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丹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明清新城王氏家族盛衰探析

张金丹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曲阜273165)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元末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为煊赫明清两朝的世家大族，然而却又在300余年后呈现衰败之势走向衰落，这其中包含诸多因素。通过从政治、经济、婚姻、教育四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其家族兴盛之因，继而又从内外部环境方面探微其衰落源流，进而为后世家族发展提供借鉴。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盛衰；借鉴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9.014

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王氏家族是明清之时盛极山东地区的名门望族，同时也是显赫的科宦之家以及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世家。据康熙版《新城王氏世谱序》记载：“(王贵)原籍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人，明初避白马军乱，移居新城县之曹村，居赵氏庑下，为人质朴无华，力本重农。”自始祖琅琊公王贵徙居新城以来，累世经营，重农尚学，成就斐然。三世颍川公王麟 “始肇文脉”，经四世忠勤公王重光，五世王之垣、王之猷等，到第六世时以王象乾为代表的众多王氏族人出仕公卿，奉于庙堂，出仕最多时竟占据半个朝堂因而号称“王半朝”，世人誉为“岱宗秀裔”、“江北青箱”，进而谱写了新城王氏之辉煌业绩。

一、新城王氏缘何崛起

(一)世家大族中的后起之秀

世家大族发展往往形成锁链带动式发展模式。一般来讲，家族中重要族人的影响力是可凭借之有利因素，在新城王氏家族中，居显宦高位者不在少数，他们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带来的较高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之辐射影响力亦不容小觑。其可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家族后辈的发展，从而提高家族整体的政治地位。新城王氏虽为世族大家中的后起之秀，却也成就斐然。自明嘉靖二十年(1541)至清道光十六年(1836)，不到300年的时间里，新城王氏共出进士30人，举人52人，贡生158人。而于此同时，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文人学士也在极力提高家族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明清之时新城王氏家族出现了此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族人，从而推动了家族的持续发展。其族人中现存有著述传世者便达40余人，其中明代18人，清代26人，被时人赞誉 “代有闻人”。

其中说到政治影响力，王氏家族中不得不提的当属四世王重光、五世王之垣以及六世王象乾。

王重光(1502—1558)，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贵州按察使、参议，殁于王事。赠太仆寺少卿，谕葬祭，称“忠勤公”。[1]230

王之垣(1527—1604)，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历官户部左侍郎，赠本部尚书。[1]230其疏乞归省的二十年间，课教诸孙，闭户著书，著作颇丰，生平行事详公所载《历仕录》，另有养生类专著《摄生编》、《炳烛编》问世。

王象乾(1546—1630)，隆庆四年亚元举人，连科进士。历官兵部尚书，曾五戍边疆，威震九边。万历年间晋升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特准其家乡修筑牌坊追赠三代，自此“中华第一砖坊”——“四世宫保”于新城树立。

新城王氏家族于始迁祖王贵佣作起家，至第六世于嘉靖年间达到家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之峰。作为明朝东林党领袖之一的钱谦益曾称赞“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2]315明代“四大家”之一的陈继儒称“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3]4明清两代，一个家族由务农而起，经悉心经营于数代之内成为海内望族、科宦世家而名宦接踵的名门望族者确洵不多见。王氏家族以占鳌首之势在科举道路上保持强盛势头，其子孙更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多次夺魁，承继家族之荣耀。

(二)富甲一方的地主之家

作为山东望族，除官宦满门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外，往往也是富极一方的大地主家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一定的经济地位。一般来讲，一个家族经济的发展兴盛会早于其家族政治势力的发展扩张。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时，世家望族在其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经济实力亦逐步坚实，以具备强大的政治势力。综合其家族发展整体分析，其主要经济来源如下：

1.官俸收入

官俸是各封建王朝按照品级高低分发给官员的报酬，整个王氏家族拥有相当数量的族人出仕为官，他们的俸禄是家族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明清两朝俸禄的数额大量减少，时人评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4]841，但这只是较之前朝代而言，因为在正规官俸外会有增赋、加派、耗羡、养廉银等其他收入。

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官员于官俸之外有大笔的隐形收入。清代文人笔记《消夏闲记摘抄》中记载“前明缙绅，虽素负清明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5]6作为官场中公开的秘密，地方望族利用其政治上的优渥性，通过其政治权利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从而保持家族发展持续上升而不坠的态势。

2.土地收入

在封建时代，土地经营收入被看做是最正统的经济收入来源。因而世家大族往往利用已有钱财来置办田地，经悉心经营以获得地租和田产，从而在满足自身家族需求的同时来加强经济影响力。民国《掖县志》中载：“仕官之家，罢官归里，亦多置田产以遗子孙。”[6]58

在获得田租收入的同时，世家大族还享受朝廷所给予的各种特权和优待条件，并被免除了一部分的田赋和徭役。至明中期，徭役日繁，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明政府制定了《优免则例》，其规定了对官宦的丁、粮的优免额度，从而保障了地方世家的利益。从优免额度来看，《优免则例》对王氏家族的发展大为有利，由于家族中出仕者甚众，因而优免的数额巨大，从而使得王氏家族获得了大量来自于田产的收入。

3.封赐资产

新城王氏的家院中有数座石碑，其中有一石碑为修葺祖宅时于地下挖掘而出，上刻有文字。历史上相传 “忠勤祠”有三座，但缺乏相关史料的佐证，而偶然得来的此块石碑则记录了“忠勤祠”之变迁，为上述传闻提供了史料。从碑文中的建制规模描述来看，现今修筑的“忠勤祠”仅为其中一部分。碑文所刻“计建忠勤报国石坊一座，諭祭碑一座，大门一座，二门一座，神道碑一座，草房九十间”这还仅仅是祠堂的一角。另外，新城牌坊最多的时候可达七十二座，可谓盛况空前。修筑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必定奏请圣上允准，而其准奏之时必伴有大量封赏以资助修建，这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之一。

(三)姻亲选择之官僚世家

新城王氏由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成缙绅满门的官僚世家，除了其家族自身的凝聚力外，婚姻选择也成为了其维护社会地位实现政治诉求保障家族不坠的一大策略。在阶级等级观念森严的门第社会中，婚姻体系的层次是衡量其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家族地位如有改变，那么婚姻选择就会随之改动。

新城王氏在历代姻亲选择方面做足了功课，子孙姻亲中多来自附近地区声名具备的名宦之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嫁入王氏的女子为德才兼备之人，进而直接影响到历代子孙的成长和家族的和谐发展。新城王氏与其联姻对象遵从门当户对的观念，因而两家族在名望、身份、社会地位上基本对等，这是王氏家族结亲的绝对准则。新城王氏以精耕农作起家，其经济状况可见一斑，那么当时的结亲对象自然也非富贵之家。例如始祖王贵娶妻初氏，其来历不明；三世祖王麟娶妻沈氏、岳氏、常氏和卢氏，其妻族情况具无史料记载。然而四世祖王重光则娶妻刘氏，其来自新城望族刘溥家族。而到了第五、第六世时其家族日益鼎盛，此时新城王氏的联姻对象基本上是与之门第相当的老牌世家或是科举新贵。他们几乎与附近所有的科举望族均有了姻亲关系，特别是与济南府的联姻更是频率极高，在何成的《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论述，他总结了新城王氏的184例婚姻个案，其中与济南府的联姻有145次之多。新城王氏构筑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姻亲体系，并进一步形成了一个涉及甚广、联通复杂、相互交织的通婚网络。此网络越织越牢，使得众多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的密切合作，促成各家族长足发展，并使得王氏家族在这个联通网络中越发重要。

渔洋先生仙逝后，其家族虽步入衰落之境,却仍能长久保持地方衿绅的地位,至清中期仍在政治仕途上起到相当作用,这与其此时的联姻对象居于显赫地位不无相关。其姻亲体系中这几个表现卓著的世家大族中精英人物的出色表现为整个联姻体系的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保障。

(四)名噪数代的文学世家

一般看来,古代的世家大族大多遵从的规律模式为:读书——中举——光耀门楣。王氏家族亦不例外，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其家族围绕着科举应试的原则教育子弟。

王家自第四世王重光科举起家之后,设立家塾教授子弟研读文章 ,还聘请了专门的文人担任先生。此外，与王家交往之士中不乏文人骚客，他们也会不时的给予王氏子弟以指导，从而拓展了家族后辈的视野。

家族子孙5至7岁时便开始启蒙教育，以家塾为研习受教之场所。王家五世祖王之垣时规定,王氏子弟读书要勤勉，内容要宽泛，作业要按时高质完成。《乡园忆旧录》中记载：“每夜五鼓即起，终年在书屋；惟元旦拜家祠，与尊长贺礼毕，既入墅肆业。虽至亲近族，罕得会面。一文不佳，责有定数。”[7]96这正是颜真卿名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所描述场景的真实写照。至六世祖王象晋时更甚,即便身为朝庭大员,却无论寒暑,依然独坐于桌案前,笔耕不辍，年老时则闭门谢客,亲自教育子孙读书。王象晋年至耄耋时,依旧会梦见功课未完,心中甚是惶恐受到责备的场景。书中记载：“时时梦课业未竟，中心惶惶，跪受扑责。”[8]245在此等严苛的家族教育方式的影响和家族浓郁学习环境的熏陶下,王家科第延绵,为官者甚众，其中有进士30人，中举者50余人次。

在枯燥的科举面前，王氏家族并没有禁锢住自身发展的脚步，在确保科考成绩的同时亦不忘培养后辈子孙的文学素养，使得后世子弟中不乏具有极高造诣且著作等身之人。

二、盛极而衰原因分析

(一)环境动荡

社会大环境对一个家族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处太平盛世，社会安定，朝廷重科举、兴文教，家族成员重农事与治学，其发展轨迹一般为稳步上升之势；相对应，乱世萧条，民不聊生，家族子弟疲于奔命，势必会使家族发展受创。

明清交替时期是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世家大族发展的分水岭，在此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有一部分的世家大族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更有一部分新兴的世家迅速求得发展并走向繁盛。

万历年间，王家出了一位威震九边的兵部尚书——王象乾，因戍边有功，被授予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殊荣，这令王家同朝为官的30多位后生引以为荣，为表彰其功绩，万历皇帝赐他为光禄寺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同时上溯其前三代，皇帝加封“四世宫保”的这一殊荣，令王家上下倍感皇恩浩荡，建此牌坊成为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当时王象乾，任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明末蒙古族及女真不断侵扰边境，王象乾对内治军严明对外或缴或俘，然而他的行动却阻碍了清王朝的崛起。崇祯三年，王象乾病逝，此时的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但即便是清军入关时王象乾驻守的防线依旧未被攻破。然而仅仅二十几年过后，王家的忠诚却换来了屠门的厄运，此即发生于崇祯年间的“壬午之难”。其族谱中载 “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自畿辅下山东，济南鲁王一派自杀，十二月初一日，新城陷，我家族有48人遇难。”据老一辈口口相传，当时的屠杀持续了一天之久，新城血流成河。

对于新城王氏而言，明清交替是一场噩梦，特别是对第七代族人来讲，在杀戮和战乱纷争中死伤无数，损失惨重。《静志居诗话》中记载：“新城王氏科第最盛，尽节死者亦最多。”[9]453王与允自经殉主，遗手书一则，末世危音悲戚不忍卒听，钱谦益赞之为“遗音孤苦，孤桐玉律，吟龙戛石，反猨噭月。浩歌悲啸，雷风交加。虫豸不蛰，象华其牙。”[10]198

(二)政治斗争

名门望族中身居高位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势必有之，但身居高位者易树大招风，往往又最接近政治漩涡，真正体味“高处不胜寒”之意。家族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在受到政治打压之后，其家族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族人以后的仕途也定不会一帆风顺，从而使得家族的衰落成为必然趋势。

新城王氏的第五世亦为主要奠基人的王之垣在湖广巡抚任上,迎合首辅张居正杖杀影响极大的泰州学派名士何心隐,在日后的倒张狂潮中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政治麻烦。但在此关键时刻，新城王氏利用其姻亲体系中的精英人物冯琦为其奔波，从而使得本家族摆脱了此次政治危机。

到第六世王象晋、王象春为官时，兄弟二人皆为东林党人，名宦门第，享有威望。当时魏忠贤阉党之祸炽盛，尽逐东林党人，生者除名，死者追夺，王象春被迫从南京考公郎中任上免官归乡。《重修新城县志》称其“性抗直，不随时俯仰，以忤铛削职，海内高之。”[11]151

王士祯于康熙年间成为“一代诗宗”其文学成就斐然，然就其政治成就而言，却无法做到与文学成就平齐。其官至刑部尚书，并被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教授太子研读汉学，正因如此，他与太子关系十分密切，在太子胤礽两度被废时受到牵连，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无奈罢官归乡。

在此之后的年月里王氏家族发展基本上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一代族人能带领其家族重新走上高位，站在政治权利的上层。

(三)后辈挥霍

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代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闻人。而科举入仕的人数和为官者品级高低，则成为了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标准。在整个王氏家族的初兴阶段，全体族人的奋进无疑是家族兴起的原动力，然而在家族稳定兴盛之后，家族中后辈的拼搏则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肩上担负着家族持续发展不断繁荣的重任。但事实往往是在家族繁荣稳定后，后辈子孙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将祖宗积累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影响力耗费殆尽。

王士祯去世仅二十多年，其后世子孙已经靠出售渔洋先生毕生所蓄的书画度日。清人王初桐的诗文，“尚书池北营书库，数十年间付香冥。”[7]120便是王士祯逝后家族的寥落状况。

一般来讲，望族子孙浪费挥霍分为两种：其一，大肆享受，挥霍家产；其二安享富贵，满足于先辈的荫职，无意仕途，不思进取，导致家族的政治影响力逐年下降。新城王氏家族，“新城王君祖彭，父官于南所生也。……及长，挥金如土，荡其家。”[7]154由上述原因可见，后世子孙的不善经营是家族衰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三、王氏家族发展之借鉴

(一)适应环境，稳抓机遇

琅琊公王贵在元末白马军乱之时，度不能抗，乃避居新城东南隅之曹村(今山东张店)，为赵氏作佣，后经几世经营，终于三世祖颍川公王麟时“文脉肇始”，官颍川王府教授。自四世王重光时，其凭借“平蛮督木”立功，而得朝廷追叙前烈，嘉靖帝曾赐“忠勤可悯”四字以示嘉奖，其被后世尊为“忠勤公”。自此，新城王氏握到了通往仕途的钥匙，家族得以繁兴。其家族达到鼎盛则是到第六代王象乾时，自颍川以下，以太师公象乾贵，俱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其辖制播州时，用武力平复苗民起义，得以升任兵部尚书，后又因明北疆多事，以80余岁高龄戍守边疆，其智勇双全，威震九边，封赐太子太保。

后于更朝换代之际，战火纷飞，王氏遭遇屠门厄运，受到沉重打击，但仅仅几十年后，到第八代子孙之时又重振旗鼓，重燃“为国效力，泽延后嗣”的信念，凭借深厚家学，很快得与清廷合作。仅顺、康两朝，王家就有进士10人(武进士4人)。特别是王士禄、王士祜、王士祯兄弟三人科场折桂，成就王氏一门“三进士”之佳话，一时传为盛事，从而使王家终于度过明清王朝更迭，于废墟之上重振往日的家族风流。钱谦益曾称“新城王氏门第，大振于烟硝火尽之余。”[12]189

其家族发展历程告知后人“居安思危”之要，处顺境要顺时而动，抓住时期，稳步向前；处逆境之时要逆流而上，创造机遇，重振家风。

(二)动静相宜，养生至寿

王氏家族之中不乏高寿之人，究其原因，不外乎“动心忍性”、“动中取静，静中有动”。渔洋高祖王象晋颇安养生之道，其著名《摄生·炳烛编》总结了养生部分技巧，将“心”作为出发点，用知识涵养内心，养成静心之功，由内及外，进而达到高寿之目的。

王氏家族之中的女性高寿者亦不少，出于门当户对的考虑，王氏主母多出济南府、青州府等书香门第，多受家庭书教传统影响较深，耳濡目染中也形成自身见解。她们知书达理，内心宽容，正所谓“能容难容之事”。其中不少礼佛之人，能淡化欲望、平心静气，淡看花开花落，笑看云卷云舒。若生活于现今纷杂尘世中人能解读一二，便可放下内心纠结，心思清雅、心自淡然，长寿亦不远矣！

(三)修身养德，注重教育

1.“破旧立新”，打破传统教育模式

新城王氏凭借严苛科举教育及有素训练，得以保障家族世代科甲显宦辈出。但在其走向鼎盛之后，就转变了其教育模式，教育重心转到文学、艺术等方面。其家族教育这种顺时势之嬗变是有别于一般家族对科举的功利性重视即执着于应试科举之模式。王氏家族较好的处理了诗文与帖括之矛盾。由于帖括内容呆板，要求严格，而得诸多家族禁止子弟在科举成功之前涉猎诗赋。但王氏对子弟为诗作赋、琴棋书画等文学、艺术修养给与足够重视，成为了必要科考训练外的重心，从而渐趋形成了新城王氏独具代表性的家族文化，此文化影响下的杰出人物有六世王象春、王象明、王象艮以及宗盟清初诗坛近半世纪的王士祯，他们工诗文，擅词赋，晨夕倡和，宛然成为了一个文学创作集团。

王氏子弟拥有一种淡泊、从容的文人气质，他们具备超越功利的文化视野及远见卓识，这使得其能够做到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公务繁多，却可诗文倍出。

2.家风家训世代传承

新城王氏素以“家法恭谨”著称，王重光订立家族第一条家训，后经王氏子孙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内容完备且独具特色的族规家训体系。其中包括世代沿袭的习惯法，又有专门的成文家训，还有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族约家规。

从道德、行为、交友、言论方面对子弟提出要求及期望。之后，不论用何形式，格言、诗文抑或楹联等均是对后辈进行规劝或提出希冀的一种方式。王氏族人秉承宗祖训诫，皆恪守家训，传承家风，将家庙影壁上刻的“道义”家训融于骨血之中。

“读书”二字，王氏族人将其融入到自身日常生活中，自三世祖王麟时便称其“于书无所不读”，第四世、五世均有进士及第者便可想见此辈之中不乏才识过人者，至于第六世王象晋时更甚，将读书作为事业来对待。喜读书，重道义之人因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做到修身立德，因而自然会赢得良好声誉，具备强大影响。

3.廉洁自律，奉为准则

新城王氏之子孙读书意在修身做人、立德立行，为官之时能廉洁奉公，尽臣子之责。子孙读书能够抛弃名利之心、一己私欲，在熟读四书五经决胜科举之时，亦能通过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来修养身心、培养情性，使得家族子弟具备科举折桂之能力的同时还培养了一身名士风度。可见当人们真正放下功利之心去做事时，其家族之兴旺与自身之功名也自然水到渠成。再看古代那些一味追逐名利之徒，其日益偏离正途因而不得长盛。

讲究道义传家，以良好的家风为人、处事，以优良道德传承家族事业，自祖辈开始，王氏就强调为官要清正廉洁，新城王氏家族所出高官无数，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政声良好。全道公启汸将赴唐山任县令时,其父士祯放心不下,专为其书《手镜录》,告诫其要清廉、谨慎、勤勉,反复叮咛恪守勿替。《手镜录》中写道：“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清慎勤’三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畿辅之地，果为好官，声誉易起。如不努力作好官，亦易滋谤。勉之，勉之！”[1]236

总之，于清朝而言，新城王氏家族是兴起于明代中叶的遗民贵族；对现今来讲，新城王氏家族是明清两代山东名门望族。它的兴起、发展、极盛、渐衰、再盛直至衰败的发展史印证了“盛极而衰”的哲学命题，同时，以上对于王氏家族盛衰原因的探析也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家族盛衰发展的画轴，较为清晰明了的介绍了一个家族的命运走向。以此为研究对象并总结了此家族发展中形成的有益经验，以期为当今社会家族(家庭)发展提供一二借鉴，对新时代家族(家庭)建设有所裨益。

[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黄景进.王渔洋诗沦之研究[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6]刘国斌，刘锦堂等.民国四续掖县志[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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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邢侗.来禽馆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9]钦定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0] 袁世硕.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1] 民国重修新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版)[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2]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学术编辑黄彦震]

[责任编辑李兆平]

The Wang Family of Xincheng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Jin-dan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The Wang family of Shandong Xincheng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by the end of a family of unknown civilian development tide for the pomp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istocratic families，however，it showed decline trend after 300 years.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four aspects to explore the family prosperity on politics，economy，marriage and education. Then via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spects to explore its decline slightly. From the explore we can find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Wang family of Shandong Xincheng；prosperity and decline；reference

2015-11-16;

2015-12-16

张金丹，女，山东淄博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

■历史·民族研究

K249

A

2095-770X(2016)09-0061-05