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学术自信需要勇气。关起门来，喊师傅喊爹，喊恩师喊爷，这种勇气，我知道您有；当着五百大众，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阁下敢这么亮几嗓子？

钱穆之学术自信靠勇气？勇气这词，在此处或不精准，钱穆之学术自信，可能更来自元气吧——自然而然，出自衷心，未打算盘。

钱穆以中学教师爷，登北大象牙塔，胡适先生出了大力。从乡中学调到镇中学，都屈膝三六九次，调县城中学更是要拜干爹了。一举首登编制册，到大地方做学术，还不无限感戴？钱穆对胡适，感戴或有，但事业编与事业，是分开的。

胡适把他拉到北大“朋友圈”，他却常在这群里顶撞胡适。当年胡适到苏州，孙悟空有七十二变，胡博士有三十六顶博士帽，那还有什么问题不晓得的？嘻嘻，钱穆举《先秦诸子系年》来提问胡适，问难了，胡适答不上来——钱穆检讨自己，“事近刁难”，与恩师叫板，还是有点难为情嘛。

有回胡博士生病住院，同事们都去“野人献芹”，独有钱穆不去，有人问：“适之先生生病，访者盈户，你能不去看望？”钱穆答曰：“这件事与学术上的事显然不是一回事，你合起来这样说，叫我今后如何做人？”

“叫我如何做人”，这话别有怀抱，此处不说；要说的是前一句，“这件事与学术上的事，显然不是一回事。”偏偏很多人把这件事与学术上的事，当一回事了，入了某人门下，便终身做某人门下走狗，学术道路亦步亦趋，别人对其师稍持异议，他便“放狗”来咬，显然是把事业编与学术事业，当一回事了。

钱穆撇开“事业编”之恩遇，走自己的学术事业路，也不完全是“割席断袍”之勇气，而是他身上，真有一股不世故的元气。举个例吧，商务印书馆曾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学教材，胡适首先想到的钱穆，钱穆教过中学嘛。胡适兴冲冲，甚或还带有“情恩恩”（瞧得起他，施恩于他）来找钱穆，却是吃了五味羹：我跟您学术道路不同，如何合编？还是你编你的，我编我的，让读者去评判谁是“胡编”，谁是“钱造”。胡适没说话，跳脚便走了。

不给胡适留点脸面？钱穆做人太过了是不？钱穆还真没从“做人”上去想事，他只是自信其学术。另举个例子更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想唤醒国人家国意识与情怀，起意做一本中国通史，任务分到北大来。上下五千年，内容太多啊，北大研究来研究去，打算汇聚学术界15位精英。钱穆则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历史如何贯通？想想也是。有人便说：那您和陈寅恪来吧。做人要谦虚，做人要低调，钱穆偏偏不：还是我一个人来吧。中国通史果然被他一人弄出来了。

学术自信，需要勇气，这勇气或是拗脾气；学术自信更需要元气，那是学术之真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