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

摘 要：阎连科的小说《日光流年》中，喉堵症作为一个重要意象具有多重隐喻意义，蕴含着作者对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分析喉堵症的隐喻意义对理解作品深层内涵有着重要意义。疾病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体验，与人的身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疾病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联想到生与死的问题。另外，人的身体常常被类比为社会机体，身体符号也就成了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出现在三姓村人身体上的喉堵症隐喻了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以三姓村为代表的乡土世界的“病”。

关键词：喉堵症 疾病隐喻 生存状态 失衡

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再现的同时往往蕴含着作者对社会文化的深层思考，并通过隐喻的方式呈现在作品意象中。而疾病作为人类的基本生存经验，与社会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常常成为文学作品中具有隐喻意义的意象。就如谭光辉所言，疾病一旦与文学挂钩，它便不再是疾病本身，隐喻的思维方式赋予了它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1]从疾病隐喻的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疾病意象，对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解读作品有着重要意义。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将喉堵症作为重要意象，围绕它讲述了耙耧山脉深处的三姓村人为活过四十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作者通过喉堵症建构起一种书写方式，疾病本身的意义是表层的，作者以他者的立场对疾病进行阐述以达到隐喻社会和文化的目的是深层的。本文将喉堵症作为分析对象，从作为一种生存的极端状态和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衡两个层面展开讨论，试图更为深刻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关于喉堵症

对于三姓村人而言，喉堵症是突然降临的，对死亡的恐惧一下子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自此三姓村人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围绕打破四十岁寿限而进行的。但是，从文中看三姓村的死亡阴影不是一下子就到了喉堵症这个不治之症的阶段的，它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只是寿限的不断缩短和不致命疾病的频发都没能引起村民的重视，直到喉堵症让村民寿限缩短到四十才引起村民的恐慌。在生存的强烈欲望的支配下，三姓村人原本有序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乡村伦理观念和人情人性都被置于生存之下，开始了在慌乱和疯狂中进行无望的自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喉堵病调查后摇头而去的反应，让喉堵症失去了科学认识可能的同时也间接否认了喉堵症能被现代科学手段治愈的可能。另外，喉堵症从发病到死亡周期很短，虽然不传染但是集体发病，三姓村的人无人能够幸免，即便是搬离村子也不能逃脱。这就使得喉堵症沾上了宿命的色彩，甚至成为三姓村人的一种耻辱性的标志，让三姓村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喉堵症将三姓村人带入到了时刻面临死亡威胁而又孤立无援的生存绝境。

事实上，喉堵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作者在虚构这一疾病时刻意将疾病成因神秘化并模糊了对疾病具体症状的描写，这显然不是为了描述疾病本身。而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而这种高度抽象化的呈现方式又为喉堵症能够具备多重隐喻功能创造了条件。

二、在生存的极端状态中演绎生命寓言

在正常情况下，死亡对于人们而言是恐怖而遥远的，人们把死亡当成一种禁忌不去轻易触碰，久而久之难免会淡忘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而疾病带给人的身体上痛楚却会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死亡的临近。对于三姓村村民而言，喉堵症让他们时刻受到死亡的威胁，甚至从一出生就进入到生命的倒计时状态，死亡成了他们回避不了的事情。喉堵症集体发病的特点，让每个三姓村人在目睹别人死亡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不断加深着死亡带给他们的恐惧，也让他们意识到死亡是每个人都将要经历的过程。死亡终点的确定，让三姓村人更加意识到活着的价值，从而激发了他们更为强烈更为原始的生存欲望。

三姓村人为打破四十岁的寿限，先后在四代村长的带领下展开与喉堵症的抗争。在抗争中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韧性：种油菜和深翻土地的方案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接连宣告无效，村民们仍然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重整旗鼓，积极投入到需要付出更沉重代价的建渠引水方案。他们在绝望中仍不放弃对生的希望，愿意为活着放弃一切，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坚韧和顽强。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过：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时，才能是真正的悲剧：悲剧在于对命运的反抗。在这里，喉堵症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而是三姓村人无法改变的命运，三姓村人在挑战不可战胜的命运的绝望轮回中展现出一种超越死亡的精神，“最接近人存在本质的就是毁灭，只有毁灭中最不可战胜的，才是人类最为本质的”[3]。

在三姓村，与喉堵症抗争活过四十岁已然成了村民们的生活动力和重心。三姓村人一代一代传承的“一定要治好喉堵症活过四十”的理想已经逐渐脱离了超越死亡的对活着的理解层面，而是演变成一种执念，抗争的目的成了为活着而活着，甚至陷入了一种生存的无意识。为了活过四十，他们抛弃了信奉多年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们去九都出卖肉体，男人们去教火院卖皮，人的身体沦为一种生存的工具。个人也在集体存亡中消失了：在饥荒年间让父母抛弃自己不健全的孩子；深翻土地时村民累死无数，开渠时又炸死病死众多；为集体筹钱男人们频频去教火院卖皮，致使多人死于术后感染。人生命的意义应该在于“发挥和表现自身的自足感自由感，是生命向死亡痛苦、向一切摧残伤害自己的力量抗争的不屈感悲壮感，总之，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创造属人世界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4]。而多年的抗争和惨痛的代价让三姓村人习惯了死亡的同时，也扭曲了他们对生存的理解。他们为活过四十所进行的抗争演变成了对一种集体信仰的无意识追随，消解了个人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阎连科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曾提到：“作家应该借助必需的、最为起码的想象，来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而不是把可能变为可能，存在变为存在。”在《日光流年》中作者就借助喉堵症创造出一个宿命一样的绝境，想象人在死亡面前对生死的理解和选择，展现给我们的是作者关于生命的寓言。在这则寓言中，死亡的提前降临缩短了人们了解死亡的时间，人们不得不正视死亡、了解死亡，在死亡中意识到活的纯粹并激发起生的欲望和斗志。但同时对死的麻木和对生的贪恋往往会让人们进入为生而生的误区，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动，从而丧失了作为生命的自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衡

《日光流年》所设定的背景相对《受活》而言是抽象的，并没有与中国的某段历史相对应（将大炼钢铁安排在了旱灾和蝗灾之后），文中所要表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也不是来自政治层面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外部现代文明对乡土世界的影响的想象和担忧。

喉堵症出现发展的近百余年与中国展开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暗示喉堵症的病因跟现代化进程是有关联的。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喉堵症病因的调查也提到三姓村的环境对疾病的影响，而这种环境所象征的正是传统的乡土世界。三姓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村落，喉堵症的诅咒切断了外部世界与三姓村的主动联系，三姓村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只能是走出去。而由于喉堵症的存在三姓村人又不可能真正融入外部世界，他们最终还要回到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来。去而复返的三姓村人显然已经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影响，带上了外部世界的影子，乡村原有的由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形成的秩序势必会因此受到冲击。而受外部世界影响而来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并不能完全适应乡土环境形成一个新的秩序，这样一来，乡土世界就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的状态就滋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伦理道德标准的扭曲。三姓村人认为敢于卖皮的人是英雄，为了集体的存活让妇女去卖淫。其次是家族观念淡化后权力意识的凸显。三姓村在集体对抗喉堵症的运动中村长占据核心位置，有着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权力的诱惑让司马蓝背弃了相恋多年的蓝四十选择与杜竹翠结婚，并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去教火院卖皮来收买人心。第三，个人意识的丧失和身体的工具化。当战胜喉堵症上升为一种集体意志后，三姓村人跟集体意识有悖的行为也都被认为是可耻的。杜岩用自己一辈子的积蓄买的棺材为了修渠被强制抬走卖掉，三姓村的寡妇为了筹钱集体去九都卖淫，司马蓝的弟弟为修渠把腿上的皮都卖光了。

阎连科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及自己对乡土世界变化的认识，“乡村的人不是情感发生了变化，确实是人的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地说，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旧有的传统价值标准已经失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极其混乱的时期”[5]。这与他在《日光流年》中对现代化进程与乡土世界关系的思考是一致的。乡土世界遭遇现代化进程的入侵，原有的社会伦理秩序被打破，而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标准与较为封闭的乡土世界并不匹配，无法形成一种新的秩序维持乡土世界的平衡，从而使得乡土世界陷入一种失衡状态，而喉堵症正是这一状态的隐喻形式。就像张曙光所言：当文学作品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语境而处于其中的时候，肉体就会在社会文化的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身体符号则往往成为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当社会文化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问题就会投射到身体上，其表现就是肉体的病态 [1]。

四、结语

对于《日光流年》这部作品而言，阎连科创作时正经历着疾病的折磨，他自己也坦言作品中有他关于人生原初意义和生与死的问题的思考。因而从喉堵症所营造的极端生存环境入手，通过分析三姓村人在死亡面前的行为，能够发现作者所要寻求的人生原初意义就是生存的意义：死亡是每个生命最终的归宿，我们可以恐惧死亡但必须正视死亡、接受死亡，抗争的意义不是为了不死，而是在与死亡勇敢抗争的过程中展现生命的韧性和不屈。另外，人的身体常常被类比为社会的机体，身体符号也就成了映射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在《日光流年》中，喉堵症不仅仅是三姓村人身体的一种疾病，而且是三姓村所代表的乡土世界存在的一种“病”。

参考文献

[1] 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阎连科.日光流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3] 阎连科.阎连科文论·《日光流年》再版序[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4] 张曙光.生存哲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5] 阎连科.今日乡村无任何道德标准非常混乱[EB/OL].http：//www.zgxcfx.com/Article/42647.html.

[6] 苏珊·桑塔格.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 贝克尔.反抗死亡[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