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小琼

摘 要：在当下这样一个江湖远去、侠客遁迹的时代，作家野夫在他的散文集《身边的江湖》中却描写了一些蛰伏在体制之外，混迹于草根的奇人异士，他们多才多艺、个性奇崛，追求自由、心怀正义，在这些人的身上可以看出来自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淳朴与血性，他们所表现出的豪侠仗义是传统侠义精神在当代的遗存。

关键词：野夫 《身边的江湖》 侠义精神

作家野夫本名郑世平，自称“土家野夫”，1962年生于湖北恩施。与他亦师亦友的易中天先生曾以“巴山楚地多蛮野，恨海情天出丈夫”这样的嵌字联相赠，朋友眼中的野夫是“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 [1]野夫身上有一种介乎古代侠客和现代颓废派之间的特质，他善于观察描写那些远离体制与庙堂，被成功学鄙弃，但坚持自我、多才多艺、崇尚自由与正义的奇人、异人、散人、高人。

金庸先生曾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侠义精神的概念出自《史记》，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和刺客们身上体现的说话算数、助人为乐、舍生忘死的精神就是侠义精神。很多人认为侠义是一个只存在于历史与小说中的词语，只是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的江湖儿女的专利，事实上侠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从未消失过，那一个个生动传奇的侠义故事在今天仍被寻常巷陌的人们演绎着。野夫的散文集《身边的江湖》一书中，即讲述了几个现实中的颇有江湖义气的性情中人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这些人物无一不是身处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但这些人的身上又无一不透出一种具有当代特色的侠义精神。

一、以散文写侠者义事

文学史上，江湖侠客多出现在武侠小说中，如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当代武侠小说大家，他们以虚构故事的形式在各自的作品中展现自己所理解的江湖侠义、英雄儿女。野夫则以写人记事散文见长，散文中又多写当代的奇人异士，读来如小说一般精彩绝伦，让人拍案叫绝，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大隐于市却又活灵活现的江湖。

野夫的散文抛弃五四以来的美文写法，直承秦汉传统，沿着先秦屈子和墨子们的言路和思路，书写那些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横渗纵透的都是放浪不羁的江湖气。他的散文语言简练精准，善用白描。如在《掌瓢黎爷》中，他对黎爷的外貌这样描述：“他额短而腮宽，典型的‘由字面庞。双眉天生倒八，一旦皱眉，几乎像竖插着的两把短刃。眼睛小而圆，看上去就剩瞳孔在转动。一旦看见他的眼白，那一定是他在盛怒了。但是，这样的时候很少，他多数表情是——面无表情。似乎无忧无喜，宠辱不惊，不像一般犯人那样，动不动唉声叹气，抑或喜怒无常。”[2]简短的一句话兼具外貌和性格的描写，特别是将黎爷的眉毛比喻成短刃，粗犷而凶煞，给人不可侵犯的威仪，十分精准地将黎爷那种老江湖的沉稳厚重、不怒而威的气场表现出来。野夫的散文传统文学底蕴深厚，言语间古意盎然，带有文言的优美。如“我立马转身钻进后厨，但见一片兵刀狼烟之中，魁然立着一胖师傅，左手颠簸着炒勺，右手挥舞着锅铲。”[2]“就这样，黎爷跟黎太招呼了一声别等我，提刀转身，大踏步走进了他宿命中的长夜。”[2]诸如此类的语言，读来如有刀光剑影掠过，掷地有声、大气磅礴，让人感觉到一种江湖才有的铿锵气象。这样的语言不但文采斐然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侠义精神的感染力，更能引起读者快意恩仇的共鸣。

结构上，野夫散文以叙事为主，兼具抒情、议论，几乎每一篇都用了倒叙手法。如《掌瓢黎爷》、《移民老谭》、《酷客李斯》，无一不是先故人相逢后追忆往事的套路。个别篇目是穿插倒叙的形式，代表是《散才毛喻原》。从全书来看，表面上每篇文章都有独立的故事互不相干，但又有着内在的共性。黎爷，看不惯当官的人颐指气使，伤人入狱；老谭“眼空无物，且不与人群”，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地坚守着道义底线；聪明绝顶的表哥，在动荡的年代，捐躯赴国难；以及混迹江湖、率性潇洒的李斯……这些人无一不透出一种侠与义的气质，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属于当代的江湖。

表达上，野夫的散文大多以第一人称叙述。“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3]这种“自我”使得郑世平的散文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抒情性，散文中更多的不是宣扬大义，而是真切的、自我的表述。这也使得野夫对于当代的侠义有着自我的解读——江湖没有消失，侠义也仍然存在，当代的侠义不再属于武功盖世的英雄或是天之骄子，而是属于每一个普通却不甘平凡的人。

二、为平民立传

野夫的散文雅俗高低合流，他由于自身奇特的身世与经历，对生活中被常人熟视无睹的边缘人、局外人、畸零人，能与之仗义相交、推心置腹，用文字记录他们的传奇。《身边的江湖》即是为失落的记忆雕几尊塑像，令逐渐消隐的面目，呈现出江湖的轮廓。在这些散文中，野夫记述了他前半生所遇到的奇人异人，这些人大多身世坎坷、个性十足、侠气凛然。有的如苏家桥、李斯之辈是文化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有的如黎爷、表哥之类是混迹江湖、默默无闻的平民。

全书最动人的篇什是《掌瓢黎爷》，豪侠与深情都在一个常人未知的世界里延宕开来。言语不多，心志如铁，外表的金刚怒目与内心的菩萨低眉，写的是黎爷，却道尽江湖儿女的本色。号子里的遭际，释放后的流徙，彼此引为至交，却相忘于江湖，偶然的邂逅，仍旧是“天地有情尽白发，人间无意了沧桑”的格局。

从写法上和主题上看，野夫的人物传记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几乎如出一辙，都是记叙侠客义士的生平，通过外貌、语言、神态等描写，来展现侠义精神。“司马迁游侠观念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表面看来，是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实则是其入世心理在强烈冲击下的现世宣泄。”[4]同样，野夫的创作也带有很强的抒情色彩。我们从他描写的黎爷金刚怒目的形象、老谭削瘦却倔强的背影和表哥凝望被自己人残杀的战友遗骸时的绝望眼神中，都能感受到，这不仅是文中人物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还有作者自己看到了命运和社会的不公后，在笔端倾注的愤慨。他将这些人一切与现实的反抗描写得格外纯粹而决绝，渴望用那个时代仅存的侠义来拯救现实。书中自序说“我的写作的本质上正是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2]

司马迁的侠义是真正去惩奸除恶的“大义”，这些侠客“名扬天下，知者无不称贤”，而野夫的侠义没有从“大义”出发而是转投“小义”，所写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平民阶层：黎爷是厨师，李斯是个体户，黄珂是布衣官员，没有那种夸张地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的能力，也不能将恶人除之而后快，然而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人构成了当代民间的江湖。

以《颓世华筵忆黄门》中的黄珂为例，“他这样的布衣员外，竟然也张罗着食客三千的流水席，确确乎算是一道京都颓世中的奇异风景。”[2]黄珂主要的事迹是办了“黄门宴”——门庭大开，广纳天下之士。来到黄门的人，无论身份地位都可以进去饮上一杯，交个朋友。不论来者日日光顾还是将黄珂的家糟蹋得不像样，黄珂皆奉为上宾，分文不取。而且黄珂的一生始终将这种侠义之举经营下去，“一个人办一顿好饭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办好饭，尽飨天下宾客。”从黄珂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侠义精神的平民化。

黄珂的出身并不是豪门，想要支撑这样一个义举，“平民之家，每年炉灶上要烧掉几十万”，但是他仍坚持办下去，并乐在其中。这份信念是来自于他内心的侠义精神。他信奉来的都是客，无论上三品下九流，入座三杯皆饮者，出门一拱即友人。餐桌有时加到五米长，座次却并无主次尊卑。英雄不问出处，侠义精神同样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种侠义精神，不问身份地位，不求付出回报，由一个平民就能做到。如今社会趋于法制化，可供侠客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但侠义精神并没有消失，依旧成为民间江湖的精神支柱。可以看出野夫笔下的侠义完全不同于金庸一类的武侠小说，不再强调实施侠义的主体是武林高手或是在江湖有一定威望的人，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倾馕相助，也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惊世的侠义之举。

传统文学中塑造的侠客往往是独来独往，侠义体现在一个“助”字和一个“诺”字上，而且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侠客被幻想成为弱势群体的精神寄托，他们往往具有超人的武功，人物多被神化，这种超凡性将侠义精神与现实脱离。野夫笔下的侠义是属于平民的侠义，这种来自底层的侠义精神维持着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和关怀，以独特的感召力塑造了一个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江湖。野夫将看似难以企及的侠义精神平民化，实际上在传达一个概念：侠义由超凡走向平凡。看看野夫散文中的人物：黄珂没有万贯家财，却可以不求回报地宴请天下宾客；黎爷并非位高权重，但可以不畏强权，提刀赴义；刘镇西穷困潦倒，又何妨为好友千里送尸骨。侠义在当代不再是武侠小说中超凡人物的责任，也不再是英雄与强者的专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践行的高尚情操。因而只要人们心无惧怕，敢于直面社会不公，敢于行侠仗义，就是当代的侠客。这种平凡人身上的侠义精神，在作者看来是古风遗存，更是社会的希望。

三、侠隐于市

行走江湖、起身抗暴者谓之侠，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者谓之隐。野夫笔下的平民英雄兼有这两种特质。他们既没有遁迹深山老林，也不与廊庙为伍，就生活在寻常市井巷陌中，不显山不露水，坚持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以一己之力挽救这颓败的人世和族性。

野夫散文中的侠义之士都具有鲜明的反抗性——黎爷反抗的是强权、老谭反对的是文化的专制、黄珂反抗的是功利。无论是什么时期，社会秩序的不公，国家的腐败，强权的存在，都会促使一些有反抗意识的人走向“侠”的道路。

黎爷师承名厨，开了个饭馆做生意。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小饭店要应付黑道的搅局，还要摆平白道的刁难，处境可想一般。特别是一干税务所的人，终日打白条，还轻薄女店员。终有一日，在一个白吃白喝的官员又一次欺侮女店员时，黎爷不再隐忍，挥刀砍断指着自己鼻尖的手，然后坦然投案。黎爷并不是一个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的侠客，而是一个平民百姓。只有当社会的乱像逼迫他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爆发出了惩恶扬善的血性。

黎爷的反抗，换来的是牢狱之灾。但身陷囹圄的黎爷并没有因此而萎靡不振，依旧能表现出侠士的反抗精神。他冒着关禁闭的危险为狱友捎回剩饭剩菜，对狱警的威胁不屑一顾，从不巴结“可能很快会出狱”的高官，对为自己喊冤的入狱贪官横刀冷嘲，对体弱而不能干重活的作者更是照顾有加，多年以后在一小饭馆和作者重逢并不相认而是默默叫把账记他身上……种种事迹表明，无论黎爷的际遇如何，侠义精神在他的身上始终存在，所谓“江湖儿女江湖见”，各自珍重，路见不平该出手时还会出手。

今天蛰伏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呢？作者思考：“如我辈中人，倘若投放到古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际遇？肯定也读书，却难以进仕，也没胆量造反——那我们还剩下一些什么活法呢？”[5]许多有如苏家桥一般，不能称得上是个侠客但有侠客气质的文人选择了“隐”。

《幽人苏家桥》中的苏家桥是一个有侠义精神的人。他与作者路遇穷途末路的乞丐，三人因身世同样颠沛流离，便当街抱头痛哭，然后又倾囊相授。他怕作者孤乘无趣，不远万里从湖北一直送到海口，次日又独自返回。为人仗义、满腹才华的他唯独不愿出仕，一人独来独往，不曲意逢迎，也不飞黄腾达。在侠和隐之间，他选择了隐。

如苏家桥这样20世纪80年代崇尚侠义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有随身佩刀的习惯。他们的童年活在文革的阴影下，见识过政治对人性无情的碾压，感受过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的渺小。因而在中国80年代百废待兴之时，这些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的对政府仍持观望态度，有的则是见多了官场的腐败、对政治失望而不屑为官，也有人淡泊名利投身文学。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侠义也渐渐收敛锋芒。当代侠义精神的隐士化，有个人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历史条件下侠义精神的衰退。这种“隐”的常态一直延续至今仍是如此，由于生活在相对安宁的时代里，侠义不再为人们津津乐道，也许只有在特定的时机才能从某些人的内心中爆发出来。

“千古文人侠客梦，以笔为刀剑，以纸为江湖，它其实已成为文人的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活方式。”[6]野夫散文中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有贩夫走卒，有文人雅士。但唯一使他们与众不同并受人敬仰的是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侠义精神的光彩，这种光彩照亮了许多人的内心，鼓舞了那些退缩在“明哲保身”保护圈内的人们重拾信念，重拾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存一息的的古风与道义。

参考文献

[1] 余世存.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shicun.html

[2] 野夫.身边的江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3] 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J].美文月刊，2013：24.

[4] 刘飞滨.论司马迁的游侠观[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04.

[5] 野夫.乡关何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 爱斐儿.侠义精神与人文情怀——关于周庆荣的散文诗印象随笔[J].文艺争鸣，2015（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