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瓦妮莎·瓦尼耶（Vanessa Warnier）　格扎维埃·勒科克（Xavier Lecocq）　伯努瓦·德米耶（Benoît Demil） 著　宗　臻 译

双语经典

管理学中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工具①

［法］瓦妮莎·瓦尼耶（Vanessa Warnier）格扎维埃·勒科克（Xavier Lecocq）伯努瓦·德米耶（Benoît Demil） 著宗臻 译

管理学领域的教师和学者们不断创造和传播着关于组织管理的知识。这些知识本身来源于各种不同的事物，又同时被装载在各种载体上。在众多的承载知识的载体中包括了“概念”，“理论”，“工具”，“分析框架”，“方法”，“先进的方式”又或者是“实证研究”等等。几种不同的载体也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中，这样的文章或著作本身也是知识汇集的产物。

本文旨在针对三种特殊的知识“产物”进行研究。本文以“理论/分析框架/工具”的三部曲作为研究问题，替代了管理学上经典的理论与工具的“对立关系”。下文将首先对于这三种“产物”分别给出定义，然后着重对于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探讨。在各类文献中，“理论”和“工具”毋庸置疑是经常被探讨和争论的对象。（Suddaby et al.，2011；Chiapello & Gilbert，2013）“分析框架”是管理学的特色之一，也对于实践者和学者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用于比较理论和比较工具），但是却相对很少被文献所提到。

理论或限定化管理

关于如何判定一个“理论”的好坏，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标准。一些人认为可以根据理论中的因果关系的可推敲性来判断，另一种说法则是根据该理论是否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为标准。

但是，关于“理论”的定义，学术界是有着基本的共识的。“理论”是指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集合，并且能够用来解释某一结果。（Whetten，1989）理论的存在也就是假设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存在的。如Hedström和Swedberg（1989）所说，单单是变量的辨识是不够的，作为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对于观察到的社会机制提出解释。

一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可以涵盖从变量之间的总体关系到某一特定现象的解释等不同的内容。（Abend，2008）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个“真实”的理论是应该能够在它适用的领域涵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当然，理论的应用领域可以比较窄，如Weick（1989）所言，一个理论可以既广泛又具体。理论在广度提高的同时就相反的在解释力度上会降低。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所谓的“真实”的理论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理论。例如，Daft和Lewin（1990）指出，理论论述与固有想法截然相反，因此造成的“惊喜”才是一个好的理论应当具备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过于追求“惊喜”，一些学者难免会试图制造“虚假”的理论，也就是与现实不符的理论。除了理论的真假，在管理学上更多见的情况是一些人试图用来建立理论的论证其实是无法验证的，或甚至其中的变量或机制是不可识别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证是不能被认定成理论的，而只是学者制造的“不假”的说法。比如Hedström和Swedberg（1998；voir Depeyre & Dumez，2007）曾指出理论时常被描述或者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简单的堆砌所替换。

理论的建立虽然极有可能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受瞩目的科研成就，但是新理论的产生在管理学上终归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一现象究其原因有多种。首先，学者们往往很难建立、测试并最终认定一个理论的有效性。这一系列的过程要求学者具备多种能力。因此，人们当然更容易去寻找前文提到的“不假”的论证。其次，一些学者常常把精力放在了研究概念、方法论方面的辩论，或者是实证等等，反而对于理论建设本身失去了兴趣。最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或许是理论本身在管理学上的意义就不是特别重要。其实，管理学科研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与经验相关联，建立一个抽象的泛泛的实用性不强的理论也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意义。（Suddaby et al.，2011）

如此的假设理论是无用的可能看似非常不谨慎。但是，在管理学领域，理论本身的很大的问题恰恰来源于所谓的“因果关联性”。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辨认出因果关系、规律性，或是Deleuze和Guattari（1994/1991）所说的混乱中的功能，那么理论将组织和个体在某种具体情况下进行了完全的限定。“选择”（Child，1972）或者“代理”等在管理学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理论是可以解释主体的行为和变量之间关系的体系（Coleman，1986），但是理论框架中主体的行为确实是被限定了的。

尽管如此，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个体或组织在理论所限定的关系中是保有一定的活动余地的。第一个原因是基于“理论”本身。行为主体不会被简单地困在所谓“因果关系”中，甚至理论本身可能就是错的。如果理论本身是错的，那么它也无非是一个说法，行为主体自然不会受其限制。第二个原因是与行为主体相关。个体或组织是具备一定的创造性，并有能力不断地在理论范围之外找到行动的自由。因此，关于已知变量关系的决定论是不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行为主体可能为了寻求得到解放而有意识地揭示所谓的“决定论”。当行为主体对于因果关系完全了解的时候，它们可以对这些因果关系提出质疑，并创造其他的新的变量关系。

诚然，我们也可以遵循Popper（1963）的说法：科学本身的目的并非创造确定性，而是提出可被推翻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个管理者的在某一特定理论中规定的因果关系之外的行为只是对该特定理论的一种质疑，而并非对于“理论”这一概念本身形成质疑。那么这一特定理论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有可能被推翻，也因此给其他竞争理论或者适用性更广泛的理论留下了空间。如果一个理论在某一领域某一背景下是真实的，那么它依然能够决定着在这一情境下组织或个体之间的关系。

“理论”可以用于或多或少的接近完美的方式描述世界，但是却很难改变世界。①尽管有时描述本身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成为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Demil & Lecocq，2015）。然而，人们可以质疑说一些理论的陈述本身就是表述行为性质的，所以理论也创造了现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论的确可以描述世界也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如果一个理论真的是表述行为性质的，它的陈述和传播可以改变现实，那么这同时就说明了这一理论在起初是“假的”，或者说起码在其应用的领域不是“真的”。

总而言之，理论经常被批判为对于实践来说是无用的，也正因如此众多文献呼吁科研应当更加注重实用性，应当更能为组织的利益而服务。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科研的真正有用之处应当是超出理论本身的创建的。

分析框架或构思性管理

相较“理论”来说，很少被提及的另外一种知识体系就是“分析框架”。“分析框架”与“概念框架”两个概念应该加以区分。“概念框架”是指学者运用于科研当中的，将各个概念之间的整体关系视觉化的一种行为。这一“概念框架”通常是在一项研究之初建立的。相反的，本文所讨论的“分析框架”则是一个“完成品”。

Teece 给“分析框架”如下定义：

一个分析框架，就像是一个模型，是现实的抽象化。它能够使得相关联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被分门别类。（Teece，2007，p. 1320）

那么所谓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得“分析框架”的定义就更接近“理论”的定义。但是其实“分析框架”也是具有其特殊性的：

一个框架不像模型那样严谨，因为在框架中对于理论关系的某些特殊形式是不可知的。（Teece，2007，p. 1320）

虽然分析框架不但不受重视，而且经常与“工具”的概念相混淆，但是它在管理学的实践者当中是被广泛认可的。Kaplan和Norton（1992）的平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card）体系，Kim和Mauborgne（2005）的蓝海模型，McKinsey（Peters & Waterman，1982）的7S模型或是Porter（1980）的五力模型都是比较少见的几个在实践中广为流传和使用的例子。这类框架和主要针对学术界而言的“理论”是截然不同的。

在一个分析框架里，使用者可以控制框架里的概念并根据实际情况而调整这些概念，从而得出结果。例如，建立一个绩效杠杆的图表，并且指出企业关键绩效指标（KPI），思考在企业在所处行业中的商业模型从而实现突破性创新、创建企业突出优势或分析企业竞争都是框架应用的例子。所以框架能给予一种由多个变量构成的分析的维度，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还是在于分析者本身。因为是分析者来汇集和整合所有的信息并将它们应用于相关的情况中去。在框架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主体的行为和其结果也因此并非是被初始条件所限定的。换言之，行为主体可以定义和具化变量之间的关系，甚至定义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如此一来，分析框架就更接近于一种管理理念上的方法，主要是为实践者服务，而并非学者。

Porter的五力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分析框架的范例。Spender（2010）在两篇文章中曾介绍了这一模型。为寻求介于纯理论方法和大量事件归纳法的两种方法的折中方法，Porter 带来了关于“分析框架”的想法。这一想法不仅能够避免微观经济学对于实践者缺乏实用性的缺陷，而且也可以避免过于陷入到实证主义中。那么对于Porter而言，微观经济学和其他过于“理论化”的方法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性：忽略一些对于所研究现象有重要影响的变量：

一个理论自认为可以解释一部分的现象，但是其实却排除了很多重要的因素，使得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个体企业。（Porter，1991，p. 97）

最后，如果我们承认追求实用性是管理学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那么分析框架就能够：

尝试更好的从问题的角度入手，分析和了解一个企业以及它的环境，从而不论企业所处的行业和起点，都能够帮助企业定义和选择合适的战略。（Porter，1991，p. 98）

工具或规范性管理

工具与分析框架因为都对于实践者有一定的实用性意义，因此常常被视为相似。比如管理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提出的管理工具概论（Rigby & Bilodeau，2013）中就收集了平衡记分卡模型作为一种工具，而上文却将这一模型归类为一种分析框架。然而，本文将开放式创新和战略联盟等视为工具。“工具”常常被管理学理论和文献泛泛而论，也因此被呼吁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定义。Chiapello和Gibert（2013）针对“工具”的众多特性之一，对其目的性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看法。他们认为工具的目的是或多或少的与组织绩效直接相关的，并且它可以使得组织的协调，控制，计划，组织和指挥（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大职能）行为常规化。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工具”具有“具体性”，也就是具备一种可辨识的形式，因此工具可以在管理中反复地被使用。

当我们把“工具”、“理论”和“分析框架”放在一起比较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三者加以区分。如果说“工具”与“框架”的相似性是可以接受的，本文认为“工具”更具有规范性。因为工具的使用不仅是可重复的和体系化的，而且工具可以针对某一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分析框架”并不具备这些特性。

在战略管理领域，如BCG矩阵，McKinsey矩阵等经典的业务分析矩阵都属于本文所指的“工具”。这些矩阵针对每一个格子（代表着一种具体情况）代表的战略定位，都提出一个或几个建议（关于市场细分、放弃或者投资等）。同样的，在项目管理中也会常常用到一些工具，如PERT或GANTT图表等，这些图表可以将任务完成的曲线进行确定，将任务进行组织排序等。换言之，这些工具都是针对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诚然，我们认为“工具”所提供的建议或者“工具”所引导的行为和决定并不能完全限定组织的行为主体。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在组织的控制中始终保有一定的解释余地和行动余地。（Reynaud，1989）然而，“问题的辨识”和“解决方案的提出”二者的关系在“工具”中是体系化的结合在一起的。

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之间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管理学中的三种不同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彼此有着区别；另一方面，它们对于企业的管理也是互补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发生交替和变更。

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的不同点

前文对于这三个概念分别给出了定义。表一对于三者在定义上的区别进行总结。

“工具”因为其注重行为的常规化并且具有很强的具体性所以有别于“分析框架”；而“分析框架”通常都是侧重于认知层面的活动。

“理论”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当然一些理论也具备建议性质（那么就是好的理论？）；“工具”根据每个具体因素分析建议出相应的行动。因此，工具和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它们两者也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涉及到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中关注的是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工具则关注“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相反的，“分析框架”中的关系既不是规范性的也不是限定性的。在一个框架中，各个因素只是被辨识出来，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系统性的。所以，分析框架可以留给行为主体一定的管理空间。也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点Spender认为在管理学的科学研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对于从事管理学的高校来说，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第一种是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那样寻求实证主义理论，也就是可以告诉企业在“最优化”的前提下会变成怎么样。这种研究要求我们成为比专业的学习经济学的人在微观经济学上还要更胜一筹。而且这种研究方向完全否认了所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和战略决策者的疏忽等情况的存在。那么在这种前提下研究“创业”、“创新”、“战略”和“领导学”就显得没有太大意义。第二种研究方向则是注重管理者的创造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方法论的应用则是十分重要的。（Spender，2010，pp. 22-23）

第一个研究方向则是以创建可以辨识不变因素的“理论”为目标，第二个研究方向则是试图提出可以对管理实践有所帮助的“分析框架”。

表一 管理学中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

工具，理论与框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除了前文分析的种种区别，工具，理论和框架之间也有着互补性的关系。

夸张一点来说，“理论”是用来建立“分析框架”和“工具”的。因此Norton和Kaplan的平衡记分卡模型是建立在Porter的战略观念的基础上；（Norreklit，2000）行业的竞争力量分析的理念也同样借鉴了产业经济学理论的知识。理想状态下，“分析框架”应当能够清楚的说明其理论来源。正是如此，本文作者提出的商业模式中的RCOV模型正是直接产生于Edith Penrose的企业理论（参见Demil & Lecocq，2012）基础上。其他的框架也可能又与商业模式图理论（Osterwalder & Pigneur，2010）有着细微的关联。同样的，“工具”中也常常包含一些理论性的要素，尽管这些理论来源与工具本身的关系可能已经很难辨认。

这一存在于“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三者之间的互补性也同样的存在于不同行业之间。理论主要是学者们创建的，并且针对和服务于学者的。因此，“理论”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学术界最受重视的一项成就。框架则主要是学者-顾问创建的，因此前文提到的关于分析框架的作者均是顾问或曾经是顾问。框架可以让管理咨询顾问把一个构思模式销售到多个组织。最后，“工具”则是经常由顾问和实践者所建立的。工具的建立要求建立者充分了解组织的特性。当然，实际情况中，行为主体的角色可以远远超出上面所提及的一般情况。实际中，一些学者也曾创建分析框架，比如Mintzberg的关于管理者角色的框架；实践者也可以对于他的经验进行总结而构成分析框架，比如Ishikawa的质量图表；咨询顾问也可以参与工具的建立或工具的理论化，如同Henderson的经验曲线理论。

从更加动态的角度来看，“理论”、“工具”和“框架”的定位也是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比如，一些理论可以转变成为分析框架。Spender（2010）认为很多关于企业的理论都可以比较容易的转换成分析框架的形式。因此，与其去辨识因果关系中的规律性，不如辨识出主要变量，并且将这些变量作为可以指导管理实践的因素去考虑。

然而，“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也可能是不自愿的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自然的，在它们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着变化。例如，分析框架就有两种典型的被转换的风险。一方面，当框架本身被实践者广泛传播时，它的使用可能会被标准化和常规化。比如SWOT模型的使用常常仅限于用行业内众所周知的情况填满模型中的格子，（Demil，Lecocq，Warnier，2013）而并不能够为战略的制定起到太大的作用。（Hill et Westbrooke，1997）这种情况下，“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了“工具”，它也已经不能够帮助构思管理系统和决策。分析框架中留给创造性的空间因此就变得十分有限，而SWOT模型的使用也就更像是工具，而不是分析框架了。

另一方面，跟前面的例子相反的，分析框架也可能被“偶像化”，而成为类似理论的产物。比如很多人指出平衡记分卡模型更像是一个理论模型，因为该模型的使用需要验证有效性。Norreklit（2000）也因此质疑说这个框架就像是一个理论：

值得一问的是这是否真的是一个有效的并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的模型呢？（p. 67）

一个模型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其衡量的领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的。（p. 68）

然而，除了在“实证论”的角度外，验证一个分析框架的有效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结论

本文旨在强调“分析框架”是科研的重要产物之一，希望从而引起管理学领域学者对其的重视。作为一种“混合性”的产物，“分析框架”介于“工具”和“理论”二者之间的，它可以作为促进学者和实践者沟通的一种途径，也可以帮助各种“理论”想法的传播。当然，分析框架要求我们去到实际情况中去验证，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辩论的层面上。另外，分析框架对于实践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分析框架给个体行为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这些运用框架的个体在具体情况中也将会面临一些伦理上的问题的挑战。（Spender，2010）当然，在理论的建立和工具的应用中也同样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伦理层面的问题。理论中可能存在着有争议的世界观；（Ghoshal，2005）关于工具如何应用也同样的有着可争议的理念。（Moisdon，1997）

然而，在理论和工具两者中，伦理层面的问题仅仅针对其创造者。这些理论或工具的创造者在创建过程中扪心自问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或他们的理论/工具的初始假设是什么，他们所创建的理论或工具在怎样的背景下适用等问题。但是，一旦理论或工具被使用者们所接受，它们的应用就几乎不会再产生伦理层面的问题了。相反的，分析框架来说，它的结果和它的使用本身并没有被限定。因此，分析框架给应用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的空间。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使得使用者始终面临着伦理性问题和管理责任感的巨大挑战。

格扎维埃·勒科克（Xavier Lecocq），法国里尔大学企业管理学院与Iéseg高等商学院，战略管理专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业模式，组织协作形式。建立了“商业模式群体”网络科研主题平台，汇集了全世界研究商业模式的三百余位学者。与本文第三作者共同著有论文《一个开放商业模式的起落》（Revue d’Economie Industrielle，二〇一四）；《商业模式：动态一致性的战略观》（Long Range Planning，二〇一〇）等。

伯努瓦·德米耶（Benoît Demil），法国里尔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战略管理专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业模式，制度主义，话语分析，竞争战略等，与本文第二作者是RCOV商业模式理论的创始人。德米耶教授著有很多商业模式方面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如《战略与商业模式》（培生出版社，二〇一三）；《战略创业领域的商业模式》（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二〇一五）。

【译者简介】宗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法国里尔大学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兴产业战略分析，话语分析等，著有博士论文《新兴经济产业的分类管理过程：以法国纳米技术产业为例》（法国里尔大学，二〇一三）；发表论文《从不确定到模糊：话语分析法在新兴领域的应用》（Management International，二〇一五）。

瓦妮莎·瓦尼耶（Vanessa Warnier），法国里尔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战略管理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能力本位理论和商业模式等。代表性著作有《建立战略性能力：高档花边行业的案例》（维贝尔出版社，二〇〇八）；合著《战略管理》（培生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等。

原文发表于：Le Libellio，Vol.11，n˚4，2015，pp.6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