过，这一时期方志对碑刻文献的著录仅限于本县辖境所见，资料分散且存在漏收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地方政府修志热情高涨，盘江八属地区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方志，在辖境所存碑刻文献的整理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黔西南布衣族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志》[1]首次对黔西南境内所存碑刻文献按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如摩崖类碑刻、乡规民约碑、禁革碑，晓谕碑、界碑、少数民族文字碑、记事碑等，此后各县地方志也大都仿此例。此外，在收录碑文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方志还对碑文年代、碑文作者等情况进行了一定的说明。

2.专书或文史类通俗读物对相关碑刻文献的著录

《黔西南布依族清代乡约民约碑文选》[2]是一部按专门收录乡约民约类碑刻文献的著作，该书对收录的每块碑进行了句读和注解，并较为详细地说明了碑的形制、年代与出土地信息，为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相对全面的资料。新世纪以来，随着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地方文物部门大范围地开展了文物普查，许多以往未曾著录的碑刻得以显露于世，如“学书枝言碑”、“普硐日月碑”、“江底官渡记”等便属兴义文物部门首次发现之物，有力推动了碑刻文献的整理工作，《兴义风物之文物古迹》[3]正是这种情况下应运而著。该书在州志所收录碑刻基础上，一仍州志的分类体例，将兴义市境内所存碑刻文献按“记事碑”、“晓谕碑”、“契约碑”、“界碑”、“修路建桥碑”、“少数民族文字碑”和“乡规民约碑”等加以整理，该书的优长在于著录了一些新发现的碑刻文献。与此同时，《兴义文史资料解读》[4]也著录了一些新发现的碑刻和作者认为有意义的已著录碑刻，并就碑铭的含义与史学价值做了一定解读，便于初学者和地方文史爱好者阅读。

3.已收录整理的明清碑刻统计表与名录

为便于了解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基本情况，我们按“乡规民约类碑刻”、“道路交通类碑刻”、“名胜古迹类碑刻”、“墓志类碑刻”、“摩崖类碑刻”、“记事类碑刻”等进行了分类统计，并按类罗列了相关碑刻的名录，具体情况如下：

黔西南所存明清时期遗存碑刻分类统计表

黔西南所存明清时期遗存碑刻名录

4.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整理有待拓展的空间

综上所述，自《兴义府志》问世以来，按所属区域整理碑刻文献逐渐成为黔西南府县修志的惯例，为碑刻文献的存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按专门内容编撰碑刻资料的做法省去了学者查检之功，甚便于专题研究的开展。不过，由于地方志著述体例所限和地方文物部门工作着眼点不同，从学术研究角度看，黔西南地区明清碑刻文献整理仍然存在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1）众多世家大族的墓葬群碑刻文献有待系统地整理

明代的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众多江南移民不断迁入贵州黔西南，特别是自嘉庆苗变以后，众多客民自发来到黔西南开垦，黔西南“逐步形成了一个客民社会”，曾担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有言：“黔省固多客民，兴义府尤其渊薮。”[5]（62）可以看出明清以后，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大量的中原汉族迁徙于黔西南，他们来到黔西南以后，为了和当地的土著对抗，大都选择聚族而居，且不忘汉家礼仪，死后也大都合葬于一个家族墓葬群。这其中众多的家族墓葬群碑刻就记载着他们当年远离故土移家黔西南的历史，以及他们在黔西南生产生活的情况，是研究明清移民史、明清黔西南社会生活史以及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史极为重要的资料，如位于义龙实验区鲁屯镇的李氏家族墓葬群中众多的碑刻、位于马岭镇瓦嘎村的黄氏家族墓葬群碑刻等，反映了一个个来自中原的百年家族影响或融入黔西南少数民族的历程，且这些碑铭文大都不见于史籍，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遗憾的是，此类碑刻文献目前基本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

（2）众多名胜古迹类碑刻有待全面整理

名胜古迹类碑刻是与名胜古迹相伴而生的，名胜古迹类碑刻承载着名胜古迹所在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开展专门史研究、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旅游文化资源的重要依托，黔西南所存名胜古迹类碑刻甚多，但缺乏全面的整理。比如，位于晴隆县的盘江铁索桥是座历史悠久的桥梁，自明清以降，与之相关的碑刻文献甚多，如洪承畴的“重修盘江桥记”、云贵总督赵廷臣的“重修盘江桥记”、贵州巡抚卞三元的“重修铁索桥记”、贵州巡抚田雯的“铁索桥记”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全面地对其加以整理无疑有助于明清西南交通史的研究,有助于贵州古代线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3）碑刻文献的内容移录与校注有待进一步加强

碑刻文献内容的正确移录与校注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就目前所见，相关著作在碑刻文献的移录、句读、校勘和注释等方面均有所欠缺，存在移录不正确、标点有误、校勘不精、注释不明等多方面问题。比如，有著作将“抹角桥建桥碑记”的部分铭文做如下移录：

从来徒涉之难，昔人所患。乘与之济，先贤所□。

以好驰之新郎莫获据鞍而过，即贞静之淑女难免出与而行……[3]（100）

其中“与”字显然移录有误，当遵原碑铭录为“舆”，其意指“车舆”，简化为“与”则扞格不通。按照碑刻文献整理的规范，释文当严格按照原拓的字形结构予以隶定，倘有错字或与现代用字习惯不相符合的地方，则在字后括号内予以标注。在这一点上，《黔西南布依族清代乡规民约碑文选》做得较好，如《公议碑》“四怜（邻）合作勤劳”、“头人秉（禀）明”，[2]（53-54）是可取的。但有些著作则按一己之见直接写定释文，给阅读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惑，如：

发逆蔓延，半周海内，回夷肆扰，今愈十年。[3]（119）

苟非……，同心效死，以存孤城不及此，意余乙丑偶临……[3]（119）

以上二例，按照原拓当录作“週”与“億”，然后分别在二字后面的括号内释写为“周”与“忆”。这样，即便作者句读错误，读者也能根据常识读通碑铭。

当然，对碑刻文献进行正确的句读是整理工作中最基础的环节，必须非常严谨，然而，有些著作在碑刻文献的句读上多见手植之误（有误之处用下划线标示），如：

仲夏，其孙汝岱壮公功行自黔，匍匐来蜀……[3]（ 47）

纳福桥两山夹水一线，中流上有马别桥，下有踩水渡……[3]（97）

余喜其克承先志，且乐与人善也，因为之出示，劝输都人士解囊相助，得八百余金。[3]（105）

近有谭大先生聚族人，于斯日击心伤。[3]（103）

明清碑刻文献对于具有良好学术素养的学者而言，是比较浅显的。但初学者和一般读者阅读起来尚有一定困难，需要整理者做适当的注释。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著作在注释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当注未注或注而不明的情况。如“重修兴义黄草坝石堡碑记”中有关于兴义的政区沿革相关史料，“兴义县旧属盘州、后隶南笼府，今为兴义府，偏在西南一隅”，其中“盘州”、“南笼府”和“兴义府”均属历史词汇，对一般阅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需要加以注释，但有著作解释为“兴义县旧属盘州，后隶属南笼府，今为兴义府，偏在西南一隅。”[4]显然没有给予有效的注释。

以上种种，都是以后的整理工作中需要加强的地方。

二、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研究现状

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内容丰富，类型各异，蕴含着较多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近年有数位地方史研究专家开始关注这些碑刻，并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某一类碑刻所开展的多方面研究

就内容而言，乡规民约无疑在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学者对碑刻所反映的地方赌博、盗贼成风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指出诸多乡规民约碑出现的原因正是基层乡绅面对社会危机时的一种自救行为，并由此探析明清时期黔西南地区的乡村治理情况[6]。也有学者就黔西南地区所存乡规民约类碑进行了全面的概述与分析，包括乡规民约概念的界定、议立乡规民约的原因、乡规民约类碑文的内容特点、以及乡规民约碑所反映的黔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环保意识、议立乡规民约的寨老榔头的汉文化素养等[7]。

2.针对某块碑刻所开展的具体研究

有学者对晴隆县“欲飞”摩崖石刻的产生时间、制作者进行了考证，认为该石刻是研究明将邓子龙的重要佐证，具有重要的艺术与史学价值[8][。“学书枝言碑”是近年在兴义黄草坝笔山书院旧址发掘的重要清代石刻，存字千余言，既是书法上品，又是书论佳作，该石刻出土后，迅速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学者结合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拓片，对碑文进行了复原整理，并就该碑的作者、刻写年代、立碑地点、书刻形制、内容字数、写作特点、书法艺术价值等多方面问题了逐一进行了研究，[9]，用力颇勤，代表了目前在此碑研究上的最高水平。校注是碑刻研究基础，学者通过传世文献与碑铭的对勘，对兴义坪东街道办遗存的某块碑刻进行了研究，不仅纠正了传世文献记载上的多处疏误，而且就碑刻的定名、碑铭所见当时兴义城区与郊区之间的交通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是单块碑刻研究的规范之作，展现了作者良好的历史文献学素养。[10]。

3.运用碑刻资料对区域社会史进行的研究

明清时期，随着黔西南地区客民的不断涌入，土民与客民之间出现了利益资源争夺和认同价值观的转变，矛盾冲突不断，社会秩序不断恶化，严峻的社会现实呼唤地方政府和社会贤达提出及时有效的应对之策，以便能重构新的社会秩序。由于传世文献的不足，相关研究颇为滞后，有学者把自觉目光转向了碑刻文献，通过扎实的分析，全面剖析了清中期兴义府各州、县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指出明清时期黔西南地区之所以出现大量的乡规民约碑，正是地方官员自觉以“王学”为指导思想，试图以仁德感化少数民族，通过劝谕教化顽民的结果。而事与愿违的原因，则是由于“边界”模糊，使得管理上出现真空地带和边缘人群。[5]这是目前所见系统运用碑刻资料研究黔西南区域社会史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三、结语

黔西南作为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蒙仓颉之教、受毕昇之惠甚晚，史上几无典籍传世；兼之地处偏远，几乎未能进入历代史迁班马之视野，因此其地方史与民族史研究的开展困难重重，殊少有相关重要学术成果问世。幸有大量明清碑刻存于民间，一定程度弥补了传世文献不足的缺憾。然而由于整理工作的相对滞后，客观上限制了研究的开展，也严重制约了当地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我们呼吁当地文物部门、史志机构以及民间收藏者，尽快公布已掌握的碑刻拓片，及时为新近发现的碑刻制作拓片，并毫无保留地通过正当渠道向全社会发布；呼吁地方研究机构和有志于黔西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已发布的碑刻文献进行全面地整理，及时推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以便为民族地区治理提供历史的借鉴，为黔西南州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智力支持。

[1]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史志征集编纂委员会.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文物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

[2]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办公室.黔西南布依族清代乡规民约碑文选.（册亨）[Z]册亨县印刷厂（铅印本），1986.

[3]兴义市文化体育旅游和广播电影电视局.兴义风物之文物古迹[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4.

[4]兴义市文化体育旅游和广播电影电视局.兴义文史资料解读 [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4.

[5]袁轶峰.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6]李晓兰.碑刻与黔西南乡村治理[J].理论与当代，2013（2）.

[7]陈明媚.黔西南乡规民约碑碑文分析[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1).

[8]崔利军.晴隆“欲飞”石刻考[J].黑龙江史志，2013（15）.

[9]熊洪斌.“学书枝言碑”的诸多问题探讨[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4）.

[10]彭建兵.兴义“坪东四楞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2）.

Inscriptions of stored in southwestern Gui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llec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documents

XU Hai-bin1WU Jun1、2ZHOU Hui1、3GAO Xia1
（1.Xingyi Normal Universityfor Nationalities，Xingyi，Guizhou562400，China；2.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China；3.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500，China）

The reserved inscriptions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are abundant in Qianxinan district.It is the important resource tostudythe regional history,toimprov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Qianxinan district and tostrengthen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of Qianxinan district.Great achievements has been made in sorting out them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the rubbings have not been collated,published and attached to the relevant writings,the rubbings were sorted out in the wrong way,some materials were not collected,the inscriptions were copied with mistakes and proofed carelessly.These problems objectively limited the relevant academic study,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the local tourism resources.The research result ofthe reserved inscriptions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Qianxinan district are mainly reflected in:being based on all-round research of one kind of inscription,the specific studyon one piece ofinscription and the studyon the regional social historywith inscription materials.

Qianxinan district；inscriptions literature ofMingand QingDynasty；Local Records

1009—0673（2016）04—0020—06

K877

标：A

2016—06—08

贵州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黔西南地区所存碑刻文献整理现状的调查和研究”（课题编号：201510666021）和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南北盘江流域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课题编号14GH028）的资助。

徐海斌（1971－ ），男，江西景德镇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出土文献研究。

龚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