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洋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河洛文化】

汉魏石经杂考

王东洋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汉魏石经包括东汉熹平石经、《典论》石经和正始石经，三者均开刻于当时的京城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魏石经由朝廷下诏刊刻，立于太学，供天下儒生观瞻临摹。在纸质书写材料尚未普及的汉魏时期，汉魏石经起到了统一经学、保存文化、宣扬教化的作用。

汉魏；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典论》石经

东汉熹平石经与曹魏正始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两大儒家经籍石经，一般被称为汉魏石经。汉魏石经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古今学者对之进行了持续关注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宋]洪适《隶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清]顾炎武《石经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清]万斯同《石经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清]杭世骏《石经考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清]孙星衍《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丛书集成初编》第131册)，王国维《魏石经考》(《观堂集林》，收入《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吴宝炜辑《魏三体石经录》(1923年石印本)，张国淦《历代石经考》(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出版)，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北平大业印书局1937年版)马衡《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等。，近年来更是出版了一部综合性资料辑刊*指《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全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均为进一步研究汉魏石经提供了便利。但是，曹魏将《典论》刻石立于太学，其性质是否属于汉魏石经，学界罕有论述。本文不对汉魏石经之形制和具体内容作讨论，仅对汉魏石经之种类及其相关问题试作杂考，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汉魏石经”之概念

“汉魏石经”概念的提出，始于北魏郑道昭。《魏书》卷五十六《郑羲附弟道昭传》载国子祭酒郑道昭上表宣武帝曰：

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

郑道昭充分认识到汉魏石经对北魏文教发展和政治宣扬的重要价值，正式提出“汉魏石经”之说。同书《孝静帝纪》载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则沿用了郑道昭“汉魏石经”之说，并于前冠以“洛阳”二字[1]308。考古学界有“汉魏洛阳城”之说，此“汉魏”指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四朝，均定都洛阳。由上引史料可知，“洛阳汉魏石经”之“汉魏”，则仅指东汉、曹魏，而不含北魏，“汉魏石经”则指东汉、曹魏定都洛阳时开凿的石经。

二、熹平石经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牵头，奏请朝廷将儒经刻石，并用统一的隶书书写。汉灵帝采纳其奏议，由此拉开了中国古代史上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序幕。《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记载：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传》：

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以上引两史料为基础，再结合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就如下几个问题进行考论。

1.熹平石经与经学统一。由蔡邕上奏文可知，经籍流传中多有谬误，俗儒更是穿凿附会，误导后学。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立五经博士，让其专门从事经学的研究和传授，其弟子通经即可以入仕。因立于学官，儒学称为经学，因通经即可入仕，儒生趋之若鹜。东汉继承汉武帝太学之制，在京城洛阳设置太学，生源逐年增加，最高时达到3万人。即便如此，仍有大批儒生不能进入太学学习。那么，如此众多的太学生和天下儒生如何学习呢？在当时条件下，经书写于简牍和帛书上，在流传中多靠口授手抄，不免日增谬误，有的经师甚至以家学更改官方所藏文本。经学文本的不统一，导致经学考试时激烈的争论。为统一经学，杜绝篡改之弊端，朝廷才采纳蔡邕等人之议，下令开刻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在刻制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经学文本的校对和勘正，其方法是“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最终确定采用隶书书写。《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载朝廷下诏开刻石经后，“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2]。另据《水经注》卷十六《谷水》载：“又东经国子太学《石经》北，……汉魏以来，置太学于国子堂。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3]401熹平石经自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刻，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才大功告成，历经8年时间。在这期间，考校经学文本的工作一直在进行。

当然，经学文本的校对，还需要经学的大致统一。众所周知，两汉间有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著名者为西汉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白虎观会议，目的都是借用朝廷的权威来统一经学。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大致统一，为熹平石经的开刻奠定了学术基础。同时，熹平石经的开刻，对经学文本之统一，对东汉太学之发展，对汉魏学术之传承，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熹平石经立于太学。由“车乘日千余两”“使天下咸取则”等用语可知，众多外地儒生驱车赶往太学门外参观临摹，可见熹平石经并非仅针对太学生学习之用，而是面向天下儒生的。太学生可以观瞻参照，其他后学也可临摹学习。可以说，熹平石经就是东汉朝廷为天下儒生及学子颁布的统一的标准的官方钦定教材。

2.《五经》《六经》与《七经》之不同记载。上引《后汉书》之《蔡邕传》载蔡邕上疏奏求“正定《六经》”，而《儒林传》载“正定《五经》”。《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载“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水经注》卷十六《谷水》亦云“刻石镂碑载《五经》”。另《隋书·经籍一》载“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那么，熹平石经所刻内容到底是“五经”“六经”，还是“七经”呢？

众所周知，“六经”乃《诗》《书》《礼》《易》《乐》和《春秋》之统称，其后《乐》失佚，六经变为五经。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五经》成为儒家经学的习惯称呼。需要注意的是，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与文、景时期所立不同。文景时期，提倡学术伊始，无论经、子，皆使博士讲习，各博士职务相同，没有专责。汉武帝时，积书既多，需要分工治理，于是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各掌其经，不复相乱[4]71-72。五经不可变动，但后学可为之做注，形成经、传并存的现象。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汉石经经数，当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故汉时谓之五经，或谓之六经，《隋志》谓之七经。”[5]482马衡先生认为：“数五经者，不数公羊、论语二《传》；数六经者，以公羊传合于春秋；数七经者，举其全数。要之，皆是也。”[6]王国维所作推论已由地下出土石经之残石验证。详勘出土石经残石，所刻石经有《诗》《书》《易》《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7]。总之，“六经”之说是蔡邕向朝廷上奏时用语，乃东汉知识界当时通行的说法，而“五经”之语是汉灵帝下诏批准的，也是熹平石经最终所刻文本。

3.熹平石经并非全由蔡邕书丹。上引《蔡邕传》云“邕乃自书丹于碑”，加之《隋书·经籍一》载“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太平御览》载“邕乃自丹于碑”[8]，易让后学误认为熹平石经全为蔡邕所书丹。南宋洪适《隶释》即提出质疑，谓今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蔡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谓“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张演石经跋云，今六经字体不一，当是时书丹者亦不独邕”[9]772。另据民国学者刘汝霖先生考证，熹平石经成于光和六年(公元183年)，而蔡邕以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得罪离京，其不得始终参与石经之事，故后人统谓石经为蔡邕所书是错误的[4]397。从出土熹平石经残石来看，当时书写石经者并非仅蔡邕一个，还有马日磾等人。

4.熹平石经之存放位置。关于熹平石经存放位置，有两种说法。其一，存放在太学讲堂前。《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注引《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其二，按序排放在太学门外。《后汉书·蔡邕传》云“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传》颜师古注引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熹平石经刻石46枚，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熹平石经不可能刻制两份。笔者赞同第二种说法，即熹平石经应按序排放在太学门外，理由有三：其一，由朝廷下诏刻制熹平石经之用意可知(“使天下咸取则”)，熹平石经应放置在交通便利之地，便于天下学子前来参观与临摹，以统一经学。其二，由“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所载可知，天下学子驱车前来，不可能直入太学门内的讲堂前。其三，由“四面栏障”“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所载可知，熹平石经应置于太学门前。若存放于太学讲堂前，则无需再设置围栏，派人专门保护。

三、正始石经

汉末董卓之乱，宫阙宗庙被毁坏，熹平石经也遭部分破坏，造成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损失。曹魏建立后，“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恢复太学，依照汉例予以课试[10]420。曹魏为了自身统治和振兴文教之需要，于正始年间又开刻了另一部石经，即正始石经，因用古文、篆、隶三种书体刻成，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

1.正始石经开刻之时间。正始石经开刻于何时，《三国志》和《晋书》两书均载“正始中”[10]621，[11]1061，但具体在何年何月，史无明载。民国学者刘汝霖先生经过考证，认为齐王曹芳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刘靖请求整顿太学，朝廷又立王朗《易传》，学术界颇为活跃，从而推测出三字石经应开刻于齐王正始六年，所谓“其立石经，当在此时”[4]516。不过刘先生之推测，后为地下出土石经残片所否定。汉魏石经在北朝后期成为各政权争夺的对象，屡遭迁转，在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曾从洛阳移至长安[12]，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魏石经残石上有“始二年三”字样[13]，由此可以断定该石经刊立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正始二年遂成为学界公认的正始石经刊立时间。同东汉熹平石经一样，正始石经由下诏开刻至最终完成，经历数年时间。

2.正始石经之数量。有关正始石经之数量，史载不一。《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文部五》引《西征记》：

国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经》《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

据考，东晋刘宋之际的戴祚、唐初的韦机均曾撰有《西征记》。《初学记》卷六、《封氏闻见记》卷十、《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均曾引用《西征记》，且明载为戴祚所撰，故此处《太平御览》所引《西征记》也应为戴祚所撰。35枚石刻，既云用大篆、隶书和科斗三种文字书写，则为正始石经无疑。《水经注》卷十六《谷水》：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3]401-402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载正始石经为48枚，并详细记载其尺寸大小和存放位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

里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14]145

上引三书所载正始石经数量不一，《太平御览》引《西征记》云35枚，《水经注》云48枚，《洛阳伽蓝记》云25枚。王国维先生认为，“无论二十五碑、三十五碑、四十八碑，均不足以容《尚书》《春秋》《左传》三书字数”，“魏石经石数，当以《西征记》为最确”[5]483-484。因史载不一，学界意见亦纷纭。近现代学者如刘傅莹、章炳麟、王国维、孙海波、白坚等均有考证，但各说有异，尚无定论[14]150。其后更有学者提出28碑之说，如曾宪通先生认为，正始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28碑[15]。

而今，在文献资料出现大的突破之前，我们更难究其数。

3.正始石经之价值。正始《三体石经》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文字刻成，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载卫恒撰《四体书势》，分序“古文”“篆书”“隶书”和“草书”，其序“古文”曰：

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

由此可知中国古文字发展之大概，也足见曹魏正始石经之地位：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上的重大损失；鲁壁藏书重见天日，但科斗之文世人多不能识。曹魏正始三字石经，由古文、隶书、篆书三种文字书写，互相对照。更为重要的是，曹魏初年邯郸淳演习古文，但三字石经所用古文，偏离邯郸淳之法，而用上古科斗之法，为古文正法，并沿着这条路径进一步规范古文书法，流传天下，影响后世。

透过三字石经，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书法和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轨迹。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三月，江式上表朝廷，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字发展史，“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1]1963。江式指出曹魏《三字石经》的重要贡献是“三体复宣”，即篆书、隶书和古文书一并呈现，若用《三字石经》与《说文》対校，发现篆书、隶书大体相同，而古文少异。经王国维先生考证，唐宋时期之古、籀文字，“溯此体之源，当自三字石经始矣”[5]493。

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因二者开始刻制时间分别为175年和241年，相隔60余年，又曾同时立在太学前，史料中多将其统称为汉魏《石经》。有关汉、魏石经之关系，王国维先生认为，“汉、魏石经，皆取立于学官者刊之”[5]486，“汉博士所授者皆今文，故刊今文经。魏学官所立《尚书》为马、郑、王三家，故但刊三家所注之三十四篇。……其刊此三经者，以汉世所未刊”[5]489。由此可见，东汉熹平石经与曹魏正始石经有一定互补关系。

四、《典论》石经

在正始石经之前，早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明帝即诏令将魏文帝曹丕的《典论》刻石。曹丕高度重视文学的价值，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样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曹丕《典论》是中国较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曹丕本人对《典论》之作非常得意，曾“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0]89。曹丕《典论》刻石，既与曹丕及后继之君的重视有关，也与熹平石经遭破坏后造成的文化断层有关。

1.《典论》石经之性质。在熹平石经遭到破坏后，正始石经开刻之前，《典论》石刻起到石经之作用。《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上引史料涉及魏明帝太和四年的两份诏书。第一份诏书认为，经过汉末混乱及三国纷争，“经学废绝”，士人入仕不由经学，造成浮华相尚等诸多问题，因此魏明帝诏令天下郎吏，如果精通经学，又有才干，考试合格者可以迅速授予官职，而对于那些浮华者则清理出官僚队伍。由此可见魏明帝振兴经学之措施，在选举上突出经学考试之内容。第二份诏书是魏明帝颁给太傅三公的，诏令将魏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从时间上看，两份诏书均颁布于太和四年二月，由“壬午”至“戊子”，二者相差7天，我们推测两份诏书应有一定的关联。从内容上看，两份诏书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正因为“经学废绝”，造成后人入仕“不由典谟”，所以才需要弘扬经学；正因为汉末儒学衰微，经学人才匮乏，才更需要《典论》刻石。可以说，在汉末熹平石经遭到破坏后，正始石经开凿之前，曹丕《典论》成为当时比较完整的石刻，供士人学习。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即位，诏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

所引“石经”应为东汉熹平石经，因曹魏正始石经尚未开刻。魏明帝诏书明确《典论》之价值，与熹平石经并立于太学，传之后世，永垂不朽。

魏文帝《典论》刻石并立于太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传承意义。众所周知，所谓经学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被官方钦定认可的儒学，一旦成为经学，儒家经典便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不能随意更改，后世只能对其进行注释。曹丕《典论》产生于曹魏，主要论述文章之意义，不能称之为儒学，也不像先秦诸子如《老子》那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典论》刻石之前，所刻石经均为儒家经籍。魏明帝将魏文帝《典论》刻石，与熹平石经并立于太学，供人观瞻和学习，则其地位同于《五经》。曹魏朝廷下诏《典论》刻石，使之披上神圣的光环，具有现实的权威性，将《典论》(个人作品)提升成与《五经》具有同等地位的石刻文献，供天下儒生一并学习。

曹魏朝廷下诏将《典论》石刻立于太学，其就成为汉魏石经的一部分，或曰汉魏石经之一种。实际上，《典论》为汉魏石经之一种，在北朝隋唐时期已成共识。《魏书》卷六十七《崔光传》载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崔光上表曰：

寻石经之作，起自炎刘，继以曹氏《典论》，初乃三百余载，计末向二十纪矣。

在谈及石经源流时，崔光认为石经之作始于东汉熹平石经，曹丕《典论》继其后，这些石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崔光将曹丕《典论》刻石视为石经发展的重要阶段和形式，其向朝廷请求校勘修补石经中，应包括《典论》刻石。《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有“《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之载，也将《典论》刻石视为石经之一种。此外，我们还可从唐人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得到启发：“(天宝)十年，有司上言经典不正，取舍无准，诏儒官校定经本，送尚书省并国子司业张参共相验考。参遂撰定《五经字样》，书于太学讲堂之壁，学者咸就取正焉。”[16]何谓石经？立于太学、国子学等学堂，作为官方钦定的教材，以供学生参考查验，若能起到这个功能，即便书写于墙壁上，非刻于石头上，也可称之石经。曹丕《典论》刻石立于太学，起到东汉熹平石经之功能，当然可称之为石经。

2.《典论》石经之数量。魏明帝时《典论》刻石，但齐王曹芳时因西域献火浣布，《典论》为天下笑，于是“刊灭此论”[10]118。既云“刊灭”，则《典论》石经有可能被损毁。《典论》石经之数量，似乎是一个谜，直至北魏始有记载。《水经注》卷十六《谷水》云“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云“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存”。郦道元和杨衒之均谓《典论》六碑，但这并非原貌。清代学者杭世骏认为：“当时所谓刊灭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条，至于六碑则仍列于太学，故裴松之、杨衒之等并得见也。”[9]774据此可知，魏明帝时《典论》刻石六碑，齐王曹芳时芟去火浣布条，数量仍为六碑。

3.《典论》石经之存放位置。考察《典论》石经之存放位置，涉及《典论》刻石是一份还是两份的大问题。前引《三国志·明帝纪》谓立于“庙门之外”，即刻石一份；而《三少帝纪》谓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即刻石两份，分别存放于庙门之外和太学门前。另据《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裴注引用《搜神记》，裴松之自云：

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

刘宋裴松之曾亲至洛阳考察，目睹《典论》石刻尚在太学，但不见于庙门外。年长者多认为魏晋禅让，司马氏将《典论》石刻由太庙迁至太学，非两处均有石刻。对此，裴松之并不赞成。换言之，裴松之认为《典论》曾刻石两份，分别立于太庙门前和太学。笔者赞同裴松之之说，即魏文帝《典论》刻石两份，一份立于宗庙门外，另一份与东汉石经并存于太学。《典论》刻石六碑，数量较少，完全可以刻石两份，分别存放。宗庙为天子祭祖之地，魏明帝将其父《典论》石经置于宗庙门外，具有重要的家族政治宣传和文化象征意义。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汉魏石经之说源于北魏郑道昭，其后被广泛接受。有关汉魏石经之种类，学界一般认为包括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但笔者通过考察认为，曹丕《典论》石刻也可视为汉魏石经之一种。汉魏石经包括东汉熹平石经、《典论》石经和正始石经，三者均开刻于京城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作为最早由朝廷下诏刊刻之石经，汉魏石经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从东汉末年到清朝初年千余年间，由政府正式在太学里颁定，并且有实物可考的，除了汉、魏石经外，还有唐“开成石经”、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御书石经”和清“乾隆石经”。参见李思敬《五经四书说略》(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作为朝廷钦定的统一的标准教材，汉魏石经立于太学，供天下儒生观瞻临摹，有利于经学统一和文教发展。汉魏石经无声地传达着朝廷的声音，从中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之关系。在纸质书写材料尚未普及的汉晋时期，汉魏石经起到统一经学、保存文化、宣扬教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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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唐]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18.

[13]刘安国.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J].人文杂志,1957(3)：67-68，95,96.

[14]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J].古文字研究：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278-279.

[16]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2.

Miscellaneous Research on Han and Wei Stone Classics

WANG Dong-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China)

Han and Wei Stone Classics with Xiping Stone classics,DianlunStone classics and Zhengshi Stone classics were carved in Luoyang Cit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royal order, Han and Wei Stone Classics were inscribed and erected in the Imperial College for the confucian scholars to learn and copy. In view of the underpopularization of paper writing material, Han and Wei Stone Classics played the role of unifying confucian classics, preserving culture and preaching and teaching.

Han and Wei Dynasties; Xiping Stone Classics；Zhengshi Stone Classics;DianlunStone Classics

10.15926/j.cnki.hkdsk.2017.01.003

2016-06-28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课题(2015-ZD-102)

王东洋(1977— )，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K234

A

1672-3910(2017)01-0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