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 闫丽俐

摘 要：诗歌不仅是我国历史文化的载体，对于翻译来说也有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歌翻译。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以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提出了“文化翻译观”“种子移植”诗歌翻译策略，提出翻译等值是在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因此，从文化的宏观角度探讨诗歌翻译恰恰切中正题。笔者将通过分析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五言绝句《冤情》两个译本来进行探讨。

关键词：苏珊·巴斯内特 文化翻译观 种子移植 诗歌翻译

一、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内特是国际知名翻译理论学者、比较文学家和诗人。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巴斯内特为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著作也发表在这个英国翻译研究中较有成果的时期。文化翻译意味着每种语言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因素，并且深深藏于文本文化中，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则需要考虑译本的文化背景来进行抉择。换而言之，文化翻译也就意味着不仅是言语转换，更是一种文化转换。最影响该学者翻译思想的为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在与之相关的文化社会背景来处理翻译文本。她提出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更重要的是文本背后隐藏的文化，因此，文本本身也就是一种文化。译者在处理文本时，需考虑所谓的“翻译功能等值”，换句话说是需要让译文文本所充当发挥的功能在译本文化中跟原文文化中两者相近、相等、相同。这句话含义就是译文读者和源文本的源文化功能并重考虑。但同时巴斯内特也指出语言翻译的不可译性，分别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在于语言结构的缺省，后者则在于语境特点。其中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尤为体现。下面笔者将从李白诗歌《怨情》为例来解读文化翻译观怎样体现到诗歌翻译。

二、诗歌翻译策略

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从翻译问题研究到翻译史研究，从文学翻译研究，再到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嬗变过程，其文学翻译是思想包含了文学翻译的诗歌研究和戏剧研究两个大的方面，并力图从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反映诗歌翻译与戏剧翻译的特点。围绕着两个方面，巴斯内特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翻译理论。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句话“诗者，翻译所失也”（Poetry is what gets los in translation），这句话充分表明译者对于诗歌某方面的不可译性的理解，所谓巴斯内特所说的“诗歌是不可言状之物”（Poetry is some intangible， ineffable thing， a presence？ a spirit？）（Bassnett， 2000）雪莱也曾把诗歌翻译比作种下种子，却不能开花。巴斯内特在其论文中提出将翻译类比为种子移植，种植者不仅要考虑种子本身也需要考虑移植的外界环境，换句话说就是译入语的文化。是否翻译成功，是否移植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译入语文化，也就是移植外界因素。

巴斯内特同时在著名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姆斯提出的诗歌翻译基础上提出了称之为“有机诗体”翻译法，其中詹姆斯·霍姆斯·霍姆斯提出的诗歌翻译策略：

第一，“模仿形式”翻译法：译者将原文的形式搬到目的语中。

第二，“类比形式”翻译法：翻译中的形式转换，在决定了原文诗歌形式的功能是什么后，译者在目的语中寻找一种对等。

第三，“内容为主”翻译法：译者以原文的语义材料为主，让文本塑造自身。

第四，“异域形式”翻译法：译者所翻译的原文形式在目的语中不存在，译者自行其是，采用一种新的翻译形式。

巴斯内特认为，可以将第三种和第四种形式的翻译法合并为一种，称为“有机诗体”翻译法。（Bassnet， S， 2000）巴斯内特所提倡的诗歌翻译方法应该是，和谐地，均衡地运用不同的方法，以取得整体效果。诗歌翻译是为了让死人复活，让原作生命延续。英时通常是押韵的，所以我们在翻译中国古文诗歌同样注意到这点。

三、李白诗歌《怨情》及其两种译本

前面已经说到诗歌文化的不可译性，在中国文化中有些特色成分很难完全移植，例如怡红院等的专名翻译、象征品行的植物等。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古诗中的柳，柳树在河边随风飘舞的姿态象征着古典美人纤纤细腰摇曳或挥舞舞袖的美丽舞女。这些有文化含义的象征性文化寓意很难完全传译过去。本文分析李白《怨情》来进一步说明：

怨情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便是，屋中等待的美人儿皱着眉头，脸庞挂着泪珠，却不清楚为谁而流，短短几句简易语言勾勒出凄凉缠绵的意境。在这诗结尾句中的恨一字，显得尤为耐人寻味，前面几句明明描写的是思念，却在结尾用恨来结尾。此处的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恨，反而是一种爱的表达，在诗的前三句中，纷纷采用动态表达法来渲染情景，例如“卷珠帘”“深坐”“蹙蛾眉”到最后的“泪痕湿”。众所周知，该诗为闺怨诗，但是纵观全诗，除了题目中含有“怨”的字眼，其他均无任何字提及“怨”，但是却给读者渲染了怨天弥漫，凄切悲怆的意境，字字句句间竟渗透着漫天愁思。怨由爱生，因怨泪流，因怨思念，因怨蹙眉，最终因怨生恨。这一系列反而更衬托了整首诗哀怨凄凉的基调。李白通过几点普通平凡的情景勾勒出耐人寻味简单的情景。即使是任意的一点，小细节的描写都可以点名主题和整个诗歌基调，可谓是功底深厚，洞察力惊人。下面我们看看英译版本。

翁显良译：

A Heart Bleeding

The blinds drawn up， she sinks back into her seat， her bros still knit. Tear stains tell of a heart blending for one heartless. But who？

如果将英文回译则是：“帘幕拉开，她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眉头紧锁，泪流满面。她的心在为负心郎滴血。但他是谁？”并且据我们所知，西方诗歌都是有韵律的，在这篇英译版本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韵律。西方读者督导上述英文译文后，仿佛是在读英国作家劳伦斯或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小说中描写的女主人、汉语诗歌的形式、内容和文化积淀根本没有传递出来。

巴斯内特基本赞成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的分类。但是她认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翻译亦是如此，不可译性的讨论和处理同样需要考虑语境和上下文两个因素在翻译中充当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个人独特体验不可译，两种语言的基本单位既不可译也不可比。但是交际在其不同的预警条件下是可以实现互译的。不同情形处理不同翻译问题，完全不可译情况是不可能的，因此译者可以采用选择、借用、仿造或其他适用的翻译方法。例如，本文中提及的《怨情》译文，如果是采用巴斯内特提到的翻译手段来处理，结果会不一样。

许渊冲译：

Waiting in Vain

A lady fair unrolls the screen，

With eyebrows knit she waits in vain.

Wet stains of tears can still be seen.

Who， heartless， has caused her the pain？

在许渊冲这个英译版本中，相当朗朗上口，结构完整整齐，每行诗四个音步，韵律格式abab。这样的格式与李白原诗在格式和韵律上都相似相仿，这正是巴斯内特所说的移植形式特点，同时也符合西方诗歌特点。据我们所知，语言与形式结构相对而言在诗歌翻译中较易再现，但难再现的是对原作意境的再现。对比两种译文，前者传递了语义信息，即一个中国古代深宫女子的幽怨，所不同的是，后一首译文却在节奏和音韵上尽力弥补不可译性，这侧面表明了诗歌翻译还是可以移植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支持许渊冲过于追求韵律对仗而失去了本身诗歌内在含义。

四、结语

总而言之，巴斯内特更着重于诗歌翻译的内涵，更看重译者的再造力，更加强调作者与译者的共生关系。一言以蔽之，“盖诗者，非翻译所失者；诗者，译之所得者也”。（Bassnett， Susan， 2000）总之，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诗歌是可译的诗歌，不同读者和文化做出不同翻译。诗歌翻译对英汉语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桥梁，两者结合能够进一步丰富语言表达文学，对于两者文化间也碰撞出精彩的不同的思想火花。总而言之，诗歌翻译，特别是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来研究，对于文学翻译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要注意的是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尚存在需要需要完善之处，例如并未详列举文化对等具体翻译技巧方法，这也正是未来诗歌翻译者所需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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