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奥尼尔

高盛（Goldman Sachs）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

最近英国公投脱欧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已经严重冲击了全球市场，而且一直牢牢占据着报纸的头条。但当我们准备迎接新的政治考验时，绝不能忽视已经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与经济效益和政治稳定不相称的细菌耐药性上升（AMR）所带来的全球健康挑战。

现在的情况是，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截至2050年，该数据可能上升到每年1000万，累计给世界GDP造成的损失高达100万亿美元。

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后果，今年5月，我所领导的《细菌耐药性上升评论》公布了应对上述感染的策略，就确保必要的新抗生素开发和将现有抗生素更有效地用于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提出了建议性方案。在我们所建议的10大干预措施中有4项尤为重要，其中包括，发起一场针对不同地区特点的全球运动，以提高对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的公众认识;通过为新药研发企业提供一次性市场准入奖励，解决目前新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市场失灵现象，同时确保全球都能公平地享受到研发成果;推进创新并改善诊断技术应用，以支持抗生素的高效应用;各国落实旨在减少农业及人类医疗领域抗生素不必要应用的目标。

随着最终报告的完成，评论将继续直接敦促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比如，作为评论的主席，我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与纽约和华盛顿的联合国及美国决策者讨论了我们的建议。

在上述讨论中，引人瞩目的是决策者对细菌耐药性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短短两年前，耐药菌感染的话题往往会遭遇像“财政部长为什么要负责一场医疗危机”这样的提问。很少有人理解这一挑战的规模和多面性，以及全面采取措施的必要性。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最初邀请我领导《细菌耐药性上升评论》时，我也曾经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

自那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形形色色经济和政治体制国家的决策者正在参与解决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其中某些国家已经在采取了针对性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人们带来了希望，2016年可能会启动真正的变革。

但希望是一回事，而行动则完全不同。虽然高层就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举行的会议和讲话传达了正确的精神，但如果从今年9月召开的20国及联合国峰会开始，我们不能成功地将现有势头转化为具体行动，那么会议和讲话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G20峰会上，必要的协议应着眼于制定一套全球机制，为经济实惠、使用方便高效的全球新抗生素市场重新注入活力。而联合国的目标应当是真正落实“使用方便而非过剩”的口号，签署一份减少农业不必要使用抗生素的协议，并发起一场全球宣传运动。同样重要的是，要为新抗生素及诊断方法的研发投入更多资金，以应对细菌耐药性上升。

各国应自主制定目标，以适应自身独特的需求和环境，但必须加入某些条款，以确保各方尽到自己的努力。首先，应当把解决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包括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此外，应定期衡量目标的进展状况，这不仅是要让决策者、企业和医疗系统各负其责，也是要让他们的成功可以被其他国家所仿效。要想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或许需要计算细菌耐药性上升影响的全新指标。虽然这听上去技术性很强，但现实情况是，最著名的细菌耐药性问题专家认为，确定共同指标可以改变各国制定其自身目标的方法，并使我们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更好地衡量所取得的进步。

最后，为了防止政治目标和相关人事的变化，我们需要在抗击细菌耐药性上升过程中设置不变的倡导者。比如，可以指定一名联合国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特使，负责持续宣传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监督各国完成自己的目标。

没有这样对解决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的一以贯之的提醒，世界各国就有可能受到其他问题干扰，从而错失这次推进必要的改革、阻止耐药菌感染上升的转瞬即逝的机遇。

过去几年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在应对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做出真正艰难的决策。要想避免细菌耐药性上升这场人类的“慢性自杀”，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