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琪

摘 要：从“英雄”语义出发，对中西方古典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英雄形象进行梳理，会发现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中西方作家在其各自不同的创作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与差异性。本文即通过对古典时期中西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进行分析归纳，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英雄人格与反抗对象的差异以及英雄与美女的关系三个角度来探讨中西方作家在英雄模式塑造上的不同。

关键词：英雄模式 道德政治 美学

“英雄”的语义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从中国角度来看，汉语中“英雄”一词的语义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相关，三国时期的刘邵在其《人物志》中将“英雄”界定为“草之精秀者为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的本义是动物或植物的精华。从西方角度看来，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将“英雄”的身份神圣化，认为诗人、教士、先知和帝王等这些高人一等的人都称其为英雄；米哈伊洛夫斯基将英雄中性化，认为凡是能成为榜样，并引导民众从善或行恶的人都称为英雄。综观中西方的对于“英雄”语义的考查，笔者把本文中所要探讨的“英雄”形象定义为胆力过人，具备一定的自然属性，凭一己之力能对抗敌人并能引领众人从困境中突围出来的人物。

一、道德与政治的抉择

中西方古典文学中的“英雄”都有着危难时期拯救民众、敢于牺牲自我的共同品质。比如中国古代神话的 “大禹治水”中的大禹、“后羿射日”中的后羿等英雄；西方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克里特神话中杀死米诺陶诺斯解救了希腊的少年英雄忒修斯等。他们悲壮的献身精神和伟大的抗争品格都显示了激动人心的崇高。

但从道德上考量，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通过弑父推翻了提坦神族的统治，虽然赢得了统治地位和个人荣誉，但弑父的行为从伦理学上说是不道德的；希腊悲剧英雄俄狄浦斯即便受命运驱使杀父娶母，此举在当时历史中也是不道德的。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并不存在艰难的道德选择，中国正统英雄形象已是被作者修饰过的道德上的完美化身，比如《战国策》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荆轲，尽显英雄坚定无畏的义举气势；《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人，小说处处对他们的道德进行礼赞，关羽被曹操俘，曹操将先前被俘的刘备的甘、糜两位夫人安排与其共处一室来乱其君臣之礼，然关羽秉烛立于门外自夜达旦；赵子龙救子一幕后刘备摔儿子以示兄弟之情重于父子之情，作者的创作目的是为了突显刘备的“义”。《水浒传》中的宋江和刘备一样，也是军事和政治的现实代表，依据高尚完美的道德来赢得民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英雄的命运与统治者德行密切相关，如中国古典文学《说岳全传》中岳飞一家都是抗金民族英雄，但因统治者昏聩无能导致英雄被害，中国英雄多少与政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微妙关系。这在西方英雄身上体现得就不明显，《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联军统帅阿伽门农需要阿喀琉斯，但阿喀琉斯并不需要领导者。

二、英雄人格与反抗对象的差异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行事风格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模式大都展现了集体主义精神，宋江杀自己的外室阎婆惜的原因并非她与张文远勾搭成奸，而是阎婆惜得到了宋江的招文袋想以此要挟他。宋江没有为了自己个人颜面而痛下杀手，促使他动手的直接原因是梁山兄弟们的安危。岳飞的精忠报国更是一个家族的报国史，为了抗击外族入侵，牺牲一家往往在中国古典英雄那里是不足挂齿的。

西方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们与中国英雄不一样，他们首先看重的是“人本位”思想。《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只为自己的荣誉而战，并不把整个希腊联军的胜败放在心上，英雄行事只以自己的尺度为唯一判断标准；奥德修斯回家后的屠城，将城邦中所有背叛过自己的臣民赶尽杀绝。即便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所提倡的骑士精神中包含着涉及一定集体主义的观念，但总的来说，每个骑士行为的动机只来自于自己的建功立业和升官封爵的信念，或者对某个贵妇人的爱情，依旧带有个人很强的功利性。堂吉诃德式的专横莽撞，凡事只与自己的善恶判断为准，即便眼前的一切敌对势力均是虚幻，抗争也在所不惜。拜伦式英雄的傲慢、忧郁、孤独、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均是由于自身所追求的崇尚的个人自由不可得。

（二）反抗社会人生的不平与反抗命运、反抗恶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大多被塑造成反抗社会人生不平的人物形象，中国英雄的焦虑是对现存的政治权力等级不满的焦虑以及对社会贫富不均的强烈愤懑。因此，中国古典英雄们往往直接反抗的是当局的统治者，在行动上表现为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等。《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共同怀着最高理想——产出不平、均贫富聚到一起共谋事业。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们共同反抗的对象暗含着的是对一个平等世俗政权的渴求心理。

西方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们的反抗对象要复杂一些。俄狄浦斯反抗的是神秘邪恶的命运。哈姆莱特的悲剧来自于他思想的复杂导致的行动上的延宕——“理智使我们变成了懦夫” ①66，他反抗的是人心中的恶，人世间的一切“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①48，但用自己沾满邪恶鲜血的双手来复仇本身改变不了恶的性质。浮士德反抗的是人生的滞怠以及生命状态的静止——“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有两者的权利” ②。

之所以造成了中西方英雄反抗对象的不同，与两种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不同有关。中国哲学本质上来说是伦理学，讲求的是人伦关系，中国文化在审美上排斥冲突而祈求和谐，往往是单纯的善恶两种道德力量之间的冲突，压迫者和剥削阶级是恶的一方，民众和被剥削阶级是善的一方，英雄只要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选择就可以。而西方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哲学，所探讨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道德之间如何为取舍的问题，在英雄价值里存在“二元对立”的终极真理的艰难抉择。英雄反抗的不仅是世俗权力，更多的是善与善之间的取舍，个人命运与道德困惑的终极困境等问题。

三、英雄与美女的关系

《史记》中项羽四面楚歌，虞姬与之诀别的场景一直是作家们钟爱的题材，众人认为项羽与虞姬之间的爱情可歌可泣，但排除预设的感情关系细读之下不难发现，项羽与虞姬的关系其实只是项羽与乌骓马的关系，所强调的只是在“忠”与“不忠”之间的抉择，甚少有爱情。中国古典文学中提到英雄美女情节的，都多少带上了政治色彩，比如周瑜和小乔、吕布与貂蝉、范蠡与西施无不涉及政治。中国古典作家总是避免所要讴歌的英雄形象与美女有感情上的瓜葛，甚至将美女作为试金石来考量英雄的道德和“忠义”品格。《三国演义》中曹操借美女来考量关羽，《水浒传》中以美女来试探英雄品格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如武松不受嫂嫂潘金莲的诱惑，石秀不受义兄杨雄之妻潘巧云引诱，凡是遇到稍微好色的英雄，作者也总是极尽揶揄。中国古典作家都是将“忠义”和“情欲”放在对立面来考查英雄人格的，铮铮英雄都是排斥“情欲”的忠义之士，不舍“情欲”的英雄要么是作家嘲弄的对象，要么都没有好结局，其在人格上就已打了折扣。

西方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与美女之间关系的描写往往已成为一种固定模式。西方作家是把“情欲”当成“人性”的一部分，西方英雄不像中国英雄一样具有懂得控制能量的能耐，并将多余的能量排解在权术中，西方古典英雄是典型的只具备能量的人物，他们不擅伪装和逃跑，单纯凭借身体力量行动与抗争，自然“欲望”不用通过其他方式排解，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贪吃酗酒、不受约束、纵欲狂欢，即便由美女引发的战争亦不做道德评价，如特洛伊之战，读者不会因为阿喀琉斯的女俘被抢罢战导致战争败退而减损对他英雄魅力的赞赏。在西方，“情欲”与道德无直接关系。因此，读者会觉得西方古典英雄的人格似乎与群众、与集体的利益是存在着基本矛盾的：英雄我行我素，他否定财产积蓄和世俗权力的集中，也否定将两性关系作为生产形式的婚姻，这与我国古典英雄人物总是顾全大局、顾忌国家与集体利益是很不一样的。

四、中西方古典文学中英雄模式差异的审美成因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仁礼”、“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决定了中国古典英雄首先要完成自己品德修养的塑造才能接近最高人生目标即治国之道，这导致了中国作家对英雄形象的设定首先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中认为，由于中国哲学所探讨的内圣外王之道，它本身就难以脱离政治，“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它的政治理想” ③，因此中国英雄总是与政治牵涉在一起，理想的统治者即是完美道德的化身。此外。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观和道家强调的“和谐”使得中国古典英雄形象的塑造不会面临激烈的人生困境冲突，行事顾全大局。佛教禅宗的“灭情、远色”的教理导致了中国古典英雄排斥“情欲”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化强调“人本位”思想。个人荣誉观在西方古典英雄身上是行事最高标准，古希腊土壤贫瘠，人们主要靠海外征战、抢夺财富来维持生存和地位。在西方人观念里，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英雄必须与自然作斗争来获得财富，西方文明的建立很多时候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来发展的。财物和女人都属于战利品，是体现英雄荣誉的标志，英雄与美女的关系是西方古典文学较固定的模式，其中不含道德评判。西方英雄靠自身的能量来获得名誉，与统治者关系并不密切，个人主体性较强，由于考虑得多的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他们的哲学是典型的世界观哲学，英雄们反抗和探索的往往是人生终极真理，造成了他们极端的行事风格和剧烈冲突的英雄人格。

参考文献

[1] 罗贯中.三国演义[M].岳麓书社，1986.

[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6.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5] （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 （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M].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7] （德）歌德.浮士德[M].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