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驾斋养新录》石经校勘例证*
2011-11-07唐田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8期
唐 田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5)
《十驾斋养新录》石经校勘例证*
唐 田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5)
钱大昕认为“经史当得善本”,故十分重视校勘。在其读书札记《十驾斋养新录》中,他以石经与传世文献互证。其中校勘例证有三十一例,包括以石经为准的二十三例,对石经记载怀疑并加以论证的八例,充分体现了他对“二重证据法”的灵活运用,也展示了钱氏严谨的治学态度。
石经;校勘例证;治学态度
一
钱大昕于《十驾斋养新录》卷第四有言:“经史当得善本。”然因传抄覆刻,古籍多有舛误,故他十分重视校勘。尤其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他充分借助石经校勘传世文献,并指出“文沿伪数百年,赖有石经正之,此石经可贵也。”(《十驾斋养新录》卷第二)
钱大昕是我国校勘学史上的大家,其校勘法前贤已多有研究。汪受宽曾总结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的考据方法便有“专题资料梳理排列法”、“事实反证法”、“历日推算法”、“引文辑植溯源法”、“据籍里、履历、行踪考订法”、“据用语、称呼考订法”、“‘歧说’择优法”、“方位确定法”、“据音韵考证名称之实”、“多重证据法”、“常识判断法”、“考而不断法”等。[1]魏鸿亦指出《二十二史考异》的历史考证方法有“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和“归纳法”。“比较法”通过校勘发现问题,再由“‘歧说’择优”的原则判断正误;“求源法”从探求“史源”入手,一方面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一方面借“史源”以推断现有史料的可信程度; “钩稽法”讲求由此及彼地追踪史料资讯,辩证疑误;“归纳法”则用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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