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

中国的历史长，朝代更替多，积累下来的事情自然也就多，比如贪腐现象，在古代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里都存在过。与贪腐相伴的反贪腐，自然也有过轰轰烈烈的动作，有些做法至今还为一些人津津乐道。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的整吏治，清朝初期雍正帝的清官场，都做得动静很大。朱元璋甚至把惩赃官的手段推到了极致，对贪官赃吏剥皮楦草，制成人偶放置在官衙的大堂上，以警示后来的官吏。这种敲警钟的做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官衙里放着这样一个“警钟”，后任者岂不整日毛骨悚然？

从明清二朝的历史看，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朝代初始，天下甫定，便出现了大面积的贪腐现象呢？另一个问题是，这样惊心动魄的反腐做法，为什么没有把贪腐从其权力系统中完全地清除出去，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呢？也许有人会说，正是由于朱元璋和雍正帝在朝代初定时便大规模地反贪腐，才使其政权运行了二三百年。这似乎也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中国还是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的节奏慢，另外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东方人天生具有奴性，“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只要还能一息尚存，便不会去做推动改朝换代的事。明代嘉靖帝二十年不理政事，朝野岂不是也相安无事么？恐怕这才是明清两朝能在贪腐中维系数百年的根本原因。

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不论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超稳定结构”，其中每一个朝代的倒掉，被后来者替代，其中的原因还是与其政权系统中弥漫并不断升级的贪腐有关。这个“贪腐”，随着一个权力系统的延续，沿着一定的层级，不断地向更深处发展，直至这个权力系统的终结。

总起来看，古代的贪腐，大致是沿着这样的三个层级向深处发展的：

最低的层级是贪污国帑，收受民财，总之是以弄钱为主的。读史便会发现，古代政府很少有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疏河道、修堤堰之类的大型工程，不是经常有的事情。各级官员大致有两项权力，一是收税赋，二是断官司。而弄钱的路径也就以此两条为主。收税赋方面的名目，无非是多收少缴，从中截流，比如明清时地方官吏常用的“脚踢淋尖”“折色火耗”“包荒升科”等。清初，雍正反腐时，将“折色火耗”提交省库，再平调发放给各级官员，名为“养廉银”，即“耗羡归公”。结果，旧的“耗羡”未除，又增新耗，倒是肥了各级官员。据一些史料载，如此一来，一些官员即便不贪不受，一任下来也有五万两银子的进账，“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不全是夸张。弄钱的另一个大头，便是断官司，“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翻翻史料，此一项贪腐，恐怕是难以尽述。

读史，常看到“卖官鬻爵”之说，其实，官爵的最大卖主是朝廷。古时官员的任命，无论大小，凡有品级的，名义上的任命权均在皇上手中。宋明以后，官员的选拔以科举为主，辅以捐官，但收入均为朝廷所有。所以，所谓的“卖官”，不过是皇帝的宠臣近侍，收了钱财后，起一个向皇上举荐的作用，收一个“过手费”罢了。总之，贪腐在这一层级，无非是盘剥搜刮，目标是以银钱为主的。

贪腐久了，大约是银子收得多了，手头已有了足够的积蓄，爱钱的程度便会降低一些，开始着意于黄白之外的东西，比如美色。这里的“美色”并不只限于“美女”。古代的官场上，对于官员与美女的束缚，是很宽容的，几近于没有。比如明清时期，虽然国家把儒学中的理学一派定为“国教”，而理学又讲“存天理，灭人欲”，在女人中推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对于男人，包括讲理学的权贵，只要自己有财力，是不限女人的，除正妻之外，还可蓄妾纳妓，用的名目是多生子嗣，以行孝道。官员们出巡，下级以美女侍奉，也是常礼。这里的贪“美色”，除了女人外，还指古玩字画、奇珍异宝之类。这些东西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主要以平时把玩，愉悦精神为主。嘉庆扳倒和珅之后，看看查抄来的物品清单便可明白，据说有些东西，连皇宫里面也是没有的，有的也比宫里的美而大。这个时期，银子自然还是要收的，但美色也收得起劲。所以，贪腐到了这一层级时，官场上下，江湖内外，举凡有心贿赂，攀附结交的，便挖空心思，“吾将上下而求索”，总要弄来异常精美的奇物，才能收到很高的贿赂效益。这个时候，庙堂内外是何等模样，想想可知。

再向前进，贪腐便上升为“权权交易”了。古时的权柄名义上虽为君王所授，但这个权力系统运行得久了，系统内部便出现了权力与权力的相互交结，贵族豪门之间，同乡同门同年之间，总在用一些名目，比如结亲联姻，或者是你举荐我的儿子，我推举你的快婿，相互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互为联络，彼此依靠。就这样牵三扯四，慢慢织就一张权力之网，笼罩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上。《红楼梦》中小沙弥送给贾雨村的“护官符”，便是这张网的写照。有了这一张网的照应，权力系统内的人差不多便可以为所欲为了。王熙凤只是为了显得体面，就接了尼姑的请托，借了贾琏的名义拟一封书信，派一个家仆星夜赶往西安，便平了一件官司。试想一下，当这张网内的人，在涉及自己的利益时，又会有什么样的威力呢？清末苏南有一件闹得风满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七审七覆，说到底就是余杭县知县被一张两湖同乡的关系网给包住了。也就是说，贪腐到了这一个层级，百姓的头上不再是青天，而是由这张网所结就的“天花板”，别说受了冤情去伸张，就是身板也不好挺直了。

随着权权交易的加重，这张网越结越紧，越结越密，看上去权力的网纲虽然仍攥在皇帝手中，可他的诏旨，有时也未必能顺畅地传达至全部“网眼”的。唐玄宗时，李林甫执政，新丰县县丞拜在其门下，很得其欢心。有一次玄宗见过此人后，不喜，说此人我用不着。皇上一言既出，这位县丞似乎该回家休息了，不料李林甫却将其调至万年县任县尉。万年乃京县，实际上不降反提了。读史，有时候对皇上办一些事情，比如调查一件案子，查明一宗事情，往往要依靠自己派去的钦差，甚至还要选身边的阉官充任而不解。现在想来，恐怕就是权力系统贪腐到最后的层级时，皇帝办起事来也有些力不从心了。

古时的贪腐，如此一层层地下来，结果怎样呢？就是中国的历史书竟有了二十四史之多，此外还要加一个清朝的。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