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玮

石碑上镌刻的青史不曾漫漶，历史与现实由此相通。

千年石经的重新梳理

即使已经过修缮，爬北京房山境内的石经山仍然不是一次轻松的体验。紧邻着山脚是一条铁道，因为无人看管，总担心道口的栏杆没有及时落下而有人身危险。穿过铁道便开始一级一级漫长的攀爬，石阶有时变得歪歪扭扭，有时几乎垂直上下，有时又突然变成了硌脚的乱石坡，看着脚下那些已经被踩断的、和现代样式截然不同的长条石，你会立刻想到这些台阶必定年代久远。路两旁的密林里大部分是青绿色的柏树，中间唯一的一条小路在警示着你，要心无旁骛，时常在某个转弯处遇上一大群小飞虫密密麻麻地将你闷在里面，屏息疾行更增加了溽热感。单调的登山过程中，唯一的风景在于回头眺望，起伏的青山绵延不断，薄雾沉降在中间的山坳里，一些白色的村落散落其间，一条高架铁路线锐利地横穿在这片宁静之中。

石经山因藏有历代虔诚的佛教徒镌刻的石刻佛经而得名，这些石经保存在山中的9个洞窟之内。9个藏经洞因着山势而建，其中两个位置靠下，再向上爬一段陡峭的石阶，另外7个在上层并列。除了第五洞雷音洞是开放式外，其余洞窟都填满了石刻经板，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些洞窟利用的是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天然基础，有的嵌在一块悬着的巨石中间，猫着腰才能从紧锁的石门缝隙中一窥里面石板的叠放情况。

轻装上阵并且快速地攀爬也要至少20多分钟才能到达，9个石洞中藏经共计4196块，不禁感叹，笃诚的刻经人当年何其辛苦，才将一块块石经板送至山中储存。其中作为佛堂的雷音洞面积最大，门的两侧各有一扇矮窗，室内立着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住洞顶岩石，为隋代遗物，石柱的各面都雕刻着若干精美的小佛像，因总数已超过千躯，因此被称作千佛柱。墙壁依着洞势呈不规则的方形，其中，石经山刻经事业的开创者静琬和尚最初镌刻的146块石经板就镶嵌在周围墙壁上。

静琬是隋代僧人，有恐于北周、北齐两次灭佛的法难，他曾在贞观八年的一篇题记中写到自己发愿刻经的初衷：“静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今于此山镌刻《华严经》一部，永流石室，劫火不焚。……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唐初，唐临所著《冥报记》曾记录静琬的刻经过程：“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内，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

静琬在一篇题记中提到，自己来石经山发愿刻经时，山下已有一座寺院存在。这座后来名为云居寺的寺院位于石经山脚下两公里处，在静琬之后，这座寺院与石经山紧密相连，并成为历代刻经者的修行场所。至今，我们所提说的云居寺，不但因寺内留存几座唐塔而颇显珍贵，石经山上的传奇石经也同样包含在景区范畴之内。静琬在山中留存了《华严经》《涅槃经》等，他圆寂之后，弟子玄导继承先师的遗志，继续刻了包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在内的四部佛经。玄导没后，仪公、惠暹等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尤其在惠暹主寺时期，开元十八年，唐玄宗颁赐云居寺新旧译经4000余卷，使房山石经得以将大量隋唐写本佛经以石刻载体保存下来。我国唐代以前的佛经写本，除敦煌保存一些之外，世间所存不多，以唐代皇家佛经为蓝本的房山石经着实珍贵。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刻经活动一直持续到晚唐时期。

北京房山区的云居寺因石经而著名，寺中保存的唐代和辽代古塔同样珍贵

石经山刻经的第二次高潮在辽金时代。长期从事房山石刻文物研究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吴梦麟告诉本刊，辽金时期，石经山的刻经活动得到皇帝的亲自过问，其规模变得更大。辽代编纂了《契丹藏》与宋代的《开宝藏》相抗衡，在此期间成绩最突出的是通理大师，他在大安九年左右率人刻经板44帙、4800片，不仅完成了《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四大部经，还以《契丹藏》为底本陆续刻了大量石经。

虽然在元明之后，虔诚的刻经事业逐渐走向衰微，但石经山和其脚下的云居寺并没有因此走向没落，相反，这里的景象相当繁荣。多年从事房山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杨亦武告诉本刊，房山位于河北、山西的进京通道上，又因为背靠西山依山建寺的传统，它在北京地区的早期佛教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自隋唐时期静琬刻经开始，云居寺因此而逐渐兴盛，在房山的众多寺庙中，始终没有能与其相提并论者。除了唐玄宗赐云居寺4000卷新旧译经之外，历代地方官员都对云居寺格外重视，赐给寺内大量田产。天宝六年，安禄山还曾在云居寺建塔，用来为玄宗与皇后祈福，节度使刘济父子更是在20多年内为云居寺刻经100多卷。云居寺内除了石经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与镌刻石经有关的题记与碑刻，在这些内容之中，可以了解元明清时期皇帝、高僧住持及大量信众与此相关的活动经历。现在矗立在云居寺内北塔旁的辽代《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碑》，记载了辽代云居寺修筑沿革和宗教活动，里面涉及当时一些重要的朝官及著名高僧，可见云居寺在当时的超群地位。

《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碑》是吴梦麟和同事在无意间寻回来的。吴梦麟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到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云居寺是她主要负责的工作之一。她告诉本刊，在日军侵华的炮火中，云居寺破坏非常严重，她每个月都要去云居寺，首先是帮助云居寺恢复重建。云居寺距离北京市中心70多公里，直到今天那里的交通也并没有很大改善。以前吴梦麟是从永定门坐早晨6点多的火车，到房山的琉璃河下车，之后再乘公交车，一天之内无法往返，每次去都要在云居寺过夜。最开始是去附近的村民家考察，“进屋就看老百姓家的墙，看看有没有寺里的砖和石碑，再到院里看，如果有，就劝他们捐回来，或者拿砖换砖”。吴梦麟在水头村一户人家里找到了云居寺内一座唐塔，村民用它垒了鸡窝，还有一只经幢成了猪的食槽。有一次吴梦麟和同事在云居寺外的杖引泉河边休息，“看河对岸有块石头有棱有角的，手伸进去一摸，有字，赶紧叫人回寺里拿绳子，拉回来一看竟然是千人邑会碑”。

吴梦麟还去旅顺博物馆找到了静琬题记的后半部分。她告诉本刊，当时日本人想途经旅顺将这半块经板带回日本，但在旅顺被拦下，最终留在了那里。这块经板与云居寺内的上半块一组合，成为研究静琬很重要的一份资料。

静琬题记的上半部分是在1956年对云居寺及石经山的石经进行全面调查时发现的。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活动，决定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发掘和拓印，历时三年才将其完工。据当时参加发掘拓印工作的佛教协会黄炳章回忆，工作人员分别开启山上的石洞，搬出经板，将其清洗干净后编号拓印，拓完后再入原洞储藏，以原洞石门锢封。除了石经山之外，另有一大批石经藏于云居寺地下。云居寺院内的南塔在日军炮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根据资料，原以为南塔是地穴的压经塔，但向下挖掘并没有找到。后来在村民家的墙壁上发现一块云居寺的题记，里面记录：“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镌刻了经近三百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根据这条线索，通过清理散落在南塔基座上的一座被砸毁的小石塔，终于找到了藏经的洞穴，这里在过去从未被挖掘过，1.0082万块石刻石板藏在地下超过了800年。

当时参与调查的老专家已经全都过世了，黄炳章曾告诉吴梦麟当时的艰难。“从琉璃河下了火车，骑着小毛驴带着分别从北京和南京请来的刻工到达云居寺，整个拓印的过程，研的墨就用掉了24斤。”吴梦麟说。黄炳章在回忆中写道，隋唐时期的石经只在每部经的第一石上刻经题，其他各石全是经文，需要一一查清，而且不少经板已经严重风化，字迹不全或漫漶，查起来愈发困难。想在大小形制不同的大量残石中准确归类，首先要靠书法字迹辨别是佛经还是题记，再集中拼接，如果不能拼成一块完整的经板，就要将缺石的部分计算出来，留出空白，有时要用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一块经板，既繁琐又枯燥，整个研究小组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将其一一归卷，十分辛苦。

房山石经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是用《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佛经。吴梦麟介绍说，辽代《契丹藏》早已失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内的大佛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珍贵文物，其中有《契丹藏》12卷，通过千字文编号、版式、行数、字数与石经相对照，发现二者完全一样。这有力地证实了房山辽刻石经就是以《契丹藏》为底本来复刻的。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编纂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以雕版印刷的《赵城金藏》为底本，将房山石经作为对勘使用，因为房山石经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契丹藏》的风貌，同时石刻记载的错误率更低。除此之外，从隋唐至辽金，直至元明清时代，绵延1000多年的刻经史是中国佛教史上不曾有过的壮举，学界将其称为“北京的敦煌”，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评价对房山石经的地位有所贬损，足见对它研究价值的重视程度。

房山石经中的经末题记内容也十分丰富，对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历史情况有重要作用。比如题记中提到当时社会团体对刻经的支持，仅商业行会来说，就有米行、布行、绢行、肉行、生铁行等不下30种行会，这反映了唐代幽州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成为幽州历史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史料。刻经中提到的官衔、经板上下端的佛、菩萨、飞天等艺术形象、碑刻的书法艺术等，都成为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同样极具价值的还有云居寺历代累积的石塔建筑艺术。

金石村庄

云居寺北，一条名为杖引泉的小河流过。这条小河再延伸出去称为南泉水河，它与从甘池方向来水的北泉水河、北尚乐村南部的拒马河一起构成了此地丰富的水系。沿着南泉水河往南走，沿途巨石林立，一些石料加工场在路边开张做起了生意，还没绘上眼珠的石狮半成品、高耸的花纹繁复的华表、古罗马建筑风格的石门随意地摊在路边，一些工匠正拿着工具钻出阵阵白色粉尘来。

从岩上村往南进入南庄境内，一个雪白石料的牌楼上写“南庄，汉白玉的故乡”，再往南走便是十分泥泞的烂路，窄路两旁雪白的巨石垒落成嶙峋的样子，有几分吓人。云居寺、岩上村，以及这条泥路再往里延伸的采石场，构成了云居寺石经刻制的生产线。带我们走这条线的是云居寺景区办公室主任张爱民，沿着泥路往里走，透过巨石的缝隙便可看到外侧采石场的施工情况。尽管在不少地方见到过采石的场面，但站在对面看这座已被充分挖掘的山体时仍觉得十分震撼，平滑切割的岩石露出一层层的纹理，整体是明晃晃的雪白色，中间有些区域因富含铁而呈砖红色。这里属于大石窝镇，大石窝原本就是指采石之后留下的一个个水坑，被当地人称为石窝。张爱民说，历史记载这里曾有十几个石窝，但都被现代机械化大规模开采的力度填平了，仅保留了几十米的一道石壁，命名为“大白玉塘采石场遗址”。

与两边机械化开采的面貌相对比，采石场遗址显得粗犷而又质感，古人拿刀斧砍石造成的层叠凸起仍在，据说，近看还有一些凿石用的铁钳扎在岩石上没来得及拔出。这片遗址是附近唯一留存的一块古人开山的痕迹，商人逐利，在石壁背后不断往里挖，这块遗址几乎要孤立成一座独立的山头。吴梦麟说，这片遗址经过各种证据的证明，直接或间接与云居寺石刻活动有关。她是文物保护专家，最大的希望就是云居寺和石经山这片保存着世界上最大规模佛教石刻的区域能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列。“像金字塔，石材制作加工的作坊都保留着，云居寺同样有这样的条件，采石、磨碑的场所还有遗迹留存，把它们都保存下来更有利于申遗的进行。”

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罗炤告诉本刊，距离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有一座磨碑寺，因大规模地专业磨制石碑而得名，联系到隋唐时期磨碑寺周边地区的历史、社会和交通情况观察，房山石经的经碑一定是在名为“磨碑寺”的这座寺庙里磨制的。石经山上山石嶙峋，几乎没有一块平地，人居空间也很少，没有条件让很多人长期在山上磨制、写刻石经，同时将粗石坯从采石场开采出来运到石经山的难度和成本也都很高，在附近建加工厂磨制经碑就变得顺理成章，书写、校对、雕刻的工作持续进行，需要一批僧人住在这里，作坊进一步发展成寺庙便是必然的结果。

如今磨碑寺在留存的遗迹上完成了复建。大殿的梁架和檐柱尚存，梁架上的雕花清晰可见，一条梁架内侧还刻有文字，记载了明代在此任职的官员情况。张爱民告诉本刊，磨碑寺最早的记载在明代以后，在一些来此督办的太监、官员的文章和墓志中透露出，明代此地成为官办的金石机构，在一位太监的墓志中写道，磨碑寺曾经为十三陵建造石人石马，可见当时这里已经成为服务京城的重要石刻场所。

云居寺、磨碑寺和大白玉塘采石场遗址构成的三角地带，如今仍然是重要的石料开采、加工场所。房山的汉白玉全国闻名，汉白玉的产地即在此处。大石窝村一个雕刻厂的老板霍德富告诉本刊，他们家从可以追溯的祖上开始，一直就是会雕刻的石匠，他从当地的采石场里采购粗石坯，加工成石狮、墓碑、路缘石或者别墅区的外挂石材，主要销往北京周边地区。所选的材料是当地的汉白玉、青白石和花岗岩，他的工厂里聘请的工人都是街坊四邻的邻居，在大石窝村里，“几乎家家会石刻，除了石刻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

云居寺周围形成石刻传统的历史非常悠久。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的退休主任田福月是紧邻云居寺的南尚乐村人，他告诉我们，因为云居寺的兴盛，吸引了外地很多能工巧匠搬迁至此。“在我们村子里，祖籍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人家特别多，祖上都是四面八方来这刻碑谋生的人。”

以磨碑寺旁边的独树村为代表，云居寺周围的村落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杨亦武曾考察过附近村庄的大家族，其中张坊镇的贾姓人家曾在元代时参与了元大都的建设，这个家族的人做过石场的场长、账房和库管，至今贾氏仍是当地的最大姓氏。他还曾研究当地孙、王两世家参与云居寺建造的史迹。石经山中台塔为唐天宝年间二品官职王晋为亡妻所建，与王晋家族联姻的孙士林家更是与云居寺关系密切，曾任幽州节度使的孙士林与云居寺高僧真性和尚关系密切，孙士林为云居寺修佛堂，并施资助真性和尚转经。这两个分别来自山西、山东的望族与云居寺的互动，是当年房山民众的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真实写照。

寻找老照片

张爱民现在在做两件有趣的事。一个是重修《云居寺志》，一个是搜集更多的云居寺旧照，为第一版《云居寺老照片》做修订。

张爱民2001年来到云居寺工作，一次偶然翻阅国家图书馆出版的《文津流觞》杂志，看到文物专家吴元真写的一篇文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里面提到关于云居寺的几十张老照片。“太吃惊了，之前我们只有几张从报纸杂志上面复印的老照片，清晰度很差，现在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特别激动。”

云居寺通过吴元真向国家图书馆购买了一批云居寺照片的扫描件，里面包括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之诚收集的42张云居寺照片，这些照片拍摄于1925～1931年，是平汉铁路为发展旅游所办杂志《铁路月刊》上刊载的铁路沿线风景图，内容包括云居寺全景、雷音洞内景、云居寺外石桥、溪流、柏树风景，以及寺内各个局部的照片。同时还有法国人普意雅在1901～1923年拍摄的云居寺照片，他在担任平汉铁路北段总工程师期间，拍摄了平汉铁路沿线的一批关于地形、地质、古迹及风土人情的照片。

这些照片对当时缺乏史料的云居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云居寺由此开始决定搜集更多的老照片结集出版，张爱民是项目负责人。“之前我们用得最多的一张云居寺模糊的全景图。后来才知道这张照片是1927年日本亚东印画协会影印的，再搜索这个照相馆的信息，得知这张照片发表在京都大学出版的学术刊物《东方学报》上。后来向吴梦麟老师打听，哪里有《东方学报》这期杂志，最后在文物局的资料室里找到了，这期副刊《房山云居寺研究》里用了40多张云居寺碑刻、建筑照片做插图，是日本人山本明、水野清一、关野贞等人在1918至1934年在云居寺拍摄的。”张爱民说。

日本人拍摄的照片是张爱民搜索的第一个重点，因为清末、民国时日本人来到中国研究佛教建筑的资料相对丰富。先是找关于云居寺或中国宗教建筑的论文，查文末的参考文献，寻找可能会有线索的日本书籍，再去国内各大图书馆或求助日本朋友帮忙寻找，找到了山本赞七郎、常盘大定、樱井一郞等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均以佛教文化和古建筑、地理风貌为主。

在收集旧照片的同时，张爱民还在做关于云居寺游记、回忆录的收录工作，两者相互印证，也为旧照片的收集提供了更多线索。张爱民在网上搜到一篇写于1935年的房山游记文章，里面有几张关于云居寺的照片，图注写着由常会供图，最后在中国文物研究所查到了关于此人的信息。

为了收集老照片，张爱民开始登陆各种摄影论坛里。今年初，论坛里的网友向他提供线索，在华辰拍卖的图册里看到了一张云居寺照片。图册里介绍说，这是民国时在京外国人前往京西南云居寺游玩的影集，张爱民一看就知道图片说明有误。“2004年第一次看老照片的时候，我完全看不明白哪是哪，但现在看了这么多，一眼就知道拍的是哪里。首先这张照片拍摄的是南门，门口站着两个军警，挂着北洋政府的旗帜，年限就确定了，这肯定不是游玩的照片。”

2.与历代刻经相关的大白玉塘采石场遗址3.云居寺景区石经山上雷音洞内石柱上雕刻的佛像4.北京市文物局的文物专家吴梦麟参与了大量的云居寺保护工作

张爱民说，在民国的一些游记里，有人提到云居寺在“一战”结束时曾经收容过一批德国敌侨，他由此断定，这是关于德国战俘的一批照片，非常珍贵，通过云居寺召集各方面的努力，最后花了1万多元拍到了这套49张珍贵的照片。

这些照片确实印证了文字资料所记载的情况。照片以德国的一家人为主角，男女主人穿着高档洋装，抱着狗微笑地看着画面，与身后一身土布衣服、面色凝重的中国人形成强烈的对比。照片记录着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游石经山、过圣诞节。生活条件也非常好，餐厅铺着雪白的桌布，摆放着按照西餐制式准备的玻璃器皿，卧室里摆着雕花的木床，墙上挂着金属的奶壶，花瓶里鲜花盛放，家中的两个孩子跑来跑去，看起来非常快乐。“这些足以见得，德国人的生活条件并不是想象中战俘般的恶劣，他们能自由活动，生活悠闲，这和我找到的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张爱民在一些文献资料里找到时任第一敌国人民移居地管理处处长肖俊生发给内务部的报告，里面列出了当时幽居云居寺的德国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名叫汉纳根的德国人，是李鸿章北洋水师的军事顾问。关于汉纳根在中国的情况，天津有关机构曾亲赴德国寻找到汉纳根的后人了解情况，他的后人说起在云居寺关押的岁月，汉纳根即使在多年之后也没有任何怨言，当时的生活条件、卫生环境安排都很不错。“据说汉纳根有一本回忆录，里面写到他在云居寺生活的具体情况，我们正在想办法获得这本回忆录。”

华辰拍卖提供的这批照片中为所有者做了“佚名”的处理。张爱民拿到照片后仔细查找，最后在照片背后的签名和印章中找到了线索。照片背后印着一枚蓝色的印章，上写“福德洋行”，并用签字笔草签了H.V.Hellfeld的签名。经过对照，这组照片的所有者是德国人贺尔飞夫妇，“福德洋行”是他们在中国开的公司，再查找民国档案，此人与北洋政府有不少交集，最重要的事件是熊希龄为提高热河的防务能力向德国借款，德商贺尔飞是其中的牵线者。

“现在通过这些老照片，我们能看到很多遗址修复有误，可惜当年没有这么丰富的资料。当然文字资料也非常重要，编《云居寺志》我们可以借鉴民国时编的一本《房山游记汇编》，历代对云居寺的介绍也比照片的时间跨度要宽得多，其中有一篇道光年间官员所作《石经山访碑记》特别重要，里面详细记载了当年云居寺的情况，给我们的编写帮助很大。”张爱民说。

（感谢实习生肖楚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