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四川的苏东坡、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在朝堂之上如何交流？元朝、清朝的外族皇帝如何听取汉人大臣的奏对？古代朝廷解决这些语言交流问题时，采取的是什么办法？

每个朝代都有普通话

现代中国因为推行了普通话（台湾地区称为“国语”），人们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进行交流，方言对大众交流的影响正在弱化。

但在古代，我国的疆域之内有着多种民族语言，而汉语更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用“南腔北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那么，在古代，当来自四川的苏东坡、来自杭州的王安石、来自山西的司马光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聚集在“宋朝政治局”时，他们用何种语言交流？当满洲人的皇帝坐在太和殿的宝座时，他们又是怎样听取汉人大臣汇报工作的？

其实，古代也有普通话，古代称之为“雅言”“通语”。“雅”训为“正”，“雅”和“夏”两字古音相通，雅言就是夏言，西周王都一带是夏地，王都之音被认为是正音，所以，夏地的语言就成了当时的通用语。

据史载，鲁国的孔子给门生传授《诗》《书》等儒家经典时，即用“雅言”。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孔子的弟子三千，如果孔夫子操着一口山东话，那估计很多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学生都听不懂他讲课，即使孔圣人的讲义再精辟，对学生来说也如天书一般。

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朝廷内执事官员的地域情况就比秦以前诸侯国时更为复杂，东西南北各地都有，若各地官员都用自己的方言议论朝政大事，那势必无法沟通。

可以推断，每个朝代都有共同语作为“鹊桥”沟通各方言区的人。而共同语的基础语音，一般以王都所在地的语音为准，近水楼台先得月，人情事理使然。

隋朝以金陵雅音和洛阳读书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唐朝以洛阳雅音为标准音，宋代国语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后以元大都（北平）汉语语音——北平音为标准音并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

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1909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

听不懂官话不许考科举

满清入关后，逐渐汉化。到雍正皇帝时，其汉化水平已很高，但他仍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公元1728年，雍正下了一道旨，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

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意思是，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自此，官话开始有了朝民间普及的趋势。

一个满族皇帝破天荒地下了一道推行汉语普通话的上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

雍正帝的“推普”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推普”措施似乎不可谓不力，然而收效甚微。据史载，上谕下达后，起初各地方都很认真，但地方官都视此为不急之务，日久就都颓废了，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还在施行，而广东则已闻所未闻了。

“推普”上谕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和影响。作为“推普”的首倡者，雍正帝为后来的张之洞等提出“官音统一天下语言”的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扦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张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显然继承和发展了雍正帝“推普”上谕的精髓，并加以发展。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清末朝廷奏事还是需要翻译官

但是，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据说清朝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指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指一种鱼苗）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指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指黎民百姓）。”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相对：“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道：“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

到清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为了沟通方便，不得不打破历来关于“室内除了军机大臣以外不得有闲杂人等”的规矩，允许从领侍卫内大臣中挑选一人随同朝见，以充当翻译。

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话，是清朝末年学者朱文熊提出的。他在1926年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并且注明：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称为“官话”就不那么合适了，于是，那时候的普通话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语。不过“国语”这个名称当时争议很大，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过。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不仅使“普通话”有了严格的内涵与规范，而且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项任务。

（摘自《山东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