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天一

“这个故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也不可能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 拍了《一九四二》和《私人订制》之后，你除了主演了《老炮儿》，并没有导演作品问世，据说你这两年花了很长的时间闭关思考究竟要拍什么样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中，什么打动了你，并且让你觉得能够继续打动观众？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角李雪莲是一个受了委屈的人。但大部分人都受过委屈，一个作家也委屈，一个小姐也委屈，一个观众也委屈，但是我们这些有委屈的人大部分采取的方式都是忍。我就知道我有时候很委屈，但是又不得不忍。那么老刘（刘震云）写的这个李雪莲她恰恰是一个有委屈又不忍的人。那么平常这芸芸众生受了委屈必须要忍的人，他们可是非常喜欢去看一个受了委屈不忍的人，我认为这个是这部电影能够吸引观众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 你曾经在微博上描述自己对幽默的理解：“咱们这儿不兴叫黑色幽默，于是有了更温和的表述，‘冷幽默。一个人在前面撒芝麻，后面跟着一千个人在捡。所有人都很认真，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事情却朝着越来越可笑的地步发展。”这句话是你给整部电影的氛围所定下的基调？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喜剧观念？

冯小刚：我想表达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就是从中国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比如刘震云在《1942》里面写的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说“早死早托生”。“早死早托生”是一句特别有幽默感的话，完全是一种逃避，在苦难里，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用这个来安慰自己，而不是说“我要跟你拼了”。这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独特的幽默感，这样的幽默不仅仅是幽默能够概括的，《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一直以来，你都是一个非常关注中国社会进程的变化、并且喜欢在作品中记录这种变化的导演。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你关注的社会变化“点”是什么？

冯小刚： 《我不是潘金莲》是非常中国的一个故事，在西方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也不可能发生，就是在中国。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人情社会，然后现在呢，要建设“法治社会”，而人情社会的道理与法治社会的道理，有时是互相有冲突的，在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的时候，这个阶段，这个过渡期，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非常拧巴的事儿，或者说有某种认识上的混乱。

比如李雪莲，她一直受到的教育，她一直以来认定的价值观，就是“你不能骗我”，“你骗我是错的。”“咱俩商量好假离婚，最终变成真离婚了。你骗了我，所以咱俩之中谁是坏人，你就是坏人。”但法院一判，你俩这就是真离婚，李雪莲的丈夫秦玉和胜了，李雪莲输了。但从李雪莲的角度来看，她觉得法律保护了骗子，她就想不通了，但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看，你俩已经领了离婚证，就是真离婚了，而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最初的想法是什么。

过去中国，叫“父母官”，有事不找法院，有事找县太爷，您给我断断案，找找理，过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但现在说，您有事，找法院，由法律来断这个事儿。但是李雪莲长期受到的教育，就是“有事找官儿”，官儿越大越管用，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法治社会”，但很多官员还是习惯于说，“哎呀，父母官”这个称呼，和法治社会就是拧巴的。

“大家都这么想，就是没人说，我替他们说出来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创作者，你面对观众的态度与视角是什么？平视、俯视，还是仰视？

冯小刚：不是俯视、仰视，我是完完全全的平视，我是作为这里面的一分子，倒不是站在另外一个高度来看，其实我拍的东西，一点都没有高出观众或者大部分人对于这件事的认识。其实大家都这么想的，就是没人说，我只不过是替他们说出来了而已。

比如大家都在用手机，但却没有导演想起来拍一部《手机》，这是人人眼中有的，但人人笔下无，恰恰我们能找到一些“人人眼中有，但人人笔下无”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刚刚你提到《手机》，很多年前我们看它，可能还觉得有点荒谬和夸张，但现在看来，现实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想象。

冯小刚： 对，《手机》到现在十几年了，其实现在看那个时候，你还能放下手机，但现在呢？手机没有长在我们的手上，分量也不重，你把它从楼上扔下去，每个人都能做到，但它就像粘在你手上一样，谁敢扔了试试？

不管是《手机》《大腕》还是别的片子，都是时代走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都要面临的问题。

最早我们拍《不见不散》《甲方乙方》，改革开放，大家开始有“梦想”，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梦想，而且有可能实现，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走到了那个阶段与步骤。然后拍《大腕》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觉得我们的生活被广告所包围裹挟了，这个广告商是无孔不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讽刺一下，一个大明星的葬礼你要不要广告，要不要买断各种植入的权利，就很有意思，而事实上，现实确实远比电影更荒谬，更夸张，《大腕》里面最后李成儒在精神病院里说的那些疯话，我觉得后来社会上有几位企业家朋友，都真正“践行”了我们电影里的那些话，怎么上市，怎么融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疯话，但现在来看，现实其实比那疯狂得多。

而《天下无贼》，那个时代走到了一个“诚信危机”“信任危机”的时刻，就出现了《天下无贼》这样的戏；而《手机》我们就发现，我们拿到了一个便捷的通信工具，但慢慢发现，这个工具开始变得危险，开始逐渐可以掌控我们的生活，从“手机”变成了一“手雷”了。

所以我觉得，我拍的这些作品，一路以来，我是跟着中国社会在变化，在成长，社会进行到某个阶段，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的电影就直面这个问题。而一旦你的电影，与观众、与当下的社会，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个电影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话题性，也会吸引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去看。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现在有很多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作品，实际上所反映的“现实”却特别落伍，好像还停留在过去很多年的历史中。

冯小刚：对，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有时候有人说，这回拍一个什么？当下题材的现代片，但虽然拍的是当代题材，是一个现代的故事，但实质上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用了点时髦的话，用了点时髦的东西，每个人手里捧一电脑，开点好车，不过如此。拍点什么现代一点的环境，穿得时髦点，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反映了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如何做到这么多年来始终保持与现实社会的敏锐互动的？

冯小刚：敏锐不敢说，但我觉得无非是四个字，世道人心。

关于电影，我还是愿意看到说“人”的事儿，说“人”的话，说“人心”的事儿，这是我的偏好。其余类型的电影，可能也有很多观众爱看，喜欢那个，比如视觉的刺激，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其实现在经常有一些人来找我，拍一些什么3D的奇幻的大片儿，可以拍吗？也可以拍，照葫芦画瓢拍呗，但是我不喜欢，我没感觉，对那玩意儿就是没感觉。我从来不会买张电影票去看什么科幻电影，因为我觉得那题材和我没关系，和我的生活没联系，比如《星球大战》，我根本分不清里面谁和谁是一拨儿的。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喜欢《阿凡达》，也许是因为里面的想象力。我不太爱看电影里面，一个人从楼上能飞下来，飞来飞去的，我不相信，包括《速度与激情7》，一开始，我坐那还觉得挺好看的，但坐了半小时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知道，不管怎么开，那个车都翻不了，那就可以任意来，可以飞到天上去，任意找地方着陆，就算迎面撞上去，我也知道，肯定没事儿。我就失去了兴趣。

鬼片、僵尸片我也不爱看，一堆僵尸跟那怎么打都打不死，抓着谁就咬谁一口，（笑）那有什么意思啊？你看十部，十部都长一个样儿。

中国新闻周刊： 很多人觉得冯小刚的电影特别“接地气”，其实除了与社会现实始终保持的互动，你也是一个很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营养的创作者，比如你喜欢相声和京剧？

冯小刚：对，这些都是耳濡目染的。

其实有时候我也看上海的滑稽戏或者广东香港那一代的栋笃笑之类，但会觉得它们并不是符合中国民族这个气质的东西，而是一种舶来品，和我们的民族性有点 “打岔儿”。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所产生的幽默和喜剧，我觉得郭德纲的相声就抓得准，在郭德纲之前我最喜欢马三立。他们都是从相声园子里出来的，你说我们看电视里的，你说得多差观众都得忍，但花了钱到相声园子里听，说得不逗那就是欺骗，观众就得骂你，他们都是从生活里挣扎、锤炼出来的。郭德纲他们也没吃过一天官饭，也没有国家给发工资，所以他们必须得有这样的本事。

而且说到京剧，其实你琢磨，包括选演员，你按照京戏的行当去选，都会没错儿，哪些演员是大青衣，哪些是花旦，哪些是刀马旦。比如说，在我看来，章子怡就是刀马旦，不是青衣，徐帆就是青衣，白百合就有点彩旦的意思，宋丹丹是“彩婆子”，葛优呢，就是老生再带着点文丑的结合，姜文就是文武老生。还有一些，比如岳云鹏，小岳岳就是小花脸，濮存昕年轻时候是典型的小生，上了年纪现在就是老生。

你这一个剧本拿来，一个好的剧本京剧的这些行当人物一定都会在里边，找演员你必须得找准了，如果找不对了，本来一个老生的戏，结果找一个花脸来演，那使多大劲这戏也不对了。这些都是中国戏剧这么多年来总结出的规律，我们要借鉴学习。

“导演特像厨子，有的给人做饭，有的给猪做饭”

中国新闻周刊：你拍过悲剧也拍过喜剧，你觉得让观众哭更容易还是笑更容易？

冯小刚：其实都不容易。

笑必须要发自内心的，哭也一样。

我很少让演员“假如哭不出来，那你点点眼药水吧”。哭不出来就别哭。特别怕你在这哭，观众却一头雾水，这就挺麻烦的。像徐帆在《唐山大地震》中，那段三十二年后再次见到女儿的戏，当年母亲的一个决定，差点就让孩子死了，那种母亲的心情，她往那一跪，用唐山话说，你咋才回来，我还以为你和你爸在一块儿呢。观众自己就会被击中了，因为事儿到了这个地步。

笑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摄影师给我拍照，他们经常会说，导演你怎么总不笑啊，能不能笑一下。但我特别怕我不觉得想笑的时候，为了配合工作露出一种假笑来，假笑最恐怖、最难看的东西。比如我工作中遇到过一些香港明星，我就不点名了哈，永远脸上堆着一种假笑，你都知道这种笑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他（她）“卡”就放下来了。这种笑最让人难受。不管电影还是生活，不想笑就不笑，别勉强。

真正的笑应该是发自内心，是快乐的，真诚的，从心底里自然而然流出来的，这才是最最动人的笑。皮笑肉不笑不行，你让观众假笑，观众凭什么配合你，就像电视台录节目，经常说，“待会儿啊，到了某个地方大家都使劲鼓掌！”这种掌声多廉价，多不值钱啊！真正的掌声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却“哎呦！真高兴！”鼓了掌，这种掌声才最金贵。

中国新闻周刊：很长时间以来，你的喜剧总是有着最广泛的受众群体，但有时候，可能你耗费了很多心力拍的另外一种题材的作品，却仿佛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评价，这是因为有时候你并不愿意去“伺候”观众了吗？

冯小刚：不能说是伺候观众，我也不是不爱伺候观众。过去拍的包括那些贺岁喜剧，都是我真正想拍的。那些电影不仅伺候了我，也伺候了观众。我觉得年龄增长了，经历增长了，然后成长之后，人的心情是分阶段的，比如这个阶段，我捏着鼻子再写那些也能写出来，但已经没那个欲望了。过去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我有点悲观了。

其实我觉得电影导演吧，有时候特像做厨子，有的给人做饭，有的给猪做饭，当然这两种厨子我都干过。（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